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自然与当时东西方之间依然持续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大背景不无关系；这部回忆录“回归”俄国后至今长盛不衰，亦与人们对曼德施塔姆乃至白银时代俄国诗歌和文化的强烈兴趣有所关联。但是，这部回忆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持久阅读的首要原因无疑仍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同时也在于其风格和表达方式。布罗茨基写道：“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六十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也就是说，写作回忆录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是“白手起家”的，其回忆录实际上是她的“文学处女作”。然而，这部“处女作”却如此地出手不凡，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杰作，布罗茨基将个中原因解释为两位大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对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影响，是伟大的俄国诗歌传统将她“踹进了”散文：“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与曼德施塔姆的相濡以沫，与阿赫马托娃的终生友谊，当然会加深她对诗歌的理解，丰富她的文学修养，但曼德施塔姆夫人能写出这样一部文学杰作，更重要的前提恐怕仍在于她个人的艺术禀赋，在于她对生活遭际的记忆和思索。作为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曼德施塔姆夫人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在画室获得的艺术教育），而且也像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对文学艺术怀有深刻的“眷念”；作为二十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者和体验者，她在长达数十年的逃亡和独处中所获得的感受和思索，以及此类感受之独特和此类思索之深刻，或许是其他人所无法想象的。此外，她精通数种欧洲语言，有着数十年的外语教学经验，这无疑也会强化她对语言的感受和使用能力；她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为数甚多的翻译工作，或许也锤炼了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她手不释卷（据说书和香烟、咖啡一同构成了她的三大“依赖”），巨大的阅读量让她很早就体会到了写作的真谛；她在莫斯科的家后来成为一个地下文化中心，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她既表达又倾听，更易对她那一代人的思想情感进行概括和总结。所有这一切都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写作一部出色的回忆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德施塔姆夫人反过来也为我们提供出了一部具有很高阅读价值的真正的文学作品。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由八十四个章节构成（英译本只有八十三章，略去了其中的《双重枝桠》，因为英译者认为“它对一位无法用俄文阅读曼德施塔姆诗作的读者无甚意义”），各章节没有编号（英译本加有序列号），每个章节似乎都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散文或特写，但它们之间又不乏承接和呼应关系。此书主要回忆曼德施塔姆夫妇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的生活，但其间也穿插有关于曼德施塔姆早年生活和作者其后境遇的某些叙述。全书大致由这样几个大的段落构成，即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第1—9节）、切尔登流放（第10—22节）、沃罗涅日流放（第23—45节）、结束流放（第46—59节）、被逐出莫斯科（第60—76节）和曼德施塔姆再度被捕和死亡（第77—84节），各个大的段落大致由十个左右的章节构成，只有沃罗涅日流放时期和被逐出莫斯科后的流浪时期获得较多篇幅。各大段落中的不同章节或写事，或写人，或集中进行评述和思辨。这样的整体结构既收放自如，又浑然一体。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分析契诃夫和别雷的小说特征时曾用到“音乐结构”这样一个概念；有人也曾注意到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和《第四篇散文》等自传性文字中的音乐结构因素。其实，用“音乐结构”来归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谋篇布局，或许也是恰如其分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另一个突出结构特征即夹叙夹议，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的文字几乎与她叙事写人的篇幅一样地大。与大多为叙事和转述的《帕纳耶娃回忆录》做一比较，《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政论”特征就越发醒目了。或许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英译本的序者才断言“此书大体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又不止于此”；而她的俄文版回忆录序者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写道：“这几本书的体裁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文学政论。”总之，丰富独特的叙事内容与音乐的结构和政论的风格相互交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书成了一部“不止于”回忆录的文学作品，一部富有史诗韵味的特殊时代的编年史。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感性和理性相互结合的叙述基调。这是一篇满含血泪的控诉和声讨，但我们却听不到作者的哭泣和哀怨，而只能感觉到作者的坚韧和坚强；这部作品中既有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一般的细腻和繁复，也有近乎托尔斯泰的檄文《我不能沉默》那样的愤怒和力量。作为一部女性回忆录，这部作品也充满女性的体验和感受，细腻而又深刻。但与此同时，作为女性的作者却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她透过其所处时代的种种表象，试图深入地剖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显示出了极高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思维判断能力，这从她设置的一些章节的题目便可感觉出一二，比如她在曼德施塔姆被捕后的那段“晨思”，她对所谓“社会舆论”的分析，她仿效赫尔岑再次提出的“谁之罪”问题，她对所谓“价值重估”的“重估”，她对“社会结构”的透视，她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思考等等。在此书的《别杀人》一节中，她也曾以“一个理性的女性”自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