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在他们坐过的地方，有时你能捡到糖纸和果皮。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像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明白人指点着，这时闻讯而来了许多人，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了。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
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为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死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营清查组成员，后来因为家里出了事，父亲被定为“走资派”，我从要害岗位清理到报道组了，专为报社写营里的好人好事，有政策水平的领导是把我当成“可教育好子女”安排的。清查组由一位东北农学院农技系的毕业生领导，他手下还有几个知青。他们很努力，一心要在这个以知青为主的青年农场抓出几个特务。当时，我们所在的黑河地区正进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我们这个营所在地职工很少，结果知青也被审查了。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这里离最近的城市黑河市，还有280里的车程，处于大山深处，边远偏僻。但100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
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7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集团”。这8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练得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八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唱“今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歌唱”……当时这些歌曲都是“********”，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反动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子，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他们跑得很远，回来得很晚。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她很喜欢苏联小说，比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写苏联共青团青年垦荒队的，那里面最让她感动的是青年们浪漫的爱情，这方面她还没有太多的体验。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清查组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一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当时，我们报道组和清查组是邻居，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他们住那头，我们住这头。那边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听清查组的人说，那女的写给老二的信特感人。谁看了都得掉泪。
迟景铁没有死，他像山上的树一样还站立在风雪中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有肉罐头，也有水果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装进了一个黄背包，然后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看守他的小青年发现他没了，就大声呼喊起来，我披着衣服就跑了出来，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清查组那几位知青哥们看侦探小说太多了，他们在心里编织了一个特务联络网，他们还让我看他们绘制的一张图，上面有附近林场和居民点的位置和每一个点的联络人。他们判断，“八哥们”是通过“二毛子”老栾太太和对岸挂上钩的，然后“八哥们”和附近各点的特务联系，目的是收集驻军和建设兵团的兵力部署。他们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单纯的“哈青农场”能突破这个特务网，整个黑河地区的特务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我的战友们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据说还有一部电台！他们梦想突破哈青农场的特务网，然后立了大功，到北京受奖，最后调到边防部队，成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毁了老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当然他们不是元凶，就像“****”中许多红卫兵逼死人命一样。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忏悔？在许多许多知青回忆文章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害人者。作为当时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干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经不被组织信任了。其实在清查的初期，在我还没有被清理出清查组前，我是批斗过农场的走资派的，性质和我的战友批斗“八哥们”是一样的，只是没逼死人命而已。这也是我永远的悔。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他所在连队的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草绿草黄，树枯树荣，岁月无情，淹没了许多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后来“八哥们”所在的连队迁到了五大连农场0师5团〉，大家还干着种地的活。那时清查运动已烟消云散了，那位领导清查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家乡农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连池农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冲进他住的房间，把他一顿暴打。第二天清晨，伤痕累累的他悄然离去了。这是谁干的？没有报案，也没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八哥们”的那个案子，他得罪了许多人。其实，他也是代人受过。
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迟景铁，那个健美多才的哈尔滨知青。我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这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当年当过我们连连长的陈永祥给我打过电话。他1966年春天带领着100多个哈尔滨青年在那片残雪未消的山沟里刀耕火种，挖井建房。他曾是迟景铁的直接领导，返城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他说，哈青的老知青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特别感谢我说出了历史真相，给了迟景铁和“八哥们”一个清白。他说，迟景铁的女朋友也看到这篇文章，返城以后她隐名匿姓落户在一个小县城里，她不想再见到当年的战友。但这篇文章让她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老陈，请他把她写的关于哈青生活的书转给我，也许想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也许想让我知道她和迟景铁之死的关系。
那是用青春和眼泪写就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伤怀。她的文字确实不错，但那是一部尴尬的作品。说是纪实，她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连人名都是虚构的；说是小说，又缺少文学架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写信对她说，是写纪实，还是写小说，你要有勇气做出选择。我又说，无论怎么写，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忏悔可以，但不必缠绵于痛苦的自责中，光明在前，应该为死去的人活好现在的每一天。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再通过老陈和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