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会出本书的。”恰连茨恰连茨（1897—1937），诗人。听了奥·曼关于亚美尼亚的诗后这样说道。这是在梯弗里斯，在埃里温他没敢来看我们。听了恰连茨的话，奥·曼很开心：“谁知道呢，也许真的能出书……”几年后，我按奥·曼的要求给帕斯捷尔纳克带去一包奥·曼在沃罗涅日写的诗，帕斯捷尔纳克突然谈起了“成书的奇迹”……他说，他毕生仅一次遇见这种奇迹，即在他写作《生活是我的姐妹》的时候……我把这次谈话转告了奥·曼，我还问道：“也就是说，若干诗作还不足以构成一本书？”奥·曼只是笑了笑。
一些孤立发生的事情之运动，也像一首诗中的诗行排列一样具有严谨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规律性的外在特征却不够清晰。如果是指某种统一的外在形式，比如长诗，则人人自明，而众多抒情诗作的内在递进关系就不那么显眼了。此外，奥·曼曾言及诗人的几何嗅觉（《谈论但丁》），他指的也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书”的抒情诗作。
或许，所有诗人的成书过程并不一致。有些诗人依据年代前后编辑相关作品，另一些诗人则将诗作分组，如安年斯基安年斯基（1856—1909），诗人。的三叶草式编排，或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做法，即在一本书中划分出若干部分，分别收入写于同一时期但年代不同的诗作。奥·曼属于第一类诗人，因为他的诗作是一组一组写成的，它们如潮水般涌来，直到诗兴消退。在重建编年之后，他便能获得一本书的整体结构。《忧伤集》不是他自己编的，因此并未遵循这一共同原则。
重建编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更遑论在许多写作日期已不明了的如今。即便在曼德施塔姆在世时，当所有的写作年代都历历在目，困难也依然存在。问题在于，有些日期本身就不准确，因为它们标明的是记录此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开始和结束。我认为，一般而言，只有在一种十分冷静的写诗过程中才能确定一首诗的开端，难道奥·曼能事先知道他将写出什么东西来吗？当他开始谛听蜜蜂的嗡嗡声，他能知道他的嘟囔将变成什么样的诗句吗？第二个难处在于：如何确定那对每一首诗而言都十分关键的开始或结束呢？更为要紧的是，诗人在创作时所面对的往往不止一首诗，而是同时在写好几首诗。
在奥·曼生前，许多诗作的排序都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比如，对于该如何排列“狼组诗”和《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中间部分的诗作，奥·曼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未能完成这件事情。不过，为出版所做的基本工作在他生前已经完成，也就是将诗稿划分成三个“笔记本”。人们常常问我，这些“笔记本”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这一名称的起源完全是家常的。写于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间的诗是在沃罗涅日抄录下来的，要知道，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间的诗作在搜查时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为了记录这些诗，我们找来一些普通的学生笔记本，我们一直没有体面的书写用纸，就连找这些笔记本也费了一番周折。开头记下的，便是如今构成《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的那些诗作。然后，我们通过回忆又记下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间的诗，即《新诗集》。奥·曼自己划定了作为《新诗集》组成部分的两个笔记本的起止时间。“笔记本”，这显然是一本书的一个部分。
一九三六年秋天，当诗作又攒起一些，奥·曼让我再去找一本笔记本，虽然两个旧笔记本上还有些空白地方。这便是《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在《第二册》和《第三册》间几乎没有任何时间间隔，但《第三册》却表明，某种新东西开始出现。《第三册》中的诗并非那已消耗殆尽的前一浪潮诗兴之持续。如果存在某些精确的诗歌分析方法，那么便能够证明，每一个笔记本都在消耗某一特定的素材，都在结束某一波完整的诗兴。而且，就是普通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在我们的理解中，“书”这个字眼是与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书需要一定的规模，要有可供出版的一定的诗行数。“笔记本”则无任何规矩可言，不需要用任何数学尺度来丈量它。“笔记本”的开始和终结仅由一个因素决定，即诗兴之统一，统一的诗兴造就了这些相互关联的诗作。“笔记本”，这其实就是恰连茨、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所理解的“书”，它不去迎合出版社的各种要求，诸如一定的规模、结构，有时甚至是人为的结构。但是，“笔记本”一词的出现则纯属偶然，它源于我们永远的纸张短缺。这个名称一方面过于具体，让人难堪，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联想，即舒曼的《乐谱笔记本》。这不过是一个家常的、手稿的传统，可它却在我们这个“前古腾堡时代”获得了巨大意义。
奥·曼年轻时曾将“书”等同于“阶段”。他在一九一九年认为他只能写出一本诗集来，可之后他却发现，在《石头集》和后来被称为《忧伤集》的那些诗作间存有某种分界。顺便提一句，《忧伤集》这个题目是库兹明库兹明（1875—1936），诗人。在曼德施塔姆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加上去的。《忧伤集》中有一个偶然的部分，即一组混乱的手稿，那是出版者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往境外的。《忧伤集》出版于柏林。《第二本书》被书刊检查机构所歪曲，其书名的来历，即奥·曼意识到了他只能写出一本集子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并未立即感觉到，革命前的《石头集》是如何结束的，而关于战争、预感和革命现实的新诗集又是如何开始的。《新诗集》，这是有意识的背弃之书，而《沃罗涅日笔记本》则是流放和死亡之书。在我于沃罗涅日抄录的每首诗的下方，奥·曼都要注明日期，并标上一个字母В地名沃罗涅日的第一个字母。。“干吗要这样？”我问。“就这样……让人们……”奥·曼回答。他似乎在给所有这些诗页盖上印记，可它们却很少留存下来，因为前方就是一九三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