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消防队员还会死吗？”奥·曼的侄女塔吉卡曾这样问他。“难道富人还会死吗？”奥·曼在沃罗涅日曾这样套用他侄女的话，他当时设想，钱财和遂顺毕竟有助于长寿。“难道还要在莫斯科办落户手续吗？”当我提醒他该考虑落户手续问题时，他这样问道。科斯兑列夫一两天后回来了，奥·曼认为此事不能再拖。他前去房管处，可马上就跑了回来。“把你的护照给我！”他说。“干吗要我的护照？”原来，在我五月份去了沃罗涅日之后，科斯兑列夫已经把事情搞定，为我们的重逢做好了准备：他注销了我的户口。在此之前，我还算是莫斯科居民，去沃罗涅日只是“暂住”。房管处甚至不知道我在沃罗涅日换了护照。我做得很顺手……科斯兑列夫自己也已将暂住许可转为长期居住许可。为了获得“长期”许可，他需要住够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他善于走在时间的前面。房管员说：“上级指示我们要对科斯兑列夫特事特办……”我们的住房是合住性质的，但我们为这套住宅付了很多钱。依据法律我们是所有者，未经我们同意任何人都无法登记户口。正是这些合住屋后来出了麻烦，被逐者们的家人试图占住房子，不让新住户迁入，于是开始制定一项法令，旨在剥夺合住房所有者的一切权利。这项法令尚未颁布，只听到有最高层人士不时谈起，它似乎直到一九三八年底才付诸实施，但是在我们这里，甚至连从未颁布的法令也具有追溯效力。再说，法律在这里又有个屁用！科斯兑列夫成功地登记了户口，这就说明有人在帮他侵占我们的住房，这是一个糟糕的先兆，可奥·曼不知为何却一点也不生气。他成了一个苏联版的宿命论者：“他们要是愿意，什么都能搞定，他们要是不愿意，你也毫无办法！”他的宿命论也影响到我，他当时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如果放我回莫斯科，你就也能回去。他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的……”在奥·曼去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还一直让我住在莫斯科，尽管他们似乎始终不放他回来，如果不算他们让他瞧上一眼的那道细缝，这道细缝就是那份名叫《莫斯科》的刊物《莫斯科》杂志1964年第8期在曼德施塔姆死后首次刊发了他的一组诗。。
科斯兑列夫只是一个细节，是一个复杂装置上的一颗螺丝钉。这是一个没有容貌的人，一个你在街道或公交车上无法辨识的人，可他的面孔却会在许多张面孔中显现出来。这样的人在任何一种历史环境中都只能去当密探，可我们的时代却有利于这类人，于是，科斯兑列夫便能成为一名作家，还能同时成为一名将军。在奥·曼的屋子里住下来之后，他就不停地在打字机上敲打他那些远东题材的短篇小说，并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抄录奥·曼的诗作。一次，在抄录《圆海湾》一诗时，他对我说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喜欢克里米亚，仅仅是因为他没到过远东。”在他看来，每一位作家都必须去一趟远东。此时，运送囚犯的闷罐车已开始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二道河”，科雷马已开始为人所知，这我们都很清楚。一个能遭到科斯兑列夫这样一位要员出面监视的人自然有很多机会前往远东，不过这里谈的还不是科雷马，而只是莫斯科的户口。
区警察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拒绝了我们的登记申请。他们对我们说，还可以再去位于彼得罗夫卡胡同的中心警察局申诉。“如果被拒绝，”奥·曼说，“我们就回沃罗涅日。”我们甚至给我们先前在沃罗涅日的女房东打去电话，要她为我们保留房间，以防万一。在彼得罗夫卡我们再次被拒绝，我们得到的奥·曼不能留在莫斯科的理由是：有前科。不能将“前科”与法院判决的剥夺权利混为一谈，“前科”纯粹是一个苏联概念，如今，如果刑期不超过五年，似乎已不再涉及这一概念。前科就是一个烙印，终生背负着它的不仅是被判刑的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我数十次在填表时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我或我的近亲有无犯罪前科。为了掩盖亲人的“前科”，人们便会为自己杜撰出一份虚假的履历。在那些侥幸得以保全的家庭，当孩子中学毕业时，是否对他们谈起他们死去的父亲，这成了家庭讨论中最基本的话题之一。数年间，我并未背负奥·曼前科的烙印，却始终背负着一个文学烙印。
在彼得罗夫卡胡同我们首次得知，前科会导致什么后果。“你们打算去哪儿？”那位出面拒绝奥·曼申请的民警问道，他需要在“卷宗”里注明我们去了哪儿。“回沃罗涅日。”奥·曼回答。“那就回吧，”民警说道，但他立刻又添了一句，“不过那里也不会给你们登记的。”原来，根据“十二城之外”的判决，有十二座城市不对奥·曼开放，但三年过后，他竟然失去了七十多座城市的居住权，而且是终生失去。
“我当时如果留在沃罗涅日会怎么样呢？”奥·曼问道。民警解释说，“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考虑不周的地方”，因此奥·曼可能被他们遗忘，但只是暂时的，之后他迟早会被赶出那座禁止他居住的城市。此话如今已不再令我们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看到，户口是一个高高的障碍，只有最好的赛马方能跳过去。除了那些被邀请去工作的人，无人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登记户口，登记户口时需出示护照，但有各行各业的很多人都因故失去了护照。这些人根本无法挪动一步。我们中的许多人直到如今还不明白，护照在我们国家也是一种真正的特权。但在一九三七年它还是一件新玩意儿，奥·曼曾严肃地说道：“这是一种进步。”
“你再试试单独去申请一次，”回到家后，奥·曼这样对我说，“要知道，你又没有任何前科……”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试图将我的命运和他的命运分离开来。我也决定去碰碰运气，这同样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想保住我们的住房。
大厅里的小桌子后面坐着城里的警察头子们。“有前科。”一位民警说。“我又没有前科。”我火了。“怎么没有呢？”那警察感到惊讶，在纸堆里乱翻。“瞧，奥西普，前科……”“奥西普，这是个男人名字，”我坚持道，“而我是个女人，娜杰日达……”民警承认我的话是对的。“的确，”他说道，可他马上就发起火来，“他是男人又怎么啦？他是您什么人？他是您丈夫吗？”
民警站起身来，用拳头捶着桌子：“您知道什么是五十八条吗？”他还喊了些什么，可我已惊慌失措地跑开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怒火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拒绝不过是在照章办事，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回答我的请求。我们所有人都始终在照章办事，如果有人违拗我们，我们就会突然提高嗓门。有些人很走运，他们履行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章，诸如拒绝出具医学证明、取缔某位大学生的奖学金或把一名高校毕业生送到他不该去的地方。另一些人则奉上级之命用拳头死命揍人、取消某些人的户口以及抓人。问题仅取决于执行命令者的职业。如果只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民警在冲我喊叫，我并不会感到害怕，然而，是国家在借这个民警的嘴巴说话，从此以后，只要一走进警察局我就浑身发颤，而且，我们的麻烦事一直持续不断，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被视为一名全权女公民。我从曼德施塔姆那里继承的是无家可归，四处飘零。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忘了将我斩草除根。
曼德施塔姆在街上等我。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只能去回忆古米廖夫对一首题为《警察维纳斯》的诗所作的讽拟：“人要出生，人也要死去，警察却永远不可少……”然后，我们回了家，这个家已不再是我们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