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载，除一后三妃外，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余人。凡宗室被杀者皆纳其妇女，曹王宗敏妻阿兰，（旧名阿懒。）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妻阿里库，（旧名阿里虎。）从嫂也；其女重节，则从侄女也；宗本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刺。）妻，宗固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刺。）妻，和色哩（旧名胡失来。）妻，秉德弟嘉里（旧名纟里。）妻，皆从嫂也；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宗望女也，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及锡纳，（旧名习。）宗弼女也，实古尔，（旧名师姑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苏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旧名余都。）宗本女也，皆再从姊妹；鼐喇古，（旧名奈剌忽。）皇太后表兄张定安妻也，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丽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纳之宫中者，则封为妃嫔，在外则分属于诸妃位下出入。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位，苏和卓、伊都出入贵妃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位。锡纳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夫苏色，（旧名撒速。）皆为近侍，每值宿，海陵谓之曰：“尔妻年少，遇尔值宿，不可令宿于家。”每召入，海陵亲候廊下，立久则坐于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膝上。高实古曰：“天子何劳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难得也。”苏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责之曰：“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为太子光英保母，及耶律彻妻侯氏，皆以入宫侍皇后而奸之者也。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之妻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杀其夫而纳之者也。秘书监文之妻实格，（旧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纳于宫中者也。萧拱妻色特尔（旧名择特懒。）之妹曰密，（旧名弥勒。）海陵使拱迎之于汴，既入宫，非处女，遂以疑杀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之命召拱妻入宫而乱之者也。亦有先宠幸而后杀之者，阿里库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节，阿里库责重节，遂缢杀阿里库。又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妻扎巴，（旧名察八。）既入宫，封昭媛。时唐古特为护卫，札巴使侍女遗以杂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于宫。每幸妇人，则教坊奏乐，撤帷帐，或妃嫔列坐，率意乱之，以为笑乐。幸室女不得遂，则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有娠，欲幸之，则以麝香水揉腹而坠其胎。甚至徒单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与****，使伺太后动静，福娘增饰语言，遂成弑逆之祸。此皆载在《后妃传》后者。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按本纪，世宗尝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故当时行事实录不载，当访求书之。”又《贾益谦传》，当时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迁，故史官修实录，不免附会云。然则《金史》所载，皆世宗时编订者也。
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
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北齐书》称文宣狂暴，尝奸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妇女无亲疏皆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彭城王囗母尔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之不从，则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则以鸣镝射杀昂。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然以其权谲刚厉之资，智足以饰非，威足以驭下，其时国运方强，使仅守其故业，虽淫恣乱伦，或尚不至陨踣。正如齐显祖强记威断，群下不敢为非，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乃又大举伐宋，空其国以争人之国，与****之征高丽如出一辙，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灭亡也。《隋书》记炀帝征高丽，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两，送高阳载衣甲。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时，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帝亦被害于扬州。而海陵之伐宋也，尽起诸路招讨司及明安穆昆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虽亲老丁少亦不得留侍。所造军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不被累。籍民马，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死者不绝于道。所至刍粟无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可就牧田中。”共调马五十六万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为差，富民有调至五六十匹者，仍令养饲以俟。由是盗贼并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海陵又恶闻盗贼，言者辄罪之。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东海张旺、徐元等反于南，契丹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反于北，曷苏馆明安福寿、东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键顿部亡归，公言于路曰：“我辈往东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至瓜州，为其下所弑，与****之被害亦如出一辙。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金史》一一书之，所以垂戒千载也。
按石虎起河桥于炅昌津，采石为之，石无大小，辄随流去，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又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性好猎，体重不能跨鞍，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于其上。自炅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以大辟论。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死者百余家。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侯王九等，发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人，以充之，郡县乘此夺人妇女九千余人，其子石宣又私令采亦及万，缢死者三千余人。又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命子宣出猎，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万，出金明门。石虎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宣校猎既遍，又令石韬出猎，亦如之。后宣杀韬，虎又杀宣，极惨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皆不得其死。冉闵乘乱诛诸羯，于是赵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闵下令，赵人斩一羯，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死，凡二十余万，亦有高鼻多须而滥死者。虎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皆自相残害。（《晋书》载记）此又隋炀帝、金海陵以前之最无道者也。
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
金初创业，皆兄弟子侄，出则领兵，入则议国事，为相者多兼元帅。其时枢密院虽主兵柄，而节制仍属尚书省。（《白华传》）如宗翰为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汴京初置行台，宗弼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尚书省治之，宗弼兼统其事。后入朝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可见兵事皆宰相参决也。及明昌以后，则兵事惟枢密院主之，而尚书省初不与闻。盖是时蒙古勃兴，北鄙骚动，惟恐漏泄传播，故惟令枢密主之，其后遂为枢密院之专职，而宰相皆不得预。贞四年，陈规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炅所系。近诏军旅之事专委枢密，而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也。伏望战守大计，须省院同议。”杨云翼亦奏：“尚书出政之地，今军旅大事，宰相不得与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时军事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白华传》）天兴元年，始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国旋亡矣。（按宋制，边事兵事亦枢密院专主，富弼奏请令宰相兼枢密，乃从之，见《弼传》。）
悯忠寺故事
京师宣武门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悯忠寺也。朱竹谓此寺典故，有辽时闻宋真宗讣，建道场于此，及金大定间策试女直进士于此，二事。按道场建醮，事具《辽史》。金策试女直进士，系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论试女直进士于悯忠寺。寺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有音乐声西入宫，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曰：“文路初开，而有此兆，得贤之征也。”中选者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多为显官。此载在《金史 选举志》。今又得数事。《辽史》，兴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献后忌辰，帝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宋王曾记契丹事云，燕京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宋使至，辽遣馆伴导以游观。又《北狩录》，宋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颜纲至，囚于悯忠寺，明日杀之。《宋史》，谢枋得至燕，寓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悯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驰驿，日能行千里。天会八年，从宗翰在燕，闻余睹反，宗翰令驰驿往探。额尔古讷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本传）
避孔圣讳
《金史》，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
金末种人被害之惨
一代敝政，有不尽载于正史，而散见于他书者。金制，以种人设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领之，使散处中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承安中，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不足豢身家，故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及宣宗贞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恃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事见元遗山所作《张万公碑》文。又《完颜怀德碑》亦云，民间雠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甚至掘坟墓，弃骸骨。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民不忍杀，得全其生。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尽歼于贞时。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绝不载此事，仅于《张万公传》中略见之，则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佥军之弊，见刘祁《归潜志》。金制，每有征伐，辄下令佥军，民家有数丁者，尽拣取无遗。贞初，有任子为监当者，正赴吏部选，亦佥监官军。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备黄河，修潼关，又下令佥军。祈之父刘元规，曾官户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俱选为千户，既立部曲，当以次相钤束，后亦罢之。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