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曼有过一个长久的沉默期。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他有六年多没有写诗（仅写有一些散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赫马托娃身上，她也沉默了一段时间，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即帕斯捷尔纳克。的沉默期则长达十余年。“空气中好像有点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说，空气中的确有点什么，大约就是普遍休眠的开始，我们直到如今也未步出这种休眠状态……
三位不懈写作的诗人均突然出现暂时的失声，这能被视为偶然事件吗？这三位诗人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实质，为了发出声音，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首先要确定自己在我们眼前形成的这个世界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命运来表明，一个人究竟能在这样的世界中占据何种位置。
奥·曼在他们三人中最早开始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自我确立过程进行得最为激烈：与时代的关系成为他生活和诗歌的主要推动力，而就其性格而言（“他没有线性的习性”），奥·曼却难以捋顺这些关系，他反而会使一切矛盾激化，让每个问题都变得十分尖锐。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停止写诗。当时的空气中究竟弥漫着什么，竟能让奥·曼喘不过气来，沉默不语？奥·曼此时得了心脏病和严重的哮喘病。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老是说，奥·曼的哮喘不是身体疾病，而是“阶级病”。该病在二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发作时的环境可作为佐证。马尔夏克来我们家做客，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地给奥·曼解释什么是诗歌。这是官方的感伤路线。像往常一样，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译者按：即马尔夏克）讲得神情激昂，声音抑扬顿挫。他是一流的心灵捕获者，能捕获弱者和当权者。奥·曼并不争辩，他与马尔夏克之间没有可约性。但是他很快就忍不住了，因为他突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声响，这声响打断了马尔夏克平缓的论述，奥·曼于是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绞痛。
——作者1977年补注
如果根据外在特征来判断，我们所经历的不止一个时代，而是好几个时代。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这四十年可轻易地归入一个时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不仅不尽相同，而且相互矛盾，虽然我坚信，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另一个阶段的逻辑后果。最高层常常更替，甚至连活动家的面容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会突然发现，“脸黑的”销声匿迹，“脸白的”取而代之，但后者也会很快倒台。随着这些名字的更换，整个生活方式和管理风格也会发生变化。不过，仍有某种东西把所有这些阶段联结在一起。那些视“基础”即经济因素为历史推动力的人却在以他们的一切实践证明，历史就是思想的发展和体现。这一思想塑造出好几代人的意识，招募到许多拥护者，它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创造出国家和社会生活范式，大获全胜，然后便开始逐渐衰落，走向虚无。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曾当着我的面说（我们一九二一年前往梯弗里斯时曾去巴库探望他），他离开莫斯科躲到偏远的巴库，就因为“思想不再左右世界”，他对此深信不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这位二十世纪头十年间的导师和先知，如果他并未发现，在我们交谈的年代，思想已在我国国内乃至境外赢得巨大空间和大量民众，那么，他所言的“思想”指的又是哪一种狄奥尼索斯崇拜呢？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于1920—1924年在巴库大学执教，并在该校完成以狄奥尼索斯崇拜为题的学位论文。这一思想认为，存在一种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人们一旦掌握这一真理便可预见未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历史潮流，将理性成分引入历史进程。掌握真理者的权威便由此而来，即prioritasdignitatis。这是一种宗教，其信徒谦逊地将其称为“科学”，它能将那个享有权威的人提升到神的水准。这门宗教创建了自己的信仰象征和自己的道德，我们目睹了它的现实作用。在二十年代，有许多人回忆起基督教的得势，便预言这门新宗教也将拥有一个千年王国。一些最为诚实的人将这一类比继续推进，历数基督教会史上犯下的各种罪行，然后声称：宗教裁判所并未使基督教的实质产生变化呀……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新思想的优势，因为它许诺用人间的天堂取代天国的奖赏。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完全拒绝一切疑虑，绝对信赖这通过科学手段获得的真理。
“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将来的人不这么看呢？”我问阿维尔巴赫。我们谈论的是他的一个文学评价。他说：“据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从亚美尼亚回来后发表了一些很糟糕的诗……”我问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解释道：奥·曼缺乏阶级立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文化和普遍的艺术，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只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只存在阶级的价值。可他却毫不难堪地指出，他的阶级价值是永恒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永远延续下去，因此，阿维尔巴赫为其所服务的阶级所建立的价值便是永恒的。我居然会对他的评价产生怀疑，这令他大为惊讶，要知道，他掌握着唯一的科学方法，他的意见因而是毋庸置疑的，他作出的判断就是亘古不变的判决。我把这次碰面的情况讲给奥·曼听，所有这些真理我都是站在电车上听来的。奥·曼很欣赏阿维尔巴赫不加掩饰的庄严，阿维尔巴赫的确相信自己的真理，陶醉于其逻辑结构之独具的优雅。此事发生在一九三〇年，奥·曼当时已经能够欣赏阿维尔巴赫的智慧游戏。此时，奥·曼已重新获得内心自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伴有亏损和疑虑的二十年代已经结束，因此，奥·曼似乎已能以旁观者的态度倾听“麻绳语言”，并不把这些话当回事。
阿维尔巴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间最典型的人物。各行各业的新宗教信徒们全都这样思考、判断和言说。在他们的话语中能感觉到一种激情，他们喜欢教训人，喜欢让人大为震惊。他们立志打翻偶像，即那些旧的价值观念，时代站在他们一边，因此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多么的粗糙。
“为谁而战？”的呼号在二十年代初响起，但很快便销声匿迹。人民尚未缄默不语，而在静静地准备过好日子，知识分子在闲暇时分忙于价值重估，这是一个大众化投降的时期。实际上，给他们指路的正是革命前的那些造反者及其诸如阿维尔巴赫之类的继承者，不过，他们自然竭力避免其先驱的极端和粗陋。投降派运动的首领，是一些经历过战争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他们率领着一些更为年轻的人。就总体而言，在那些年代发挥主导作用的均为三四十岁上下的人。幸免于难的年长者默默退到一旁。每一次投降均以一个前提为基础，即“新”取代“旧”，紧紧抓住“旧东西”不放的人将一无所有。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关于进步的理论以及新宗教的历史决定论。投降主义者们质疑一切旧观念，原因仅在于它们是旧的，因此便是过时的。对于大量新信徒而言，再也不存在任何价值、真理和法律，除非它们有用，即如今所谓的阶级作用。基督教道德连同古老的“勿杀戮”训诫，被轻而易举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切皆虚假。自由？你们在哪里见到过自由？……什么样的自由都没有，也从未有过……艺术创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目的仅在于完成本阶级的订货，由此便得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作家应该心悦诚服、满怀理解地转向新的订购者……许多词汇不再被使用，如“名誉”、“良心”之类。当剥夺的处方业已公开，剥夺这些概念也就不那么困难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年代，每一个概念的使用都十分单纯，绝对抽象，丝毫不顾及其社会的、人类的和尘世的内涵。这种形式的概念更容易被抛弃，比如，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去证明世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绝对的出版自由，然后便宣布，与其继续使用可怜的自由主义者们聊以自慰的那些代用品，还不如勇敢大胆、心甘情愿地放弃一切争取自由的尝试。这些教条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不成熟的脑袋尚无力接受有机的概念和负面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