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在我们这里会因为诗歌而杀人”。不过要知道，也会因为诗歌之外的事情而杀人。有过多少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命案啊，“每一桩案件，无论其主角是艾尔米塔什的专家、历史学家还是词典编纂家，都是他们按部就班的毁灭行动，他们在毁灭人民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力量”。他们同样也是养育者，像农民一样，但要订正一下，他们是精神养育者！他们是同时代人和后代的精神养育者……后来出现的大饥荒，我们吃着有害的口粮，在饥饿中生长，直到今天，我们也难以摆脱我们持续的（以便不说是“无望的”）的愚昧。
“在库尔斯克，人们捕尽善唱的夜莺，幼小的夜莺便失去了模仿对象。人们把最好的歌唱大师全都关进笼子，由于人们的这一奇怪欲望，库尔斯克的夜莺歌手流派从此一蹶不振。”
“您的诗歌之父是谁？”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常常问道，她想弄清继承关系。“曼德施塔姆认为安年斯基是他的诗歌之父。您呢？……”
我张皇失措，认为自己没有诗歌之父。“我们没有家谱，”我曾这样形容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一场爆炸的产物。爆炸摧毁了一切旧关系。我们不会去搜集祖先的遗骸。”
显而易见，我们不源自苏尔科夫，甚至不源自阿谢耶夫，不是那种意义构成！直到很久之后，我们聚集在大切廖姆什金街交谈，当格尔方德说“打开窗帘，在桌上摆瓶酒”，我才意识到，我们像我们的父辈一样，都来自十九世纪和古希腊人（如果有来历的话）。在历史的传统中，我们与我们的父辈同龄，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如霍达谢维奇、赫列勃尼科夫和克留耶夫，当然也包括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作为同时代人而非先驱返回这个圈子的，还有勃洛克、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弗洛连斯基、罗扎诺夫、弗兰克、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当然还有安年斯基。不过，他们也近乎先驱，但真正的先驱始自费特、丘特切夫和涅克拉索夫。我们觉得十九世纪就像是我们的家，如今搞清楚了，我们就来自十九世纪。我们的目的是构建自己的世纪，我们的同时代人父辈已经为这个世纪付出了不少努力。
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我们本能地认为十九世纪优于“苏维埃时期”的荒芜，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诗歌中），所有诚实的天才之作均被清除殆尽。不过，要想意识到自己的脱离时代（即自己的被抛弃），这并不容易。
“你们干吗坐在这些木头上，就像被抛弃了一样？”一九五八年在卡卢加的一个村子里，一位欢乐的女共青团员这样问我和我的两位友人。这很可笑，因为我们不是被抛弃的人，我们只是没有立即闯入集体农庄理事会。
十年之后，事情就不再可笑了。诚实的书籍和手稿与读者一起被捕。最后一次搜查（我所知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三年春天，他们抄走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收藏的资料。
我们改头换面步入安娜·阿赫马托娃所谓的“前古腾堡时代”。我们彼此交谈，对背后“有耳”的墙壁置之不理。我们的谈话往往十分严肃。
然而在最后一两年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身体十分虚弱，很难进行严肃的交谈，可她依然坚持，谈话也几乎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余的人则被她赶进厨房（“去吧，傻瓜们！”）。她不知为何突然不再试图去“搞清关系”，她原本一生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那种基督教的恭顺也与众不同，如同她身上的一切：
“她是个畜生，”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常常谈到某个不太体面的人物，“不过我可不是她的法官。”
“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她的尖刻，”旧金山的圣约望大主教这样写道，“人们没有把她置入集体和她个人生活的最宽阔语境。”
起先还精力充沛，到后来，我们都已清楚我们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共同享有的时间还有多久，这时，她在谈话的聚会上常常迫不及待。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她的“强加”，有些人便走开了，还有人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曾走开，但过了一阵，冷静下来，思忖一番，又马上返回去接受照例会有的敲后脑勺儿（“敲吧，但要教我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门“学问”不是可多可少的氧气，而是不可或缺的空气。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诗人，他们都是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或者其回忆录的影响下“被还原”或是被重新塑造出来的。不过，为了确定一个时代的性质，难道需要很多位诗人吗？
关于这项在千年之末“粘合脊柱”的工作，其结论还有待之后作出。更为遗憾的是，我们在米·波利瓦诺夫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初次发表的文字（《青春》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所写的序言中读到：“在关于诗歌的讨论中，她（指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文作者按）那里出现了一种当代流派的手法。”你行行好吧，米沙波利瓦诺夫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流派”只可能有一种（或许已经有了），即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流派。可是，它又为什么是一种“当代流派”呢？
“她（也就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文作者按）紧紧抓住某一行诗不放，要作出具体的解释，而且是唯一的解释。比如，她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的阳光在闪耀》……写的就是普希金。”
试图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诗歌观点简单化，似乎很难有人再超过米·波利瓦诺夫的所作所为了，我认为，他的话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人的话，她这样写道：“‘昨日的太阳’并非普希金，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无法猜测黑色的太阳来自何处，甚至在史诗《埃达》中就有黑太阳。”（《第二本书》）
显而易见，米·波利瓦诺夫弄混了一些事情。但是另一种做法更加糟糕，即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原来并不赞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某些观点（他当年不知为何并未提出异议），但他还是原谅了她那些“让人难堪的不公正”和“未必有真凭实据的指控”。
“朋友们对她多有谅解。”这样一种宽宏大量用在为友人作品所撰写的序言中未必合适，那位友人不仅至死都保持着智慧，而且也使我们的大脑免遭世纪的袭扰。
我们不会“高兴过头”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埋葬了那个时代，可它还不愿死去。它也同样改头换面地步入了公开化的时代，它放弃一些阵地，在另一些阵地安营扎寨，围着一些突然冒出来的首领。昨天有一位“极端左派”的斗士（或是首领）心怀叵测地来找我（由于找不到直接的肇事者）。他读了几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回忆录》，还读了其他几位作者的“曼德施塔姆新论”。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对于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个人崇拜，他指责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在遭到调查（似乎这只是调查，而非嘲弄）时行为不端，他还要求一视同仁地尊重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书中提及的所有人。他身高体壮，长着一张潜泳者的脸（由于经常潜水略有磨损），他容光焕发，因为不曾参与我们的肮脏行为而感觉幸福。
他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一时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归根结底，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厨师。我们大家都在烹调食物（如果我们的确在做事情的话）。一些人在烹调心灵的食物，另一些人在做其他用场的食物。曼德施塔姆做出了一道精美的食物，——这很罕见！——因此它必不可少，尽管不一定合所有人的口味。有人做出的是麻醉剂。有人做出的是有毒的、危险的食物。事情本来就不够清晰，干吗还要混淆视听呢？
一个人在做饭，另一个人像是在做饭，第三个人在投毒。
在挖井的人和往井里投毒的人这两者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平均主义”（一视同仁的尊重）呢？
如果不混淆视听，就不可能有。
因此需要混淆视听。不是我们需要，而是那个不愿死去的时代需要。那个时代将自己误认为永恒，这是它的主要迷误所在。它在诸如我的客人这样的“纯洁者”中寻找其继承人。它同意牺牲掉斯塔夫斯基和沃隆斯基（谁还记得他们呢！）。但是它还不愿交出马尔夏克。虽然已经开始这样谈论他了，“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没垮台，当最后显示并无“另一方面”，那就傍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
时代总想迟到，它也肯定会迟到。有一点很清楚了，即骂人还得持续很久。
窗外有风，风拂动着旗帜。可是没有旗帜。下面的深处是一座村庄，因为我住在十一层楼上。这就是说，风拂动着空气，拂动着空气那轻薄、透明的织物。
我还未让自己坐下来专心研究曼德施塔姆。就像专心研究普希金那样。一年、两年或三年都全身心地研读他。不再关心任何一位作家。因此，我才看不见他，就像看不见窗外的风，但是我听见了那轻薄、透明的织物发出的声响。
而我却能看见并听见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不是她的书，而是她本人，因为书只是她留给我们的东西。如今，她的书代替了她。书中的一切，更多的则在书外，对诗句的绝对倾听，对艺术和生活中包含或不包含的一切的感受，关于我们时代的清晰概念，她那痛苦悲惨的现实生活，每天上百个其他问题，它们中间最为重要的问题永远是：什么叫知识分子？
六十年代末，索尔仁尼琴曾打来电话（打到拉夫鲁申斯基胡同）：
“我有半个小时和两个问题。”
“我没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开玩笑说。
我不知道能否再看见她，能否再听见她那严谨而又善良、严肃而又顽皮的话，没有她，只能到她的书里去寻找。我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我相信他）昨天说：可能。再说，如今也不再有其他办法。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去世了。
“娜坚奇卡娜杰日达的爱称。死了。”好像是娜塔莉亚·伊万诺娃打来的电话。然后，是电话里的一阵忙音。我没能马上听清。然后：
我们修整后的房子，瞧它！
它装满痛苦的操持，
唇间带有苦味。
老友在太平间过夜。
在军人商店的橱窗里，
一只公鸡在叫。
走过一条受难之路。在路的尽头，自然是一座十字架，位于老昆采夫墓地（从前的特罗耶库罗夫墓地）。十字架的形状很传统，虽说有些别致，刻有一段《圣经》引文（用基里尔字体）。“娜佳或许会感到满意。”我想到，究竟是谁做出十字架并把它立在了这里呢，这让我感到几丝妒意。我是不会照这个样子“做出十字架并把它立在了这里”。她的墓地并不难找。离正门五十米左右，沿着一条小路，一旁是一座新坟，像是埋着一位穆斯林，另一旁是一座旧坟，椴树掩映着小路。在第四排，一个名叫谢苗诺夫的人的坟墓旁，往右拐。夏天，这是一条普通的墓地小径，因为浓密的绿荫而有些潮湿，冬季里，则是一条积雪中的小道。当时我们曾肩扛娜坚卡的灵柩，沿着这条小路又走了四十来米。我们弯下身体，相互搀扶，相互伴唱：“圣主啊，健康的圣人啊，不朽的圣人啊，请保佑我们……”
我们唱着这支歌，——这轻轻的歌声在当时近乎一场示威，——把娜坚卡抬出了内河码头后的圣母教堂。雪花飞舞，加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使得高楼林立的莫斯科更显得遥远，只能看见这座教堂，红色的教堂，还有许多人，站在左右两旁。男人们摘下帽子，站在那里。
神甫在同时为娜佳和另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做安魂祈祷。两副灵柩，就像女生宿舍里的两张单人床。
“主啊，请记住刚刚死去的安娜和娜杰日达……”
安娜的脸庞很普通，有些浮肿。“成群结队”，安娜过完了一生。
我们把娜佳抬进教堂，揭开灵柩上的盖板，直到这时我才平静下来。娜佳的脸上没有笑容，像我第一天见她的那样。她脸色庄重，带有一种尊严，与我送别的那些士兵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有床苏格兰旧毛毯，在我死去时，请你把它盖在我身上，像一面军旗。”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这样写道。朋友们盖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身上的，就是这样一块神奇地保留下来的毛毯。
在这之前是太平间，是一些很严肃的人（有一小部分是民警）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抬到那里去的，他们还查封了住宅。在这之前，他们切断了电话。因为那台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灵柩里笑了一下，当那些人开着轿车赶过来：你们来晚啦！一群男女少年在为她朗诵《福音书》。蜡烛在燃烧。厨房里摆着几瓶酒。刚刚开始枯萎的花散发出浓烈的味道。而在前厅，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朋友们，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不让警察进屋。在瓦甘科夫墓地的葬礼没发生任何事情。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最后几天（当她在灵柩中微笑的时候）与她的一生十分相像。有多有少，多的是朋友。他们不允许把她用轿车拉走，坚持要用灵柩抬她走。后来，他们又不允许直接从太平间把她抬往墓地下葬。为了“静静地”送她走。于是，到了这座用红砖砌成的圣母教堂。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就躺在这红砖围墙的后面，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感到恐惧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