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青朋友从外地来,总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说到了我正在写的知青故事,都说“我们都老了,快把那些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故事讲出来吧!”然后大家抢着为我讲故事。农垦报的张总编说: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一个男知青追求一个女知青,被拒绝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来了!很惨……
老胡马上说,你说得不对,那个知青是我们连队的,我俩还是好朋友!老胡当年在完达山下、蛤蟆通河畔的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后来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先当医生,又搞装修,再以后到日本搞设计,前几年回国,办设计公司、开西餐馆。他为人热情,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和当年知青战友的联系。
几天后的下午,在他家那个门前爬满青藤的“露西亚”餐馆里,伴着一杯浓浓的咖啡,老胡给我讲了这个奇异的故事一他叫小凡,我们是一批的,1968年11月8日从哈尔滨到北大荒的,当时他只有15岁或16岁,是1968届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打成“****”,父母离了婚,父亲去了大兴安岭改造,领走了弟弟。他和母亲在一起,她在医院当护士。
小凡一点也不伤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聪明。聪明的人都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下乡时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脚上是一双对缝儿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条颜色很鲜艳的围巾,很讲究,十分可爱的样子。白天他在园艺排干活,培育果树。晚上和我学拉手风琴,后来请人把家里的小提琴捎来了,又跟我学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饭时,他抱了好几个饭盒,帮助我们打饭,然后一起边吃边白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说。
我们是个大连队,当时有200多个知青,北京的和哈尔滨的是先来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错。上海知青一来,我们就有点躁动了。他们都穿着黄军装,外面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大衣,很有风采。上海的小青年,无论男女都是白白净净的,比粗糙的北方人显得滋润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样子娇小,更是楚楚动人。特别是他们绵软的沪语,听着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里混,他们也喜欢他,那些小姑娘,一听他说话就笑,他也擅长在女?亥子面前表演。不几天他就学会许多上海话。回到我们宿舍,小凡就教我们,连骂人话他都会,这小子真是个语言天才!
这么多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在一起,天长日久总要闹出些浪漫的事儿,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个年代,小青年不好好学领袖教导、不好好干活,而去谈情说爱是大逆不道的。其实,爱情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它也在生长,谁也挡不住。连队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最尽职的是一个姓苏的女副指导员,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兵,她很热衷于对男女知青的跟踪和抓“对儿”。知青说她有点“变态”,也可能是误解,她真怕知青闹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领导,她是有责任的。
可还是出事儿了,那事儿还和我有关系!一个姓宋的哈尔滨小伙儿,爸爸是省里很有名的教授,这小子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当“枪手”。小宋读书时是数学课代表,脑袋很灵,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但写情书就不在行了。那时我读了不少法国和俄国的爱情小说,《红与黑》《安娜丨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写情书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动,连说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说,情书必须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来的信时,苏副指导员来了:“你看什么呢!”然后抢过来就看一小青年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股掌之间。她越看越生气,“没想到我们连还有这么下流无耻的小青年!”她气汹汹地走了。
接着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她宣读了这封信,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大批判。会后,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着,不吃也不睡。几天后,小宋的妈妈来了,把他接回哈尔滨,不久就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探家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米沙你来了!”小宋还认识我,米沙是我的小名,父亲在东欧留过学,孩子也起了个洋名。我送给他一条“握手牌”香烟,他竟不知道怎么把烟打开,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说到这儿,老胡真找了一支烟抽起来,好半天,心绪才平静下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听他说一无端的批评,让女知青无脸见人小宋疯了这件事对连里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男女青年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敢来往了。只有一个人还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还往上海知青堆里钻,特别和一个上海姑娘过从甚密,那个女孩儿比他大,他俩经常互相借书看,她还帮他洗过衣服。小凡对她很依赖,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当时他对她并没有产生爱情,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姐弟恋”。按着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可能是种“恋母情结”吧!这事儿还是没有逃过苏副指导员警惕的目光。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训,没有声张,只是找了那个上海女知青谈话,好言相劝,不要和小凡来往!否则,X#你影响很坏!那个女知青马上找小凡谈话,她哭着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人家都说咱俩搞对象,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泼在小凡头上,他很难过,也很委屈,自言自语:“我也没和她搞对象呀!”
“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件!”老胡说,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去当兵了,有人给我写信说:小凡把自己的****割下来了!转业后,我多次见到小凡和他的母亲,又询问了连队的许多人,他们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一那一年,1973年夏锄的季节,大家正在铲地,小凡后赶来的。不一会儿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鲜血顺着小凡的裤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弯下腰,想扎住裤角,不让人看到,那时他脸色煞白,用手撑着地,已经站不起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昏迷的他背回连队卫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裤子退下来一看,腿根儿处一片血肉模糊,****被割去三分之二,贴根处还系了一根麻绳儿。
后来才知道,小凡是在大家下地后,在自己铺位的床沿上用镰刀把自己的“命根”割断,为了止血他自己在伤处系了一条麻绳,然后用纸把“命根”包好,埋在宿舍门前的地里。事后,大家和他开玩笑:“你把那玩意儿种在地上,想让它长出来一棵树,满树都滴滴荡荡吊着那玩意儿,好看吗”小凡一个劲地傻笑。丁大夫赶紧做了止血处置,又把小凡送到了团卫生院,最终止住了血,保住了他的命。
一个星期后,小凡又回到了连队。几天后的清晨,睡在小凡下铺的青年感到从上面往下滴什么,掉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打开灯一看,自己脸上都是血!那血正从上铺的床缝向下流。他们爬到上铺掀开被一看,小凡已把自己的气管割断了,他已气息奄奄了。丁大夫和连队干部再次把他送到团卫生院,万幸的是他没有割断动脉,他的命保住了。医生把脖子上的伤口缝合上,他又回到了连队。
听说那位苏副指导员很气愤:“你自杀吓唬谁,我看你是做贼心虚了!”几天后,小凡下铺的青年半夜又听到小凡的呼噜声,上铺一看,他又把缝合刀口的线都撕开了,顺着刀口淌着血……
后来,团卫生院又一次救活了这个生命力极顽强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把他接回家,住在自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气急败坏的小凡,总是和母亲吵架,有时又很极端,母亲没办法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他在医院里也是几进几出。
从部队转业回来,老胡到家和医院去看过小凡。后来,他去日本搞建筑设计,前几年看到哈尔滨要开亚洲冬运会,又回来参加体育馆的设计招标。这之后,老胡也常去看小凡,给他送烟送零花钱,有时还领他出来吃顿饭。他和过去一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点儿也不沮丧,对病友和护士都很有礼貌。
老胡也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是证明?是抗争?是自虐?还是割断尘缘?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后来小凡到上海做了一次****修复手术。老胡和他说,你找个对象吧!他笑着说,他妈妈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看中了他,可他妈不同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胡说,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凡是1989年,那是在精神病院。他的手用纱布包着,指尖都是黑色的。他说坐火车到外地去看他叔叔,结果下错了站,在大风雪里迷了路,被冻倒在野地里,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他又捡回了一条命。小凡正在等着做截肢手术。那一天,老胡看着自己的老战友灾难接踵而来,很是伤心,他感叹上帝的残忍和不公!
日落黄昏近。小店点亮了蜡烛,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我只好停止了采访,我怕我们不断的哀叹影响客人的情绪。
我想,谁是小凡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变态”的副指导员?大概不全是,她也许是好意,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干部还少吗?也许是小凡自己心理、生理的原因,也不全是。如果,能多一些人性和人文关怀,能更多一些对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去年我路过老胡的俄罗斯小餐馆,进去闲坐,又打听了小凡的情况。老胡神情暗淡地说:“他去世了。”
小凡死在了离佳木斯只有5公里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那是一座白色的6层大楼,收养了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中精神病患者,大约有200人。那里的条件相当好,有专业医护人员对患病的老知青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他们最小的都有50多岁,可只记得自己下乡时的年纪,他们会对来访者说“我18了。他20。”他们心态很年轻,因此也很快乐。他们有的是已经返城了,可又被家属送了回来,因为病都是在北大荒得的,还是你们负责到底吧。只要是北大荒的老知青,只要是得了精神病了,他们都来者不拒,连他们得病的子女都收养了。安养中心努力要让患病的老知青回归正常社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曾带着恢复效果好的10名老知青前去参观,他们受到上海人民热情的接待。穿着整齐的老知青像孩子们一样高兴,如不特别注意,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可惜,我们的小凡没有这么幸运。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到这安养中心视察的新闻,她和那些住院休养的老知青谈笑风生,她高度赞扬了北大荒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好,小凡最后几年一点也没受罪。”
老胡说着,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