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生于1883年，系醇亲王奕譞第五子，但他并不是福晋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妹妹）的亲生子。叶赫那拉氏曾生养过四个孩子，但不幸的是，只有次子载湉（即光绪）长大成人。据溥仪所说，醇王府中盛行“饥饿疗法”，孩子一生病，往往以“净饿为主”。光绪几个夭折的兄弟，大多与营养不良有关。
奕譞的侧福晋，即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她的出身很低微，但她一口气为醇亲王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载洵与载涛先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道光第八子）及钟郡王奕詥（道光第九子）为嗣，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载湉已是皇帝，因而载沣成为醇亲王府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1891年，刚满50岁的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未满8岁的小朋友载沣便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奕譞在世时，对载沣的教育尤其重视。当时来王府中任教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的性格与兄长光绪皇帝颇为相似，都是好静不好动，其学习固然认真刻苦，但对外界事物缺乏热情。当然，在普遍不学无术的皇族子弟里，载沣总算是好学有知的。
也许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的性格从小就谦逊温和，生活中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但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不如奕譞那般的精明。“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这首白居易的诗，载沣把它录在团扇上，颇为自得。在其书房，也悬挂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的性格天生软弱，口才不佳，平时几乎无话，只对读书有兴趣，对政治则避之唯恐不及。
倘若是山野人士，读书固然可以避祸，但载沣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家庭，想要超脱政治，又谈何容易。事实上，慈禧太后对载沣的培养早有安排而绝非是一二日之计。特别是在慈溪与光绪闹翻之后，载沣更是直接进入了慈禧太后的夹袋。
由于年龄太小的缘故，载沣虽然贵为亲王，但在大多数时间都不为人所关注。他在世人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庚子年后那次出使德国。1900年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辛丑条约》中约定清廷须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如此，身兼亲王与“御弟”的载沣是这场“尴尬”出使的最佳人选，后于1901年前往德国。是年，载沣年方18，“皇室成员不得出洋”的规定也由此被打破。
载沣的欧洲之行并不顺利，当时德方挟战胜之威，向载沣提出了带有侮辱性的觐见礼仪：醇亲王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礼，两参赞则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礼，以示谢罪。载沣听后，大受刺激，随后便暂停邻国托病不行，称：“宁蹈西海而死，也不甘向德皇跪拜。”
关于礼仪之事，说来真有些前后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因不肯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而怏怏以归，后来的阿美士德使团更是演出了一场强迫下跪的闹剧。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后，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京城设立使馆的权利，但因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总理衙门便以“皇帝年幼”的名义拒绝各国大使向清帝亲递国书。这事一直拖到1873年同治亲政，各国使节才第一次见到中国皇帝，而清廷也最终允准了西方的鞠躬觐见礼。就因为礼仪问题，中西方的正常外交活动被阻碍了近一百年。
历史跟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一次则反过来了，德国的做法实际上有羞辱中国使团的意味，而这也是载沣坚决不能答应的。几经交锋后，载沣向德方提出，在觐见之时，德皇离座相迎，他鞠躬致谢，两参赞则随其后行鞠躬礼，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惯例。争执至10日后，德方迫于舆论的压力，这才答应觐见时行鞠躬礼。
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退位3年后，载沣偶然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小书，名为《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当年这段并不算愉快的经历。阅后，载沣感慨万千。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予于光绪辛丑年，使出洋已成陈迹也。兹于越十四载。世事沧桑，时虞变化，而今回忆十四年前，竟如一梦焉！”之后数十年中，载沣多次阅读此书并分别写下批注，如1922年写道：“越二十一稔岁，逢壬戌，余已行年四十。再检出是册翻阅之，余弥增感谓，其世态沧桑，时生变化，自辛丑至今局势大改而特改，中外皆然，吁可叹甚矣！”
从德国回来后，载沣奉旨成婚，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载沣的婚礼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其规格远高于一般亲王的标准而接近皇太子的水准。这里面究竟隐含了怎样的政治含义，恐怕只有慈禧太后心里最清楚。
1908年，26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从此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不管载沣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只要他坐上了这个位置，就算不为天下黎民苍生，那也得看在王朝、家族、儿子或是自身的份上，竭心尽力，不容退缩。可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他何德何能，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26岁也不算太年轻。因为皇帝一般在16岁亲政，如康熙14岁即亲政，而未必那么合格的皇帝如同治、光绪都是在18岁亲政。如果放在现在，18岁的小孩子能做什么？身任一国之君，权理天下大事，未免荒唐！
直白地说，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人，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机构，而且是传统社会下皇权****体系中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毋庸讳言，皇帝的成长是千锤百炼的，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之所以年纪很轻便可以接管朝政而维持不坠，一则是他做太子时便接受了相当正规而长期的针对性教育，二则是官僚体系的完整可以令朝政按部就班地持续运行。但据已有的材料来看，载沣显然缺乏“监国”的系统性教育——他在王府之时，岂敢有做天子的非分之想？
过于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历练加以弥补，但一个人的性格却是无法改变的。“性格决定命运”，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未尝不能解释很多问题。载涛就曾这样评价他的那位老兄：“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但是，载沣真的“无用”否？
曾有人说，光绪临终前，载沣曾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在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并没有发生。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1901年清末新政以来，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吏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唯他老袁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而清廷政权日渐软化。乱世当中，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尸位素餐，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更为危险的是，南方督抚们在庚子年中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其年富力强而又党羽甚众。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载沣甫一上台，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如果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的话，“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恭亲王溥伟，他也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亲自手刃了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涛曾不无客观地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1906年前后，袁世凯身兼八大臣职位：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手里还控制着近10万人的新军，其势力足以令整个清廷为之心惧。慈禧太后还活着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对袁世凯有所控制。如相继收回北洋四镇的兵权及军事学堂的管理权，1907年又将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令其脱离地方等。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动摇袁世凯的势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思虑再三后，载沣与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另一位军机重臣张之洞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上奏说：“当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冲帝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攸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其实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与世续。
在这几位军机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续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属如唐绍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个紧要位置。如果贸然行之，恐怕后患无穷。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身为军机重臣，杀他固然不明智，但驱袁还是可以办到的。说来有趣，在皇权体制下，位高权重、根深蒂固者如袁世凯其实也不能如何，最后还不是屁滚尿流地留折谢恩，连夜出京，岂敢有一丝一毫地抵抗。对此，当时在京为官的曹汝霖评价道：“摄政王此举，真是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不察国家利害，只知为先兄皇帝复仇，何其小也。摄政王对我关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罢斥项城，起用亲贵，仍觉有‘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感，不足与言国事也。”
民国以后，袁世凯声名狼藉。有人便慨叹载沣当年为何不对袁世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笔者却以为，幸好载沣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若是当时杀袁世凯，没了这个可以缓冲各方矛盾的中间力量，爱新觉罗家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国，弄不好就会亡族。
驱逐袁世凯的那道上谕也写得很有意思：“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谕旨下发第三天，袁世凯即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京城。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张之洞不久即告去世，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