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需要这该死的制度呢！”廖瓦·布鲁尼在把一笔钱塞给奥·曼后说道，这笔钱是用来前往小雅罗斯拉维茨的。秋天一到，如何迁出萨维洛沃便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于是又研究起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地图来。廖瓦建议我们去小雅罗斯拉维茨，他在那里为他兄弟尼古拉的妻子和孩子建了一座小木屋，尼古拉当过神甫，后成为一位飞机设计师，一九三七年被关进集中营，服完第一段刑期后又开始服第二段刑期，其原因按当时的话说就是“在集中营里再度犯罪”，换句话说，他尚未享受到片刻的自由，便又成了“重犯”。被赶出莫斯科的娜佳·布鲁尼带着孩子们在小雅罗斯拉维茨住了几年。他们靠园子为生，因为廖瓦无力购买一头奶牛。廖瓦要养活自己的一大家人，还得养活兄弟的几个孩子。在战前的和平生活期间，他自己似乎就一直在节衣缩食，只以土豆充饥，战后他死于营养不良。隐在的知识分子们常常遭遇这样的结局。大家都喜欢廖瓦。尽管命运使他遭受各种磨难，可他始终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之前早已不是在生活，而只是躲藏起来，被动等待，从白天熬到黑夜。
秋日里天黑得很早。在整个小雅罗斯拉维茨，只有车站亮着灯。我们沿着泥泞湿滑的街道走着，一路上连一盏路灯、一扇亮灯的窗户都没看到，也没遇见任何一位行人。有一两次，为了问路，我们不得不去敲打陌生人家的窗户。听到我们的敲打声，窗子后面出现一张惊恐万状的脸庞。我们问路该怎么走，窗子后面的人便立刻换了一副容颜：五官舒展开来，笑容也露了出来，他开始十分热情地详细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当我们最终抵达目的地，娜佳·布鲁尼在听了我们敲窗问路的情况后说道，最近数周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的逮捕行动越来越频繁，被抓的既有本地人也有流放者，因此人们吓坏了，都躲着不动。国内战争期间，人们都尽量不在家里点灯，以免引起流浪士兵的注意，因为他们一时兴起，便会放火烧房……在被德国人围困的城市里，人们也会躲在黑暗中。而在一九三七年，亮着灯的窗户并不会造成任何后果，因为逮捕行动并非擅自为之，而是依据逮捕令进行的。可人们还是会早早地上床睡觉，目的就是别点灯。这或许是一种原始本能在起作用：在黑洞里要比在亮处更安全。我自己就体验过这种感觉：一听见有汽车停在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灭掉亮光……
这座黑暗小城给我们留下一种恐怖印象，使得我们在娜佳·布鲁尼家过了一夜，一大早就跑回莫斯科。我们没有接受廖瓦的建议，需要谦和温柔的娜佳·布鲁尼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力量，才能忍受得了像一块头巾一样覆盖着整座城市的恐惧。更确切地说，这种恐惧覆盖着整个国家，但在乡村和大城市里感觉没那么强烈。
下一位顾问是巴别尔。他似乎从未在作家公寓中居住，他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好容易才在一座奇特的住宅里找到他。我依稀记得这座宅子里住的是外国人，巴别尔在二楼上租了外国人的几个房间。也有可能，他这样对我们说，就是想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很喜欢让别人吃惊……要知道，人们都像害怕火焰一般地害怕外国人，因为与外国人的一面之交就有可能丢掉脑袋。有谁敢和外国人住在一起呢？我的惊讶至今依然存在，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每次见到巴别尔时，他都会令我们大跌眼镜。
我们把自己的难处说给巴别尔听。谈话持续了很久，他十分好奇地听着。巴别尔的点头，他的嘴巴、下巴尤其是眼睛，始终都能表达出他的好奇。成年人很少能有这种充满天真好奇的眼神。我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狂热的好奇就是巴别尔的基本驱动力，他就带着这样的好奇在观察生活和各种人。
巴别尔很快便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善于牵住牛鼻子。“你们去加里宁吧，”他说，“埃德曼在那里，老太婆们喜欢他……”巴别尔指的当然是年轻的老太婆们，他的潜台词是：埃德曼不会在糟糕的地方落户，因为他的女崇拜者们不会让他这样做的。巴别尔认为，埃德曼的那些“老太婆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为我们所用，比如找间房子……这些事情，当地的“婆婆们”就能搞定……巴别尔毕竟高估了埃德曼对“老太婆们”的影响力，在加里宁我们并未看到这些老太婆，显然，是埃德曼在往她们那里跑，而不是她们跑到埃德曼这里来。不过，又有谁能懂得女人的心呢……
巴别尔主动提出第二天去为我们筹措搬家的钱，谈话于是便转换了题目。
巴别尔说，他现在的时间全都花在与民警的交往上，经常与他们一起喝酒。昨天晚上，他刚与莫斯科的一位民警长官喝过酒，那位民警长官喝醉后说，使剑的人也会死于宝剑。警察局的首脑的确在一个接一个死去……昨天抓的是这一位，一个星期前抓的是另一位……“今天你还活着，鬼才知道你明天会在什么地方……”
“民警”这个字眼当然是个委婉说法。我们知道，巴别尔指的是契卡人员，不过在他的酒友中间或许也有真正的民警官员。
奥·曼不明白巴别尔为什么要与“民警”打交道。拿死亡做交易？插上一手？“不，”巴别尔回答，“我是不会染指的，我只想伸出鼻子闻一闻，看看是个什么味道……”
大家知道，在巴别尔造访过的“民警”中就有叶若夫。巴别尔被捕后，卡塔耶夫和什克洛夫斯基都曾感慨，说巴别尔如此胆怯，甚至去找过叶若夫，可还是于事无补，贝利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抓他的……我则坚信，巴别尔去见叶若夫并非出于胆怯，而是由于好奇，是为了伸出鼻子闻一闻，看看是个什么味道。
“明天我们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所有谈话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巴别尔是位小说家，他以第三人称“民警”的口吻道出这一话题。奥·曼则对这一话题保持沉默，因为他的明天已经到来。只有一次他忍不住说了出来，那是在大街上，奥·曼遇见与我们并不太熟悉的舍尔文斯基，奥·曼突然对他解释道：“我的事情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一直戳在他们眼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这也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要把我关起来了……”他的话语激烈而又简短。舍尔文斯基默默地听着。奥·曼死后，我偶然也能见到舍尔文斯基，可他从未向我提起那次谈话。他如果忘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人们不得不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