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唐中叶以后，始有枢密院，乃宦官在内廷出纳诏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温大诛唐宦官，始以心腹蒋元晖为唐枢密使，此枢密移于朝士之始。温篡位，改为崇政院，敬翔、李振为使，凡承上之言，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见时而事当上决者，则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然是时止参谋议于中，尚未专行事于外。至后唐复枢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诲等为使，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见《欧史 郭崇韬传赞》。）今案唐庄宗时，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时，桑维翰为使。汉隐帝时，郭威为使。当崇韬为使时，宰相豆卢革以下皆倾附之，以崇韬父讳弘，遂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重诲为使时，过御史台门，殿直马延误冲其前导，重诲即台门斩延而后奏。是时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诲，然后闻。重诲与任圜不协，则因朱守殷反，即诬圜通谋而先杀之。忌潞王从珂，则嗾其部将杨彦温逐出之。明宗遣药彦俦致讨，命生致彦温，欲亲讯其由。而彦稠希重诲旨，即杀彦温以灭口。宰相冯道等亦希重诲意，数言从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听而止。郭威为使时，率兵平三叛归，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舆出迎，威怒之，即以头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见，而吏已驰报新留守视事于府矣，守恩遂罢。可见当时枢密之权等于人主，不待诏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后出镇魏州，史弘肇又令带枢密使以往，苏逢吉力争之不得。于是权势益重，遂至称兵犯阙，莫不响应也。
五代姑息藩镇
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枭桀之资，驱策群下，动以诛戮从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师、朱珍、邓季筠、胡规、黄文静、李谠、李重胤、范居实等，皆披坚执锐，为开国功臣，一有疑忌，辄斩艾随之，固未尝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即位，渐不能制其下。杨师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师厚死，乃私贺于宫中。华温琪为定昌节度使，夺人妻，为其夫所告。帝下诏曰：“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予不念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乃召温琪入为金吾大将军。此可以见其曲事调停，略无威断矣。庄宗登极，历年吸睹。明宗尝因诸侯邸吏骄恣，杖遣示惩，可谓能整饬纪纲者。（自唐末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御吏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劳以茶酒而不相见。至是卢文纪为中丞，邸吏入见，文纪据床端笏，台吏通名赞拜而出，皆愧怒。明宗闻之，问赵凤邸吏何官，曰知县、发递、知后之流也，明宗曰：然则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见《文纪传》。）然姑息之弊，实起于是时。高季兴擅窃夔州，帝遣西方邺讨之，以霖潦班师。李彝超据夏州不受代，帝遣安从进讨之，以刍粮不继班师。安重诲虑孟知祥据蜀，遣李严往监军，知祥即斩严以叛。（《严传》）董璋与知祥分据两川，攻陷遂、阆二州，帝遣石敬瑭讨之，又以馈饷不给引还。帝遣人往谕璋改过，璋不听。（《璋传》）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抚，彼亦无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抚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诏赐知祥，知祥始上表谢。（《明宗纪》及《知祥传》）是明宗之于强藩已多所包容，不能制驭矣。至石晋尤甚，几有冠履倒置之势。杨光远奉命讨范延光，兵柄在手，以为晋祖畏己，辄干预朝政，或抗有所奏，晋祖亦曲意从之。（《光远传》）张彦泽为节度使，所为不法，从事张式谏，不听，出奔。彦泽使人面奏，谓彦泽不得张式，恐致不测，晋祖亦不得已与之。（《彦泽传》）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然此犹事之小者也。安重荣在镇州，以晋祖厚事契丹，数加非笑，谓诎中国以事外蕃，上表欲兴兵攻契丹，并执契丹使者，驰书各镇，谓契丹贪傲无餍，将与之决战，帝谕止之，不从。重荣谓帝无如之何，遂与襄州安从进谋反。（《重荣传》）从进在襄州，南方贡输道襄者辄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虚青州以待，从进曰：“移青州在汉江南，即赴任。”帝亦优容之。（《从进传》）威令不行，武夫悍将桀傲至此，固由于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极后，诸镇咸惕息受驱策，则又不系乎兵力之强弱，而制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 郭延鲁传》谓，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薛史 安重荣传》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民。诚有慨乎其言之也！故虽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惩贪奖廉，吏有犯赃，辄置之死，曰：“贪吏者，民之蠹也。”邓州陶、亳州李邺，皆以赃污论死。又尝下诏褒廉吏石敬瑭、安从阮、张万进、孙岳等，以风厉天下。然出身军伍，本不知抚循，风气已成，沦胥莫挽。《相里金传》云，是时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金为沂州刺史，独禁部曲，不与民事，厚加给养，使主家务而已。此亦非有循绩可纪，而当时已以金为治行之最，****之罹于涂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后天下渐得息，历代因之，皆享国久长，民不思乱。岂非设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又尽得其赀。由是筠、兄弟皆拥赀钜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李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桑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虏，其牙将礻必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忄吴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坠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答”。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祸
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袭吉为李克用书记，克用讨王行瑜而不得入觐，袭吉为作表云：“穴禽有羽，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昭宗大叹赏之。又为克用修好于朱温，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温谓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由是袭吉之名大著，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袭吉传》）其后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固华要之极选也。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郑准为荆南成书记，以语不合解职去，怒，潜使人杀之于途。（《五代史补》）是时诸侯方重书记，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类，更何论矣。今见于薛欧二史者，西方邺为节度使，所为非法，判官谭善达数谏之，邺怒，诬以事，下狱死。（《邺传》）襄州节度使刘训以私忿族副使胡装，诬以欲谋乱也，人士冤之。（《训传》）房知温为节度使，多纵其左右排辱宾僚。（《知温传》）高行为节度使，性贪鄙，副使范延策谏之，乃诬奏延策谋叛，并其子杀之。（《行传》）高行周镇邺城，其副使张鹏，一言不合，为行周所奏，诏即处斩。（《行周传》）王继宏镇相州，杀判官张易，以讹言闻。是时藩郡凡奏刑杀，皆顺其命，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一迹事之，犹不能免祸。（《汉隐帝纪》）而尤惨者，张彦泽镇彰义，为政苛暴，掌书记张式谏之，彦泽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彦泽使二十骑追之，曰：“不来，即取其头来。”式至州，节度使李周为奏留之，诏流式商州。彦泽奏以必得式为期，晋祖不得已与之。彦泽乃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彦泽传》）此幕僚之祸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镇义成，好读书，接下以礼。幕客有关彻者，使酒怒目谓匡翰曰：“近闻张彦泽脔张式，未闻史匡翰斩关彻，恐天下谈者，未有比类。”匡翰不怒，引满自罚而慰之，时称其宽厚。由是观之，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盐曲之禁
五代横征无，洪容斋《随笔》记朱温以夷门一镇，力征而得天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末帝与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由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唐庄宗任吏人孔谦为三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于是赋敛日重，而历代因之。今键遁盐、曲二事，可见其大概也。凡盐铛户应纳盐利，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晋初始令折钱收纳，灶户所纳如此，盐价之贵可知也。海盐界分每年收钱一千七万贯，以区区数十州之地，而收价如此，其价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卖盐，乡村则案户配食，依田税输钱。其私贩之禁，十斤以上即处死，刮碱煎盐者，不论斤两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赏钱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严可知也。晋高祖知盐贵之病民，乃诏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买食，一时颇以为便。出帝时，又令诸州郡税盐，过税斤七钱，住税斤十钱，盖已案户征盐钱，不便改法，乃又加征商税，使利归于官也。汉乾中，青盐一石，抽税一千文盐一斗，是又加重于出帝时矣。周广顺中，始诏青盐一石，抽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五百文、盐五升，然盐价既因抽税增贵，而案户所征之盐税又不放免。是一盐而二税，民益苦之。此盐法之大概也。其酒曲之禁，孔循曾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私曲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诏乡村人户，于秋田苗上每亩纳钱五文，听民自造曲酿酒，其城坊亦听自造而榷其税。长兴中，又减五文为三文，寻仍诏官自造曲，减旧价之半卖民酿酒。汉乾中，私曲之禁，不论斤两皆死。周广顺中，仍改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曲即处极刑，亦可见法令之酷矣。此曲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见《薛史》及《五代会要》。）即此二事，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钉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
五代滥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