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太平军势不可挡，勇猛无比，李书星当前的策略就是避其锋芒，削弱其锐气，静待反攻的时机。因此，第一阶段的战略方针就是防御为主，积极备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他不得不这样做。
中兴元年（1851年）六月份，山西长治、长子二县大雨如注，田地被淹，民房冲坍，并有淹毙人口情事。七月份，黄河丰北决口后，邯郸、天津、蓟州等三十二个州县遭受水灾灾，低洼田亩均被淹没。
真是屋露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受灾百姓达数千万人，缺粮少衣，露宿荒野，饥民遍野。李书星在乾清宫暖阁看着雪片一样的奏折，既有军报又有灾情，不当家不知油盐贵，道光帝留下的家底实在少的可怜，而各项开始又十分庞大。
虽然最近这几年，李书星做了一些努力，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放在全局方面考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近北方七省的人口就有两亿多人，大部分还是写无家可归的农民佃户。
天一亮，李书星就坐在这里等着军机处、内阁和各部大臣，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还需要集中大臣们的智慧，来管理这个庞大的机构。为了不使制定的政策有所偏差和不利，他意把中央各大官员集中在一起商议，让这些人慢慢接受这种形式，为以后的政治改革作铺垫。
很快，各部尚书和大学士等重臣已经到期，还有一些新贵参加，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臣，肃顺、载铨、载恒和端华等皇室也在列，还有军机大臣穆彰阿和赛尚阿等人，足足有三十多人。
这有点想代表大会或者国会的味道，李书星要求他们在这样的场合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共同处理每一件重大事件。
李书星先开口吩咐道：“众卿家都议一议吧，百姓还等着米下锅呢，如果救灾安民，总要理出一个章程来，从赈灾到灾后重建，都必须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出路。”
初生牛犊不怕虎，曾国藩这些年一直被压着，满腹的才华得不到施展，李书星登基以来，也没有去提拔他。不是不知道他的才华，而是不知如何安置他，李书星可不敢让他过早接触军队，以免形成后世湘军那样的地方割据军团，平定叛乱后，成为反对朝廷的主力军。
所以，李书星除了经常找他谈心外，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让他更好的为国家所用，为自己所用。说白了，执掌大权之前，必须来一番“洗脑”工作，曾国藩另一项本事就是很会用人，也很会发掘人才，这既是李书星学习的方面，也是要运用的一面。
曾国藩走出班列，朗声道：“皇上，微臣以为可以分三步来解决，第一步就是赈灾，调集周边省份的余粮全力赈济灾民，以此安定民心，避免暴动的发生；第二步就是重建，朝廷就是有再多的财物，也不可能维持数千万人一年的用度，必须帮助他们寻找安身立命之所，鼓励他们重建家园，朝廷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第三步就是变革，灾害连年爆发，而且愈发频繁，有着其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必须针对问题，寻找解决的良策，减少以后更多更大的灾害。”
他这一番话赢得李书星和一部分朝臣的赞同，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他们不怕赈灾，但害怕变革，这会让他们失去很多权益。穆彰阿急忙走出来，进言道：“皇上，灾害一定要救的，可是广西的叛乱必须尽早铲除，如果任由他们坐大，必然会危及社稷稳定。微臣以为，当务之急还是放在清剿叛逆上，到时候集中全国财力和人力，援助灾民。”
他这个老牌守旧派当然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顾及百姓的死活，灾害年年有，总归不是大祸乱，但是他害怕这位新皇上的变革，自己门下和亲族都拥有广袤的封地和良田，对平民百姓的变革，必然会涉及土地政策，多少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中立派是一些墙头草，见风使舵，猜度皇上的用意，然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这也是长期腐朽的政府体制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政治不开明，往往会造成很多失误。李书星就是要利用这次危机，彻底改变这种状态，由土地政策的改革开始，延伸到政府机构变革。
林则徐这几年一直住在京城，李书星亦师亦友的待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心情舒畅，无形中延长了他的生命，并不像历史上的那样，于道光三十年去云贵上任途中病逝。
当然，生老病死，有其天命，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健康状态并不太好，慢慢走出行列，说道：“穆大人，林某不敢苟同，江南叛乱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平息的，也许等平定后再赈灾安民，早已饿殍千里，尸横遍野了，如此一来，有失皇上仁德。当前，应该两头并重，谕令上下官员，团结一心，共同应付危机。”
你一言我一语，大臣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李书星看着眼里，心中十分欣慰，集思广益，才能使政令不偏不倚，更好的为百姓谋福利，更能使国家昌盛发达。
一个上午的讨论，总于得出初步的方案，除了下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外，还要求周边省份大力支援。李书星当初建立的粮食储备制度发挥起作用了，储备粮急速运往灾区，但是，受灾的百姓不单单是河南和山西这千万之众，还影响了粮市的紊乱，其他省份的百姓和江南的平乱都需要大量的粮草供给。
因此，解决灾民的办法，不能单靠赈济一个途径，需要更好更彻底的办法，如此一来，土地改革和官吏整治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古代以来，水、旱、虫、震等各种灾害不断发生，进入近代更是有增无减。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内，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历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
之所以这样频繁爆发，究其原因有客观的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社会因素，但是，社会因素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影响自然因素，从而改变生存环境。
晚清政治腐败不堪，极大地减弱了抗灾、救灾能力，整个统治机构运转失灵，行政效率极为低下。道光政府虽然很重视河防，每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由于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等，致使河防工程质量每况愈下，河工废弛。各大河流连年漫决，酿成水患。灾害发生后，许多官员并不设法挽救，而是推卸敷衍，甚至坐视不问。
灾区一些官吏为求政绩，经常“匿灾不报”或“重灾轻报”，致使灾民得不到及时的救济。道光年山西等地连续亢旱两年，但“在上者惟知以催科为考成，在下者惟知以比粮为报最，故虽连年旱灾，尽行匿而不报，田虽颗粒无出而田粮仍须照例完纳”，致使“仓库所存无几，而待赈之民无算”，大量灾民束手待毙，奄奄一息。
那些灾情较轻或无灾省区的官员大都对支援灾区的诏令敷衍塞责，部分人经办赈粮时侵吞克扣，中饱私囊。贪官污吏甚至“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己幸”。这就极大地减弱了政府的抗灾、救灾能力，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环程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社会更加动荡。频繁的暴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清代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过度的砍伐垦荒，也极大地破坏了北方植被，大片森林被焚烧砍光，树皮草木被剥食殆尽，到处是荒山秃顶。生态系统失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反常，这就加大了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
同样，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鸦片，引诱国人种植罂粟，忽视农业生产。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国内鸦片种植之风盛行，山西成为北方罂粟盛产地之一，全省“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乎无县无之”。
由于罂粟种植获利颇重，农民往往以膏腴之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贫瘠之区。这就侵占了大量良田沃土和农业劳动力，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并且部分农民吸食鸦片，严重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破坏了正常生活。
随着灾害的爆发，以及赈灾工作的展开，种种弊端都暴露出来，李书星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逐渐形成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一，颁布新的土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变农村现状。
其二，实行移民优惠政策，中原地带人口集中，多年灾害造成物产贫瘠，鉴于此，把多余的人口迁移到内蒙牧区，发展游牧业。
其三，鼓励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鼓励他们经商做矿工，自谋生路。
自此，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数亿农民的命运也由此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