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的古韵28部，采用的是古韵三分法。他吸收了戴震入声独立的见解，继承了前人的古韵研究成果，把古韵定为28部：
阴声：歌灰齐模侯萧豪咍
阳声：寒痕先青唐东冬登覃添
入声：曷没屑锡铎屋沃德合怗
28部的韵目，都是用“古本韵”。
黄侃的古本韵是从等韵原理出发，认为凡是纯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按《广韵》韵目确定了32个古本韵。这32个古本韵，除了上文28部的28个韵以外，还有4韵：歌韵的合口戈韵，曷韵的合口末韵，寒韵的合口桓韵，痕韵的合口魂韵。这就是有名的黄侃古韵28部和古本韵说，在音韵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不过按照黄侃古本韵的理论，古本韵不应是32个，而应是34个。因为《广韵》的谈、盍两韵都是一等韵。后来黄侃重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采取以收嬜尾的韵部与收-m尾对校的方法，认为谈相当于痕，盍相当于没，应该独立。但是因为例字太少，他没有把这个主张正式公布。
黄侃的19纽说，也是在继承前人古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凡是在一、四等韵（即古本韵）中出现的声纽就是古本纽，共有19个。它们是：
见（群）溪疑
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泥（娘日）
来
帮（非）滂（敷）并（奉）明（微）
精（庄）清（初）从（床）心（山邪）
括号里的是隶属于古纽的《切韵》音系声纽。黄侃19纽比28部的影响小些。
黄侃《诗音上作平证》一文中，指出《诗经》上声与平声押韵的现象，意思是在《诗经》时代没有上声。《广韵》的上声在《诗经》时代与平声是同一个声调。这个观点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黎锦熙
黎锦熙(1890-1978年)，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生于1890年2月2日，卒于1978年3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之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15年应教育部之聘，到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教，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37年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来又辗转至汉中、兰州等地，任教授、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回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近70年，研究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有论文300多篇，专着30余部，影响较大的有3个方面：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辞典编纂。
1916年起，黎锦熙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年，与人共同呈请公布注音字母，同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推行。于是又创制注意符号草体，并参加审音工作。1923年与钱玄同、刘复、赵元任等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于1926年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这期间，他还创办了《国语周刊》，借以提倡白话文，推广共同语（当时称之为国语），宣传汉字改革。此后又发表了《国语运动史纲》（1934，商务印书馆），记述了自清末以来改革汉字、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提倡大众语的始末，说明了有关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一部重要着作。1949年以后，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等工作，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1951，北京师范大学)、《文字改革论丛》（1957，文字改革出版社）、《字母与注音论丛》（1958，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规范化论丛》（1963，文字改革出版社）等着作。1970年又自创汉语双拼方案，曾用来书写日记，试图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前进。
黎锦熙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1920年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出白话语法规律，成为《新着国语文法》（1924，商务印书馆）。这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着作，到1955年止，共印刷24版，对中国语法学界的影响很大。这本书的体系，一方面是借鉴了J.C.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另一方面是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建立起来的。在语法分析方面，主要的标准是意义。词类包括：①实体词（名词、代名词），②述说词（动词），③区别词（形容词、副词），④关系词（介词、连词），⑤情态词(助词、叹词)。句子成分包括：①主要成分(主语、述语)，②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③附加成分（形容的附加语、副词的附加语）。认为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对当关系，所以词性随词在句子中的位置而确定，即所谓“依句辨品”。为了说明句子的结构，这本书采用了A.里德等人的图解法，以便显示句子的主干和枝叶。全书结构，以句子为中心，确认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提倡“句本位”语法。复句分为3类：①包孕复句，指一个母句包含子句的句子，如“我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②等立复句，如“牙齿时常咬痛舌头，但是它们终究是好朋友”。③主从复句，如“尽管他不来，你也是要去的”。
1957-1962年出版了《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合写），共150万字，体系与《新着国语文法》一致，但取材更为丰富，解释更为详细。此外还出版了《比较文法》(1933年)，拿白话与文言进行比较，着重讲词位和句式。词位即实体词（名词、代名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归纳为7个位：主位（实体词用作主语）、宾位（用作宾语）、补位（用作补足语）、领位（用作形容附加语）、副位（用作副词附加语）、同位（用作与上5种同一的成分的）、呼位（离开上5种成分而独立的）。词位本来是《新着国语文法》中为避免词的变类太繁而采取的一种说法，这本书不过拿文言例句进行比较罢了。句式则用图解法说明各种句子的结构和句中虚词所起的作用。
黎锦熙毕生从事辞典编纂的工作。1917年他就曾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编写《国语辞典》的建议，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改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着、统计5个部，计划到1948年成书3大册，共30卷，1932年着手编写。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氏主管字的形体声韵，黎氏主管义训及复合词，曾印出《中国大辞典样本稿》。黎锦熙还写了《中国大辞典长编》（“巴”字十义及其复合词和成语一册，“芭蕉”、“蘘荷”考辨一册，“把”字用法及其引申一册）。这部大辞典因为时局变化未能完成，但是积累了可贵的资料。1949年以前，黎锦熙主编出版的辞书有《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等，对促进汉语规范化有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又主持编写出《汉语辞典》《学习辞典》《同音字典》《学文化字典》等。这些辞书虽属中小型，但是由于出版迅速，及时适应了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的需要。
黎锦熙一生致力于语文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代表着一个时期内中国语言科学的研究水平。他为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陈望道
陈望道(1890-1977年)，中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原名参一、融，浙江义乌人。1890年12月9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去世。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历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着《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1880-1932年)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1898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着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着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
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发起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1938年)、《“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年)、《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1939年)、《从分歧到统一》(1939年)、《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1939年)、《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1939年)、《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年)、《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1941年)、《文法的研究》(1943年)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1958年)、《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1956年)等论文。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着作《文法简论》(1978年)的定稿工作。这本书共分7章，其中不少地方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用词、点词、副词4大类。体词包括名词、代词；用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断词、衡词；点词包括数词、指词；加上副词，合为9类。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3类。在实词、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共计13类。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顺递、接合、提带4种。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着作。
陈望道是我国近代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积极倡导新文字运动，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1938年)、《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1938年)、《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年)、《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0年)、《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1940年)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年），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着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陈望道同时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1934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
另外，陈望道所着的《作文法讲义》(1922)，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讲作文法的专着。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
陈望道一生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着作。他的论文和着作，已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成《陈望道文集》3卷（第1卷1979，第2卷1980，第3卷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1980，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安徽教育出版社）。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年)，我国着名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字鼎堂，四川乐山人。郭沫若平生着作极多，对古文字的研究功力极深，所着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他研究古文字不是只注重于识别文字，而是结合古代社会的发展，从文辞上考查其时代所反映的事实内容，由文字以证史，由史以证文字，所以发明甚多。《卜辞通纂》是在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以后又一部有系统的按卜辞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排比材料的书，是学习甲骨文首先必读之作。西周铜器数量众多，散见在不同金石书内，他能广泛搜集按时代和地区国别来排列，进行解释整理，贡献很大。郭沫若还写过一些有关金文的论文，收在《文史论集》中。晚年还主编《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甲骨文资料的总汇，所收甲骨近5万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为研究商代社会文化和甲骨文字的资料宝库。
赵元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