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黄帝子孙，有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与深邃的潜力……对于各种科学，自当有我们特殊的贡献。……中华民族，不久当能异军崛起，独树一帜，在各种科学上，占它应有的地位，”这是一篇发表于1933年的《科学是国际的吗？》文章中的几句话，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为了实现“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严济慈教授，他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中国光学仪器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震动了中国科学界，也震撼了千千万万个还在学校里勤奋求学的莘莘学子的心灵。
1901年1月23日，严济慈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中学读书时，他的学习成绩年年第一，尤其在数学学习中，更是表现出了特殊的才能。1918年夏，他以全国六个高等师范学校联合招生考试初试和复试两个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入学后，严济慈先是读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学工业专修科，再一年后，他又转到了数理化部读二年级。在学习期间，他一方面担任学校《数理化》杂志主编，一方面兼任本校附中和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数学教师。与此同时，他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著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1923年毕业时，因为他已经修满了规定的学分，同时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成为东南大学第一届惟一的一个毕业生。鉴于他的突出成绩。中国科学社破格接收他为正式社员。
1923年秋，严济慈利用他编著的两本书的稿酬和熊庆来等3位教授的资助，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深造。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同时考得了微积分学、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学3张主科文凭，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突出表现，轰动了整个巴黎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教授同意严济慈到他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严济慈的劳动终于结出了硕果：精确测定了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发现了光的双折射的新效应。
法布里教授对严济慈的这项成果非常满意。当法布里教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次出席科学院会议时，这位教授没有宣读自己的论文，而是宣读了严济慈的博士论文。这件事成了当天巴黎的头条新闻，严济慈和法布里的照片被各大报纸并列刊登在醒目的位置上。
1927年夏，严济慈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祖国，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在上海真如）和中山大学4家学校任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为了让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也为了让自己的科学知识更加充实，1928年冬，他同夫人一起再度赴法国深造。他曾先后在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并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帮助安装调试显微光度计和做测试研究。
1930年底，严济慈回国后，先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49年。30年代，严济慈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应用光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他科学生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关于碱金属吸收光谱的研究成果，为原子物理学科的斯塔克效应等提供了丰富的证明，直到六七十年代，国外的一些原子光谱学的专著仍在引用他在30年代测定的光谱数据和拍摄的光谱图。他在30年代还精确地测定了臭氧在全部紫外区域的吸收系数，并发现了若干新光带。这一研究成果，被世界各国的气象学界长期利用来测定高空臭氧层厚度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时，严济慈正在法国进行访问。一身正气，充满爱国主义感情的严济慈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敌人占领下的北平，就取道河内，前往昆明，主持筹建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将物理研究所迁到了昆明郊区的黑龙潭，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
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严济慈领导的物理研究所，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全力从事军需品的研制。在条件非常艰苦、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仔细检验，先后制造出了大批的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步兵用五角测距镜和高倍望远镜及医用显微镜，供中国军队和盟国的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在此期间，物理研究所不仅生产出了一大批战争急需的军需品，而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光学工人，为日后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所以，有人称严济慈是我国光学仪器工业的奠基人之一。鉴于他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年授予他胜利勋章。
1948年9月，严济慈在南京出席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会后，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毅然南下昆明，绕道香港，于1949年春乘坐第一艘北上塘沽的海轮，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北平，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等领导人请他参与中团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他有些踌躇地说：“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郭沫若对他说：“这话很对。但是，倘因此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走进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事？”从此，他便全力投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去，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主编、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务。他积极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