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厢里，我没能立即发现奥·曼身上发生的变化。他看到我时很高兴，把我的出现当作一个奇迹。这也的确是个奇迹。奥·曼说，他一直以为会被枪毙：“要知道，我们那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些人的起因更不起眼……”他的话似乎完全合理。我们从不怀疑，如果他们找到那首诗，肯定会杀他。在我数月后离开沃罗涅日顺道去看维纳威尔时，也应他的要求背诵了那首写斯大林的诗，当时，维纳威尔这位消息非常灵通、经验十分丰富的人，这位心里揣着无数事实和秘密的人，曾对我说：“您还想怎么样？他们对他非常仁慈了，在我们这里枪毙人是不需要比这更充分的理由的……”他当时就提醒我，要我们别再奢望最高层的仁慈：“风头一过，他们就会扔下仁慈的……”“会这样吗？”我问道，我的天真让维纳威尔感到惊讶：“那还用说！……”他还建议：“别引人关注，他们或许会忘掉此事……”这个建议，也就是要比水更静，比草更低，我们未能记取。奥·曼是个喧闹之人，他继续喧闹，直到他的死亡。
奥·曼在车厢里告诉我，三年流放的仁慈决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镇压行动将在更合适的时刻进行，这些话与我后来在维纳威尔处听到的一模一样。我对这个观点并无丝毫惊讶，因为我们在一九三四年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奥·曼断言，他最终无论如何也难逃厄运，他说得完全正确，对处境的清醒评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他小声地对我说：“别相信他们！”我只点了点头。这还用说！有谁会相信他们呢！
奥·曼在内部监狱患上了外伤性精神病，他要我“别相信他们”，这正是他的病症之表现。可是一开始，我倒没觉得奥·曼不正常，反而觉得那位年纪最大的押送员是疯子，当他把我叫到一旁，鼓着两只善良的山羊眼说道：“你别担心他！你告诉他，我们这里不会因为一支歌儿枪毙人的……”他叫奥西卡，与奥·曼和奥·曼那首诗的嘲讽对象同名。奥西卡是奥西普的爱称，而奥西普又是约瑟夫的别称，斯大林的名字为约瑟夫。
民间把诗称作歌儿，奥西卡是从我和奥·曼的谈话中猜到了与诗有关的事情。在他看来，我们这里只枪毙间谍、破坏分子和反动分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奥西卡说，就自身难保了，因为在那里，你要是写了一首不太合适的小诗，就会立马被送进另一个世界……
当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均相信那些硬塞给我们的东西，年轻人尤其相信，如那些大学生、押送员、作家和士兵……“这是最公正的选举，”一位复员军人在一九三七年对我说，“他们推荐给我们，由我们来选举……”作为作家的奥·曼也上过当，他曾信赖过头：“他们起初这样选举，等人们逐渐学会后，就会有正常的选举了。”他在离开投票站时这样说道，他曾为这一新举措而惊讶，不过，这却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选举。就连我们，我们这些经验足够丰富的人，也无法对所有的变化作出透彻的评价，那么，还能指望士兵、学生等年轻人有怎样的清醒呢？……在战前的加里宁，那位常送奶给我的女邻居有一次曾叹息道：“我们总还能得到一点鲱鱼、糖或是煤油……可是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办呢？在那里就只好等死了！”大学生们至今仍相信，全民教育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那边”的人民置身于文盲和愚昧状态……在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女儿拉里萨家的饭桌上，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即在诸如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他们是否会拒绝给复员的伤残飞行员上户口。这样的事情刚刚在塔什干发生（一九五九年），拉里萨强调，必须给一位飞行员，尤其是试飞员上户口。我试图解释，“那边”根本用不着上什么户口，可是谁也不信我的话，他们认为，“那边”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因此，户口问题肯定也会严重得多……再说，谁能没有户口过日子呢？立马就会被抓走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的导师们，甚至连导师们也糊里糊涂地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了，那么，年长的押送员奥西卡也表示相信，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我带了一本普希金的诗集上路。奥西卡十分迷恋茨冈老人的故事，他一路上都在给他那两位无动于衷的战友朗读这段故事。应指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奥·曼后来把他们三个称作“一群普希金学家”，“白牙诗句的年轻爱好者”，他们身着军大衣、带着手枪在“识字”……见曼德施塔姆写于1935年的《五个脑袋的一天》一诗。“瞧，罗马皇帝是怎么欺负老年人的，”奥西卡对两位战友说，“因为几首歌儿就把他流放了……”在《茨冈人》中，普希金曾借诗中的“老人”之口提及“从前有个南方人被皇帝/流放到我们这个地方”，“南方人”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对北方的描写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北方的流放自然万分艰辛，因此，奥西卡决定来安慰我一番：我们的流放可不像那位罗马流放者那么艰辛。在护送我去洗手间（根据规定！）时，奥西卡居然小声地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切尔登，那里气候不错，我们要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第一次换车。当我告诉他侦查员已向我们说明了流放地点，奥西卡十分惊讶，因为他被禁止透露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他们命令他保密路线。一般来说，此类事情只有押送队才清楚……奥西卡喜欢上了我们，因此才违反规定，透露了目的地……可居然是白费力气，因为我已提前知道了。但我还是安慰了一下这位年长的押送员，如果没听到他这些能佐证侦查员通报的朴实话语，我肯定会胡思乱想的，因为他们把一切都弄成了秘密。
这还不是奥西卡表现出的唯一厚待。在多次换乘时，他都命令另外两位押送员替我们拿行李，在我们乘上开往索利卡姆斯克的轮船时，他小声地建议我付钱换一间舱房：“让你那位歇一歇吧……”他不让另两位押送员进我们的舱房，他们就坐在甲板上闲聊。我问奥西卡为何违反规定，他只是摆了摆手。他之前一直在押解刑事犯和“反动分子”，对那些人自然要百般警惕。“你那位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不用死盯着！”但是，无论我如何坚持招待几位押送员，他们都对我递上的食物碰也不碰，因为规定不允许。只是在将奥·曼移交给切尔登的军事长官后，三位押送员才开口说道：“现在我们自由了，你招待招待我们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曾遇到另外两位奥西卡这一行的人。其中一位老是咬牙切齿的，他断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提防……他一直在幻想复员，天天念叨此事，听说他终于获得自由，我也感到很高兴。“甚至连国营农场都像是天堂。”他在我们见面时说道……另一位是个脑门狭窄、像只野兽的人，他有一次让犯人逃脱，因而丢掉了工作，他显然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机会。此后一连数年，无论是在清醒时分还是醉酒状态，他都一遍又一遍咒骂那个毁了他前程的“反革命”、“德国人”、“反动分子”、“法西斯”和“敌人”。他靠一个幻想生活，即遇见并绞死那个恶棍。他心怀怨恨，不满苏维埃当局：他们干吗要善待这些罪犯呢？不用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而应该枪毙，他边说边用指头打了一个榧子。
如果押解犯人曼德施塔姆的任务不是交给奥西卡，而是交给了这个人，我们可就要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