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曼年轻时总是言辞谨慎，之后才变得轻率起来。一九一九年，当时还很年轻的他有一次曾对我说，完全没必要拥有很多书，一生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才是最优秀的读者。“这本书就是《圣经》？”我问道。“也许。”他回答。我想到那些美髯飘逸的东方老者，他们终生只读他们的《可兰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或许是终生只读一本书的古代部落的唯一代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我这位兴高采烈的伴侣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当然不是这样的读者，”他承认，“不过……”
奥·曼没有成为一位理想的读者，爱好专一的人在二十世纪很少见，但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并非偶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每个见解均与他们对万物总的理解密切相关。这是一些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人，诗人极有可能就属于这类人，差异仅在于他们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莫非正是这一素质在促使他们进行自我表露？这一素质莫非正是衡量真假诗人的标尺？要知道，有许多人的诗写得并不比诗人们差，但他们的诗里总是缺少点什么，这一点大家马上就能看出来，但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却无法解释清楚。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时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显而易见，这不可避免。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谨小慎微，以免惹得那些非读者发疯，他也一直在谨小慎微地、有意识地侍奉每一位交谈者，可是在他临终时，他到底也未能逃脱诗人的共同命运。也许，诗人之所以会激起这种愤怒，是因为他们感觉真理在握，敢于实话实说，“我们实话实说，这不仅是孩子们的玩具手枪”语出曼德施塔姆为别雷写的悼亡诗。，这种诚实态度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之结果……要知道，每一位诗人都是“意义的振荡器”，也就是说，他不会使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惯用的判断公式，而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抽取思想。已经习惯体面的通用公式的那些人自然会动气，当他们面对一个新思想，一个原始的、尚未加工的、边角粗糙的思想……奥·曼曾谈到诗歌的原始天性，谈到诗歌更像是原料，甚至超过活生生的口语，他所指的是否正是这层意思呢？害怕这种原料的人会说：“他哪里比我们好呢？”要么就是：“他怨气太大，十分可疑，自以为是，老是在争论，要教导所有人……”就是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开始了对诗人的迫害，受害者有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成为国家诗人之前的马雅可夫斯基。甚至针对已经死去的古米廖夫，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一直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他们都离不开这些套话，但风气一变，这些重复既定公式的人马上就会忘记他们一个星期前说过的话，因为他们会用新公式取代旧公式。只是不应忘记，除了非读者外，在诗人身边还始终簇拥着朋友知音。不知为何，最后占上风的总是这些人。
谈到“只读一本书的读者”，奥·曼指的是他所敌视的一种能力，即无动于衷地吞食各种互不相关的东西，亦指那种弱化的选择感觉，他称之为“忍让一切”，“那本应成为语文学之母的东西，本应成为全部的血液、全部的难耐的东西，却成了掺了水的血，成了忍让一切……”语出《第四篇散文》。
他对此还有一个说法，即“吞食一切”。奥·曼反对“吞食一切”的第一个雄辩，我也是一九一九年在基辅听到的，当时，奥·曼对勃留索夫有所指责，因为后者在诗中将历史的各个时代比作一串彩色灯笼见勃留索夫的《灯笼》一诗。。奥·曼说，既然可以给出这样的比喻，那就说明勃留索夫对一切都无所谓，历史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欣赏对象。我不记得他当时准确的话了，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他后来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为此找到一个公式，即“各个世纪和各族人民”……奥·曼自己则知道，至少他希望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为“是”，什么是“不”。他的所有观点都关涉此一极端或另一极端，就这一意义而言他是一个独特的二元论者，就像将善和恶视为两大存在基础的古代学说。但是要知道，诗人无法无动于衷地面对善和恶，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存在即合理。
奥·曼敏锐的选择感觉和选择能力也体现于他的阅读。在写作《亚美尼亚旅行记》的“笔记本”上曾提及“阅读的恶魔”，这恶魔是从“作为毁灭者的文化”的深渊中钻出来的。人们在阅读时会进入一个虚幻世界，会努力记住读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会完全屈服于印刷文字。奥·曼却建议在阅读时不要记忆，不要提醒，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体验来检验每个单词，或是用自己那个能使人成为个性的基本思想来审视每个单词。要知道，自古以来，正是借助这种被动的、“记住的”阅读，那些通行的思想才得以传播，那些供大众使用的、磨得光光的现成真理才得以盛行。这样的阅读难以激发思想，会变成某种催眠术，尽管欲剥夺人的自由，如今也存在着一些更为有效的方式。
奥·曼将阅读称为“活动”，对于他来说这首先是一种选择活动。一些书他只是随便翻翻，另一些书他则读得津津有味，比如海明威和乔伊斯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某种真正的铸型式阅读，存在某些他不断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确定了他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或是确定了他的一生。这样一本能确定一段生活的新书之出现，就像是与一位注定会成为朋友的人之相遇。“我被友谊惊醒，就像被枪声惊醒”，这句话绝不仅仅是指他与库津的相遇，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他与德国诗人的相遇：“请告诉我，朋友们，/在哪座瓦尔哈拉宫瓦尔哈拉宫，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阵亡将士冥间神殿。里，/我们与你们一起砸核桃，/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自由，/你们给我埋下了什么样的路标……”奥·曼之前便熟悉这些诗人，如歌德、荷尔德林、默里克默里克（1804—1875），德国诗人、小说家。，以及浪漫派诗人。但仅有阅读，这还不构成“相遇”。
发生在亚美尼亚的相遇并非偶然。他早就期待前往这个国度，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谈到他前往那里的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这使得他先前沉睡的一种渴求变得更为强烈，其渴求对象被我此刻完全错误地称之为“自然哲学”，或更不正确地称之为“文化哲学”。这是对一个弱小国度的强烈好奇，这个国家作为基督教在东方的前哨阵地，许多世纪来一直在抵抗伊斯兰教的攻击。也许，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基督教意识的危机时，亚美尼亚却以其顽强引起奥·曼的关注……格鲁吉亚就未引得他如此关注，格鲁吉亚的生活要轻松得多。我们在埃里温旅馆的那个狭小房间里一下就堆满了许多关于亚美尼亚文化的书籍，如斯特尔日戈夫斯基斯特尔日戈夫斯基（1862—1941），奥地利艺术学家。的书、亚美尼亚编年史和摩西·霍伦斯基摩西·霍伦斯基（410—490），亚美尼亚中世纪历史学家，著有《亚美尼亚史》。的史著，还有许多介绍这个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的书。在关于亚美尼亚经济的所有著作中，奥·曼最看重肖邦伊万·肖邦（1798—1870），史学家。的《亚美尼亚财政经济概述》，作者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官员。奥·曼将肖邦对这个国家的强烈兴趣与如今无数“出差者”的无动于衷进行比较，我们在旅馆里常常碰见这些人，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喋喋不休。
在亚美尼亚之后，奥·曼的迷恋又转向歌德、赫尔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诗人、史学家。和其他德国诗人。与当时充满哲学和文学兴趣、总是带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味道的年轻生物学家库津的相遇，可以悄然发生于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可是小球最终却是在亚美尼亚落袋的。他俩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交谈起来，一起用很小的茶杯喝了几杯波斯茶，然后又回到我们住的旅馆继续交谈。令奥·曼感兴趣的似乎是库津对奥·曼正在思考的那些问题所持的崭新的生物学态度，以及那些永恒的铸型问题。奥·曼在认识库津之前很久就曾写道，对诗歌的研究只有在引入生物学方法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科学。非常有可能，这个表述体现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十分流行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即认为语言学与社会科学和生物学均有关联。不过，对诗歌研究的生物学方法的信赖却无果而终，只保留下对纯描述性的生物学著作以及自在的生命问题之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