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无论怎样试图克服，他身上仍有一种对“众人”的蔑视。这一点同样使他近似于象征派。这种态度莫非来自对象征派影响巨大的尼采？别尔嘉耶夫抱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市民世纪，这个世纪不利于强大个性的出现。”（页65）别尔嘉耶夫喜欢“让自己不受关注”，他“很反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和智力优越感”。读到这里，我想起普希金的话：“在世上最无关紧要的孩子中间，他或许是最无关紧要的。”魏列萨耶夫魏列萨耶夫（1867—1945），作家，普希金传记作者，著有《生活中的普希金》（1926）。之流的败类们对这些孩子的解读完全是错误的。要知道，这些孩子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与人们结为一体的最淳朴情感，他们与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血肉相连，只不过不如他人那么顺利而已……我认为，这种与人们结为一体、和他们一模一样的感觉，甚至还包括因所有人都十分顺利而生的某种嫉妒感，就是一位诗人不可或缺的标志。在年轻时所写的《论交谈者》一文中，奥·曼谈到文学和诗歌的区别：“文学家总是针对具体的听众，针对时代之活生生的代表……文学家的作品内容传至一位当代人，所依据的是水往低处流的物理法则。因此，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大众。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诗歌则是另一回事。诗人仅与潜在的交谈者产生关联。他并不一定要高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奥·曼真诚地觉得自己与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甚至还不如其他人：“我与大胡子农夫们一起行走，是个过路人……”象征派诗人的立场是教谕性的，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使命。他们站在民众的上方，他们渴求强大的个性，其原因正在于此。甚至连勃洛克都未能摆脱这种自我特殊的意识，当然，在他的这种意识中也掺杂着另一种对于诗人而言的自然感觉，即与大街、民众和人们的联系。对于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艺术家的别尔嘉耶夫而言，拥有优越感则很自然，但对贵族意识和强大个性的追求则是时代的产物。
奥·曼不喜欢对“市民”的攻击，也从未道出这样的攻击。他更像是很喜爱市民阶层，他并非偶然地将高声斥责市民的赫尔岑称作“老爷”。不过，尤其令他吃惊的还是我们当下对市民和市民阶层的抨击……“他们究竟想要市民们干什么呢？”他一次说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最稳定的阶层，一切都靠这个阶层来支撑。”实际上，这一阶层人士中令他敬而远之的，只有那些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及其当今的接班人。他无法忍受这些人的矫揉造作，那些人也同样无法忍受他……《亚美尼亚旅行记》中有一处像是对市民阶层的攻击，当奥·曼言及莫斯科河南岸区的邻居……但这并非一个具有稳定的生活风俗和习惯的市民阶层，而是一群因循守旧、愁眉不展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了新的奴隶。在这一方面，奥·曼与别尔嘉耶夫倒是走到了一起，别尔嘉耶夫也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一代人，他们敌视自由，爱上了权威和暴力”。（页64）但是，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民主世纪”的结果，此言不对。我们近几十年的整个历史都是极端反民主的，这一进程在我们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要知道，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的“领袖至上主义”病症，其实就是对民主体制的拒绝。别尔嘉耶夫远离此地，看不见在这里是如何践踏普通人的，看不到我们称之为“对人的国家政保局式的蔑视”这一现象的发展。要知道，领袖并非某一个人，每个手中稍稍有点权力的人都是领袖，每个侦查员和每个房管员……我们不明白，权力到底有多大的诱惑。比如说，谁能想要成为拿破仑呢？可问题在于，一个研究所所长所追求的完全不是往上爬，而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所长地位，并从中体味权力的快感。小的独裁者随处可见，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大地上挤满了这类人，不过他们毕竟开始消失，因为人们已经玩腻了这种游戏，这游戏已不再时尚。
别尔嘉耶夫和象征派一样，不承认“集团道德”和“种族因素”，因为它们与自由相对立。（页103）他这里的自由，近似于那种曾损害过革命前知识分子的肆意妄为。要知道，文化不仅是社会的上层，而且也是那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即生活不可或缺的传承性。“种族因素”往往让人难以忍受，具有某种僵死的形式，可它就整体而言却并不那么可怕，既然人的种族得以保全并依然存在。人类种族面临的威胁并非来自种族道德，而是源于其多变阶层的过度机敏。奥·曼将诗人称为“意义的振荡器”，但这并非一场反抗基础和继承性的暴动，而更像是对僵死形象的拒绝，对那种会歪曲意义的僵死句子的拒绝。这也是一种呼唤，呼唤诗人关注生活，关注活的现实，并一一记录事件，这都是对僵死的抗拒。他所言的“合乎礼仪的文化”，莫非就是这个意思？在艺术中，这显然就是对已经有过的、已经结束的东西之重复，可人们却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些重复，因为他们情愿离“意义的振荡器”远一些。
别尔嘉耶夫的主要问题就是自由，他终生都在为之而奋斗，可是这一问题对奥·曼而言却不存在。也许，与任何一位艺术家一样，奥·曼无法想象会存在某种失去内心自由的人；或许，他认为自由是每一个自在的人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社会领域，别尔嘉耶夫追求个性凌驾于社会（页135）；对于奥·曼来说，或许只存在社会中的个性这样一个问题，一如他为诗歌和诗人的社会地位所作的抗争。也就是说，他将社会当作一种客观现实和一种高级组织形式。
说来可笑，即便在一些小事上，比如对女性的态度，或更确切地说是与女性的关系方面，别尔嘉耶夫和奥·曼两人的差异亦如象征主义者和阿克梅主义者之不同。在象征派那里有诗歌中的“美妇人”，有女祭司，有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称之为“涂抹圣油的女士”。在我年轻时她们人数甚多，也非常自命不凡，因为她们意识到了她们的“服务”之崇高。她们搞出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来，比如叶夫盖尼娅·拉普别尔嘉耶夫的表妹，曾为别尔嘉耶夫的《自传》作注。为《自传》所作的注释，在那里，蛇长出指甲，女人生有蛇的面孔，男人则仿佛身披斗篷手持剑……所有这些女人都非同寻常，与她们的相处也同样非同寻常。到我们这儿，事情就简单一些了。
别尔嘉耶夫不知欢乐为何物。曼德施塔姆尽管不寻求幸福，可他还是将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称作欢乐和游戏：“仰仗基督教的神奇恩赐，我们两千年的文化全都是一种宽恕，即赋予世人以游戏和获得精神欢乐的自由，让世人去自由地模仿基督。”他还说：“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
我试图来谈一谈奥·曼对词的理解，可是我力不胜任。我只是认为，他知道什么是“词的内部形式”，他也知道作为符号的词和象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对古米廖夫那首关于词的著名诗作相当冷淡，但没有解释过其中原委。他对数的理解似乎也与古米廖夫不同。顺便说一句，奥·曼总是很关注一首诗有多少行和多少节，一部散文作品有多少章。“这难道很重要吗？”我感到吃惊。他很生气，在他看来，我的不解就是一种虚无态度或是无知，因为要知道，人们有着各自的神圣数字，比如三或是七，这并非偶然……数字也是文化，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沃罗涅日，奥·曼开始写作一些七行、九行、十行或十一行的诗。七行和九行的诗往往会作为一个完整单位被置入一首更长的诗作。他产生一种感觉，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你当然知道十四行诗有什么含义……这些七行诗和九行诗也应该有什么含义……它们一直在往外蹦……”不过这里并无数字神秘论，而更像是一种衡量和谐程度的可靠方法。
我就别尔嘉耶夫和奥·曼之对立所谈的所有这些话，均仅仅适用于别尔嘉耶夫与象征派共享的那些特征。但是，别尔嘉耶夫完全没有与象征派融为一体，只不过在他那里除了哲学思想外，还可以看到一些纯粹表达好恶、近乎时代之胎记的言论。显而易见，我们所有人都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虽说别尔嘉耶夫也像奥·曼一样常说他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可他毕竟还是与时代、与同时代人生活在一起的。不过，恰恰是他道出一句关于象征派的最重要论断，即对于象征派来说既不存在伦理问题也不存在社会问题。象征派拒绝这些问题，也正因为这一点，奥·曼才挺身而起，反对勃留索夫的“杂食性”，反对价值的模糊和偶然。除了那些趣味因素，别尔嘉耶夫就总体而言超越了象征派，但依然受到那些伟大诱惑者的影响。
遗憾的是，奥·曼没能买到别尔嘉耶夫的书，尽管他曾多方寻求。他没能阅读他这位同时代人的著作，我也不清楚他会如何看待别尔嘉耶夫的学说。不幸的是，被孤立的我们与各种思想均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