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漂泊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与任何人交往都比与那些所谓苏联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交往更为轻松，再说，这些精英也不愿与我来往……
奥·曼被捕后，我在扎戈尔斯克镇附近的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住了下来。我起初想落户大罗斯托夫，在从大罗斯托夫回来的路上我是偶然听说斯特鲁尼诺村的。在大罗斯托夫的第一天，我就碰见了埃夫罗斯埃夫罗斯（1888—1954），翻译家、艺术学家。。听说奥·曼被捕的消息，他面色苍白，他刚刚在内部监狱里蹲了好几个月。他最终的命运仅仅是被赶出莫斯科，这在叶若夫时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奥·曼在被捕前数周听说埃夫罗斯出狱并定居罗斯托夫，他感叹了一声：“伟大的是埃夫罗斯，而不是罗斯托夫……”大罗斯托夫的地名直译便是“伟大的罗斯托夫”。当埃夫罗斯建议我不要在罗斯托夫落户，我便相信伟大的埃夫罗斯的确聪明：“您走吧，我们这里人太多了……”在返程列车上，我与一位老年妇女攀谈起来，我说我在找房子，可是在罗斯托夫没找到……她建议我去斯特鲁尼诺，并给了我几户好人家的地址，说他们不喝酒，也不骂娘……她很快又添了一句：“她妈妈坐过牢，她会可怜你的……”列车上的乘客比莫斯科人还要善良，他们总是能猜出我是什么人，尽管已是春天，我已经卖掉了那件羊皮袄。
斯特鲁尼诺位于雅罗斯拉夫大道旁，运送囚犯的闷罐车常从这里驶过。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即我有朝一日能在闷罐车的车窗（实为一道缝隙）里看见奥·曼的脸庞，于是我便前往斯特鲁尼诺，去找那几位好人。我和他们迅速建立起友好关系，我对他们说了我为何要在“一百里开外”的区域找一间“别墅”。他们也都清楚。我在他们那里租了一间很少有人经过的门厅。天冷的时候，他们硬要我搬进他们的房间，用橱柜和床单为我隔出一个角落：“像是自己的小房间，和大家一起你会住不惯的……”至于排犹情绪，我依据自己的经验可以说，它在民间并不存在，而仅见于上层。我从不掩饰自己是个犹太人，可所有这些人家，这些工人、农庄庄员和小职员们，却都对我像自己人一样，我从未听到任何歧视话语，像在战后的高校里那样，顺便说一句，如今的高校里依然存在这种氛围。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的高校提供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而在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中总是更易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低级民族主义乃至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仇恨。反知识分子情绪比原始的排犹情绪更为可怕，也更为广泛，这种情绪始终充斥于一切人满为患的单位，在那里，人们疯狂地捍卫着自己不学无术的权利。我们给他们的是斯大林式教育，他们获得的是斯大林式证书。因此，他们自然要捍卫那张证书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否则他们便无路可走。
我常从斯特鲁尼诺去莫斯科给奥·曼送钱，我那点可怜的家当（我在变卖奥·曼的藏书）很快就枯竭了。房东见我无米下锅，就让我分享他们的面包渣汤。他们管胡萝卜叫“斯大林猪油”。女主人常给我斟上一杯热腾腾的牛奶，说道：“喝吧，要不就撑不住了。”他们的牛奶大部分要拿去换猪油，自己也不大舍得喝。我则在林子里采来马林果和其他浆果，送给他们。我时常几乎一整天都待在林子里，回家的时候我会放慢脚步，我总是觉得，获释出狱的曼德施塔姆会突然迎面向我走来。有谁能相信呢，一个人被从家里带走，会就这样被弄死……这令人无法相信，尽管理性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可我们却无法相信。
秋天，我的林中资源枯竭了，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我的房东是个纺织工人，女主人的父母也分别是染织工和纺织工，听说我情愿套上这副枷锁，他们都感到很伤心，可是没有办法，因此，当厂门口贴出招工广告，我便应聘进了纺纱车间。我负责看护粗纺机，粗纺机把“皮棉”纺成“棉带”。每天夜里，值夜班的我在巨大的车间里来回奔走，一边照看机器一边背诵诗句。我得把所有诗作都背下来，要知道，纸稿可能被抄走，我的那些保管者们在恐慌时刻也可能会把它们全都扔进火炉，我那些最优秀、最专业的文学友人都曾面临这样的处境……记忆是一个附加的保存手段，应当说，我的工作很适合背诗。八小时的夜班不仅消耗在棉带和皮棉上，也献给了诗歌。
为了喘口气，女工们时常会离开机器躲进洗手间。洗手间成了真正的俱乐部。当某个想往上爬的女共青团员装模作样地走进来，女工们便不再作声，四散而去。“你要小心这个人。”女人们这样警告我。而看到周围全是自己人，她们就会相当热情地改造我，向我解释她们的生活，诉说她们的得与失……“从前的一个白班可长了，可纺纱工是要喝茶的，你知道一个人要看几台机子吗？……”在这里我看到了叶赛宁的深入人心，因为她们常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这位诗人具有真正的民间天赋，她们视他为自己的小伙子，她们喜爱他……
清晨下班走出厂门，她们立马到商店里去排队购买衣物或面包。在战前，印花布是一种十分紧缺的商品，面包供应也不充足，她们的日子过得很苦。人们如今已完全淡忘这些，我在普斯科夫遇见的那些斯大林分子信誓旦旦地说，在战前什么东西都不缺，只是如今才出现短缺……人们的记忆往往十分短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正是在这里，在斯特鲁尼诺，我首次听到“一百零五里女人”这个词，他们都这样叫我。他们对我很友好，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有时，会有人走进车间，塞给我一个苹果或是一块馅饼：“吃吧，我老婆昨天烤的。”休息时，他们会在食堂里给我留座，并指导我说：“拿块面包。没有面包是吃不饱的。”时时处处，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友好的关切，这种态度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一位“一百零五里女人”的，这里没有任何反知识分子情绪。
一天夜里，两个衣着干净的年轻人走进我的车间，他俩关掉机器，要我随他们一同去干部处。干部处位于大院里的另一栋楼，要穿过好几个车间才能走到那里。在那两个人带着我穿过车间时，工人们纷纷关掉机器，跟在我们身后。我在下楼梯时不敢回头看，因为我感觉到他们是在送我，工人们都知道，去了干部处的人往往会被直接送往政治保安局。
在干部处，他们与我进行了一段傻瓜般的对话。他们问我为何不从事专业工作，我回答说我没有任何专业。我为什么落脚在斯特鲁尼诺？因为我无处可去……“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却来当工人……”我当时也没接受过教育，只上过中学，我不是靠文凭成为文化人的，但我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点他们感觉到了。“您为什么不去中学教书呢？”“没有文凭他们不会要我的……”“这里有点问题，您要坦白……”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说什么，但他们当天夜里就放了我，这或许是因为院子里当时站满了工人。他们在放我回家时问我第二天还上不上夜班，并让我在上班前到干部处来一趟。我甚至还签署了一份文件……
我当天夜里没有再回车间，而是直接回了家。两位房东还没睡，因为厂里已经有人跑来告诉他们，说我被带到了干部处。男主人掏出半瓶酒，斟满三个杯子：“我们先来干一杯，然后再讨论该怎么办。”
待夜班结束，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我们的窗前，他们说：“快走吧。”然后把一些钱放在窗台上。女主人收拾好我的东西，男主人则与两位邻居一同把我送上最早一班火车。就这样，仰仗这些尚未学会冷若冰霜的人们，我逃脱了一场灾难。即便干部处起先并无逮捕我的计划，在工友们的“相送”之后，我自然也是在劫难逃的……
斯特鲁尼诺对我们的灾难和“一百零五里开外”的生活充满同情。载有犯人的列车通常在夜间驶过，一大早，纺织厂的下班工人在跨越铁路时都会细心地查看脚下，他们是在搜寻字条。被捕者有时能把字条从车窗扔出去。找到字条的工人会把字条装进信封，抄上地址，邮寄出去。这样一来，亲人们便能获得关于他们那位苦役犯的一点消息。如果囚车白天停在这里，每个人都会乘那些来回巡逻的哨兵不备，往车厢里扔一点食物或是几根香烟。我的女房东就曾往车厢里扔过儿童巧克力……在斯特鲁尼诺，也有很多本地人被抓，老百姓整天同样愁眉不展。在这里，我首次听说老百姓管斯大林叫“麻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叫，他们就会说：“你难道不知道他得过天花吗……在他们高加索这是不祥之兆……”或许，由于那场高加索天花这些人也没得到好结果，但这些话只能说给“自己人”听，谁是告密者他们全都一清二楚。在这一方面，小村镇具有优势。我们就始终很难断定自己身边的哪些人是告密者。
在萨维洛沃也同样生活着一些遵纪守法者，但天生的善良使他们无法默默地臣服。“俄国革命并不残忍，”雅库罗夫雅库罗夫（1884—1928），画家。有一次对我说，“是政府吸收了一切残忍，最后都归到了契卡那里。”
在俄国，一切变化永远都发生在上层。人民则默不作声，臣服地抗拒，或抗拒地臣服。人民谴责残暴，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永远不赞同积极的行动。我不清楚，这些特性如何能与可怕的暴动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难道能弄清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