我刚回到家里，房间里就挤满了人。丈夫们一般不到出了事的人家去，但他们派夫人前往，和男人相比，女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毕竟小一些。即便是在一九三七年，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丈夫而受苦的，而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因此，男人们比女士更为小心谨慎便毫不奇怪了。而且，“家庭守护女神”的“爱国主义”也胜过那些谨小慎微的男人……我非常理解丈夫们为何没来，但我却没料到竟来了如此之多的女性，对于被流放的人，大家通常是避之不及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甚至感叹了一声：“多少美人啊！”
我往篮子里装东西，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曾提及这些篮子，说它们如何在“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里激怒了一位听差。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在装东西，而是胡乱地往篮子里扔随手抓到的一切：饭锅，床单，书籍……奥·曼把但丁的一本书带进监狱，却要不回来了，他们对他说，带进囚室的书不允许再带出来，他们要将书交给“里面”的图书馆。我无法确知那本书会在何种情况下成为永久的囚徒，于是便带上另一个版本的但丁。应该考虑周全，别忘记任何东西，要知道，搬家，而且是流放定居，与提着两个手提箱的正常出门可完全不同。我深知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生都在搬家，带着自己可怜的财产从一个地方流浪至另一个地方。
我母亲把她在基辅出售家具得来的钱全都给了我。但这笔钱并不多，一把零钱。女士们跑向四面八方，为我们筹集盘缠。这些相送发生在我们的体制存在的第十七个年头。十七年的精心教育仍于事无补。为我们筹钱的人和那些给钱的人，其举动均违反了我们这里业已形成的关系法则，并未按照规定对待那些遭到当局惩罚的人。在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人们藏进自己的洞穴，隐蔽自己的情感，但这些情感却根深蒂固，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无法彻底铲除它们。即便在一代人身上铲除了这些情感，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铲除了，可它们仍旧会在下一代人身上显现出来。我们多次目睹这样的现象。善的概念看来的确是人所固有的，人性法则的摧毁者们或迟或早会意识到这一点，或是在他们的子孙身上看到这一点……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见布尔加科夫，她回来后，深为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夫的妻子。的举止所感动，听说我们被流放的消息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哭了起来，把她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西玛·纳尔布特“土地和工厂”出版社总编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1888—1944）的妻子。去找巴别尔，却没再回来……可是其他人却不断带着收获归来，结果筹到一大笔钱，我们靠这笔钱前往切尔登，然后又到了沃罗涅日，并继续生活了两个多月。前往各地的车票我们的确几乎不用花钱买，我们只需支付返程的费用，这便是流放旅程的方便之处……在车厢里，奥·曼很快发现我有钱，便问是哪里来的。我作了解释。他笑起来，说这可是一种笨拙的筹钱上路方式。要知道，他终生渴望旅行，却由于缺钱而无法成行。筹到的这些款子在当时来说是笔大钱。我们从不富裕，但在战前，我们的圈子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吹嘘自己相对富裕。大家全都过得紧巴巴的。某些同路人作家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些宽裕了，但这种宽裕实际上是虚幻的，只是在与其他那些入不敷出的居民相比较时才能感觉出来……
天快黑的时候，德里加奇和季诺奇卡来了。我朝德里加奇借钱。他出去找钱，把季诺奇卡留在我们家。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德里加奇，他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想从他那里得到钱，我只是想验证一下他是否会溜走。我们始终怀疑他是“副官”。在获悉我与奥·曼见了面之后，这位“副官”应该会销声匿迹，因为他害怕我搞清他所扮演的角色。事情果然如此。但是，他的销声匿迹尚不能充分证明他有罪，要知道，他也可能只是感到害怕……这一点不能被排除。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和奥·曼的兄弟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我的兄弟任尼亚·哈津一起送我去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按照与那位侦查员的约定，我先去了卢比扬卡大楼的一个门洞，这天早晨我就是从这个门洞进去探监的。门卫让我进门，一分钟之后，那位侦查员提着奥·曼的小箱子走下楼来。“您决定出发了？”“是的……”道别时，我机械地向他伸过手去，却完全忘了我这是在与什么人打交道。要知道，我得重复一遍，我们不是民意党人，不是地下工作者，也不是政治人士。我们扮演起我们难以胜任的这种角色纯属意外，因此我差点儿违背了高贵的传统，竟向秘密警察的成员伸出手去。但是，那位侦查员却帮了我的忙，使我没有真正违反规则，结果手没握成，对于我这样的人，也就是潜在的被审查对象，赫里斯托夫罗维奇是不会递过手来的。我上了很好的一课，传授充满革命传统的政治自觉性的第一课，这就是，永远别和宪兵握手。让我深感羞愧的是，那位侦查员不得不提醒我，我是什么人，而他又是什么人。打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淡忘这一点。
我们走进候车大厅。我打算去售票窗口买票，可一位个子不高、身穿肥大西服的金发男子拦住我，我认出他就是那位搜查箱子、把手稿扔得满地都是的特工。他递给我一张车票，没向我要钱。几位搬运工拿起行李，但他们不是我们起先雇用的那几位，而是几个新面孔。很快就有人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用操心，所有东西都会直接送进车厢。我发现，我先前雇用的那几位搬运工甚至没过来向我讨要小费，就销声匿迹了……
我们要等上很久，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只好先走，因为她乘坐的那趟开往列宁格勒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终于，那位金发男子再度出现，一身轻松、没有任何旅途烦恼的我们走上站台。列车滑进车站，奥·曼的脸在一个车窗里一闪而过。我出示了车票，列车员让我前往最末一节车厢。送行的人，也就是我们的两位兄弟，不让进车厢。
奥·曼已经坐在车厢里，他身边有三位士兵。我们俩，再加上几位押送人员，占据了六张卧铺，其中包括两张纵向卧铺苏联时期的硬卧车厢除横向排列的卧铺外，过道另一侧还有一排纵向排列的卧铺，这六张卧铺的排列，恰好对中间的两张卧铺构成一个包围圈。。我们这次出行的安排者，那位时而穿军装、时而着便服的金发男子，把这一切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他似乎是在展示苏维埃版《一千零一夜》中的奇迹。
奥·曼的脑袋抵着车窗。“真是奇迹啊！”他说道，然后又贴在窗玻璃上。站台上站着两位兄弟：任尼亚和舒拉舒拉是亚历山大的爱称。。奥·曼试图打开车窗，但一位押送人员制止了他：“不允许。”金发男子再次现身，看看一切是否都正常。给女列车员下达的最后一道规定是：车厢过道的门要全程紧锁，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打开，这一端的卫生间不能供其他旅客使用。中途停站时只允许一名押送员下车，其他两名押送员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车厢里。一句话：“一切都要遵守规定。”说了句“一路平安”，金发男子就离开了，可是我发现他一直站在站台上，直到列车开动。这大约也是规定的要求。
车厢渐渐地装满了人。最后一个间隔断处站着一名士兵，他赶走那些挤过来的旅客，这些旅客是来寻找空座的，因为硬座车厢已无处插脚。奥·曼一直坐在窗边。渴望交流的人分别置身车窗内外，可车窗玻璃却阻隔了声音，听不见彼此的话，手势所表达的意思又含混不清。在我们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座屏障。这屏障尚且是玻璃的，尚且透明，却已密不透风。列车向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