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已经惊异地发现，在这经济的喧腾年月和文学的萧索时期里，散文竟然出人意料地交上了好运。在人们的记忆里，散文的命运似乎没有特别地坏过，也没有特别地好过，它实在太久地担当着文坛上的配角。讲起历史来，它的历史比谁都悠长而辉煌，一回到现实，它却总是没有气力与小说、报告文学抗衡。可是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散文的市场来临了。这倒不是说它要重温正统或正宗的梦，而是说，在这大转型的时代，它有可能获得比平常更为丰硕的成果，完成自身大的转折。散文“中兴”的秘密深藏在时代生活的深处。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急剧变动的生活赐给了散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发现，提供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新鲜体验，从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开放的、新颖的风格；就散文自身来说，由于它的自由不羁的天性，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倾吐当代人复杂心声的一种形式。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据，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条件，两相遇合，造成了散文迅速发展自己的空间。
然而，能否真正产生叩响当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优势和艺术空间还不行，归根结底还要看作者——精神个体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开创新境的能力。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雨中登山呀，海外游踪呀，观光苍松白杨呀，怜惜山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致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则无动于衷。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啊，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都漏掉了，最后还是只剩下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是胡适的名言。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很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染上浓厚的新古典主义气息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从来不放屁也不上厕所似的，连跌跤也要讲究姿势优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隐形规定似的。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沉沉，病恹恹的萎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脚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时代活力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很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人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任性胡说的同义语，大街流氓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几乎丧失了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茂盛；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天衣无缝；他偶尔也想“幽默”一下，结果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唯独写不出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平的表现？
强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不能承受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语言。父亲对树林和鸟的喜爱是多么真挚，他可以嗅出鸟的气息，看到无风而动的隐秘，他和树林和鸟一同快活，达到了短暂的无忧无虑的合一境界。可是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甭”。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是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一生。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春，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学者陈焜，曾以《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书影响过八十年代的文坛，他的学识和才具，笔者十分钦佩。后来很少读到他的文章了，据说去了海外；最近发表的散文《大青石》，透露了他的最新信息，文章大有“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况味。贾平凹写过《丑石》，那主要是在极丑中发现大美；陈焜的《大青石》，则是对永恒、道、澄明之境的一种求索：“世上人所设立的尺度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大青石是一种人的尺度所不能衡最的现象。依靠着大青石，就是跟永恒产生了接触。”文章中确有不少形而上的玄思，但它牢牢建立在幼时故乡的一块大青石上：“大青石的明暗是升沉不定的”，作者的命运和情感也是几起几伏：人世的喧闹永无休歇，大青石却总是沉默无言：什么都可以过去，只有大青石沁人肺腑的凉意永远存在。大青石既是具象，又是永恒，她可以是故土、乡情、大爱，也可以是无言的道，无形的大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