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姨都不很明白，我就更说不清楚了，可能只有他自己和抓他的人最清楚！”山芸一脸的茫然。
学校里已经给毕业班发了毕业生情况登记表和高考自愿表。文泞泞在看到表格的那一刻，就把黄山芸家里的这件事和高考的“政审”连在了一起。文泞泞早就听说“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地方，不培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前几届因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的学长，都说过这样的话。因此，泞泞很为山芸焦急，心想，“山芸如果不把家里所有重大问题填在表里，那就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按平日泞泞对山芸的了解，她不可能有意隐瞒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全填出来了，有姨夫的****问题，还有父亲是反动军官逃到台湾的问题，现在又增加了姨夫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她过得了政审关吗？即使她考得再好，“阶级路线”都会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她挡在大学的门外。这岂不是太可惜了？
她回家把自己的忧虑告诉父亲，她知道父亲一直对葛大夫和黄山芸印象特别好，想听听他的看法。
文副院长是个有侠骨柔肠的转业军人，在单位里爱憎分明，仗义执言；在家里对女儿的成长一贯关注，不仅要求孩子在学校里尊敬师长，努力学习，而且对她的思想品德，对她的精神情操都严格要求；对女儿和黄山芸的友谊他也一直给予鼓励。他在听罢女儿的话后，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分子的肉体，而是要把他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新人。仅仅是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不是剥削阶级分子。对他们应该是团结教育，按他们的实际表现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我想，黄山芸这样的学生，她拥护党的领导，品学兼优，而且我还看到，你这几年从她身上学习了很多，包括朴素、吃苦、勤劳。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在政治上不能给这样的学生平等权利呢？更何况大学本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怎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愿意革命的年轻人？讲出身，更讲表现，这就是我对党的阶级路线的理解。”
泞泞能感觉到父亲不赞同世俗的或主流的观点，他对山芸评价很高，不仅仅是因为同情。父亲的话也升华了她的认识，她很感激父亲对自己好朋友的评价，但她主要还是想让父亲为山芸想点填表的技巧：“爸爸，咱们都是这样想的，谁能保证大学管招生的人也这样想？我是在想，要不要让黄山芸填毕业生登记表的时候，把家庭问题写得笼统一点、含糊一点？”
文副院长明白了女儿的心思，严肃地说道：“那一定要按照填表要求、实事求是地填，不能隐瞒实情。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秦伯伯，他是校长，看他能不能给山芸写个推荐，全面介绍她的思想、品德和学业，最后署上他的职务、姓名，再盖上公章，在政治上能为她担保。”
文泞泞听罢，高兴地出了门往学校跑。在医院门口正好碰见山芸，她对山芸说了父亲的建议。山芸听了非常感动，诚恳地对泞泞说：“你先代我谢谢文院长，可是别再麻烦了。我虽然很想上大学，但我也得为我姨和姥姥考虑，家里现在这么困难，我还能再去考大学上大学？要是我姨夫在家还差不多。可是，他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无论政治上，也无论经济上都不允许我继续上学了。你知道，上初中那阵子，我都想去参加工作，一拖又是几年，已经不错了！现在高中眼看读完，毕业证肯定能拿上，比原先找工作的条件好多了。”
泞泞一听就急了，板起脸生气地说道：“山芸，你先前想当工程师，后来你又想当医生，可现在却要辍学去工作，怎么变化这么快？还不如现在就找个男人嫁出去，生孩子、养孩子算了！”
“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命？谁不想好好上学，多学点知识，将来把工作干好，对国家多做贡献？可我命不好，没有好爸爸，没有好家庭。妈妈最疼我，妈妈去世了；姨和姨夫把我和妹妹接来住，家里的灾难就一场接着一场，好像是我带来的。我真想不明白，是不是我命太硬，老克家里人，怎么厄运老缠着我？前几天，我去八仙庵算了一卦，解签的道士问了我的生辰八字，我五月十五午夜出生，说‘五’太多了。这个道士好像还挺有知识，他说，‘五’是奇数和偶数的一个复合体，是神秘数字，一个巴掌是五个手指，一个脚也是五个脚趾，‘五’多拳脚多，就容易冲撞别人，自己也会受伤害。警戒我要注意忍让、回避。上大学的事，我命里没有，我不能去硬争，这是神仙的指点。我应该在家里为我姨多分担一些忧愁！”山芸向泞泞倾诉了自己的幽怨和按神灵意旨行事的愿望。
“什么时代了，你还迷信！都说你聪明有潜力，岂不知你迂腐犯傻！你怎么能信和尚道士胡言乱语？你告诉过我，以前你姨说‘你能上到哪一步，就供你到哪一步。’你现在要是打退堂鼓了，阿姨她反而会觉得是这个家害了你。你如果不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给她帮忙，或许她经济上、体力上会轻松些，但她完全没有了精神寄托，她会产生新的愧疚感和精神负担。这种精神压力会让她崩溃的。所以，你必须加倍努力，考出好成绩，考上大学，为家庭增添活力，让阿姨从下一代身上看到新希望。这样，阿姨才能重新振作起来。”泞泞对山芸的想法和做法感到错愕可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她认为如果山芸弃考，对茹芝姨带来的会是又一次沉重打击，对山芸一生命运的影响，自不待说。
山芸仍然在犹豫着，似乎在权衡着考学与不考学各自的利弊，对比着两种不同的道理。泞泞看着她懵懵懂懂的样子，又开玩笑地补了一句：“就按道士的疯话来说吧，你这柔拳秀脚老是收缩着束缚着，根本没有伸出去，怎么能冲撞别人，克损别人？你反过来想，无论是你父亲、你母亲，也无论是你姨和姨夫，他们哪一件事是你引起的？他们的麻烦都是自己造成的。不但和你没有关系，而且还危及了你，干扰了你。而你总是在家里人有困难时去帮他们，为他们分忧。你很无辜，也很无奈，正因为你的手脚伸不出去，当压力和厄运朝着你涌过来时，你才不能自卫，也防护不了、躲避不了。你只有到一个更大的天地去，厄运才能真正摆脱。我们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理解的，我爸爸经常说，‘不能相信鬼神和命运，只能自己救自己！’”
山芸心里似乎开朗了许多，但仍然辩解道：“个人主观上再努力，客观条件不允许，硬争有什么用？”
“我最近才读了‘矛盾论’，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关键还是你个人的努力。”泞泞引用了毛主席最经典，最流行的话，以雷锋“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精神继续开导好朋友。
“从我的切身感受来看，我总觉得外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山芸也把自己读“矛盾论”产生的不同想法说出来，但没有再坚持‘弃考’。
“外因、内因都重要，咱们争哪个更重要没有意思，我现在就去按我爸的建议，找找秦校长，恳求他专门针对你个人和家庭情况写推荐或政治鉴定，在外因方面创造新的条件，至于你的内因发挥，得依赖自己。”泞泞觉得已经说通了山芸，说完就急匆匆地去学校了。
黄山芸站在医院门口的树下，呆呆地望着随风飘动的枝叶出神，她又一次感受到真挚友情的热度和力量。
秦校长采纳了文泞泞转达的老战友建议，不仅给黄山芸而且也给桂小芹和郑力这三个品学兼优、而家庭出身问题较大的同学都亲自写了政治鉴定，并在他们的“考生情况登记表”上填写了意见。除署了自己的职务和姓名外，还在姓名后边的括号内补注了“老八路”三个字。
正如泞泞分析的那样，这几年山芸与姨相依为命，茹芝姨确实是把外甥女视同女儿，而且常产生愧对山芸的感觉。当她知道了文副院长和文泞泞如此仁慈和友善地关心支持山芸考大学，内心深处涌动着感激之情，却无法表达，只能在遇到这家人时，报以诚挚的微笑。这天，她听山芸说文泞泞被推荐上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就让山芸邀请泞泞星期天到家里吃饺子。
高考终于来临了，黄山芸前一天下午和班上几个同学去古城三中看了考场，考场离职工医院要步行八九里路，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即使乘公共汽车也得要二十多分钟。大家相约第二天一早提前两个小时在纺织城十字见面，一起乘公共汽车前往考场。
第二天早上姥姥早早就喊醒了山芸，给她煎好了荷包蛋，烙了个饼，还熬了一锅大米稀饭。山芸洗漱完，刚端起饭碗，就听见茹芝姨在她的房子里喊：“山芸，你把体温表给我拿过来，我觉得方方有点发烧。”
山芸把外边桌子上的体温表给姨递过去，放在二表弟的腋下。
姨看着方方的脸，显出担忧的神情，自责道：“这些天他俩都不好好吃饭，老说肚子难受，我只顾了圆圆，没有注意长长、方方。”
山芸边听边回身继续吃早点，没等吃完，又听姨在屋里惊呼：“四十度哇！我看他脸上身上皮肤发黄，山芸，你帮我抱他到亮处，让我看看！”
山芸急忙进屋，从床上抱起浑身发烫的二表弟，走到窗前。姨把圆圆向床里推推，然后走过去翻开方方的眼睑，发现他的巩膜明显发黄。方方迷迷糊糊地在山芸怀里哼唧着，姨赶忙接过去，把他放在床上，在肚子上触摸，方方大声哭了起来。
“肝脏也肿大。”姨镇静地说罢，又大声地问，“娘，你们最近在外边吃啥了吧？”
姥姥想了一会儿，缓慢地答道：“最近没有在外边买过什么！只是上个月在路口吃过一次豆腐脑。”
“怕是传染上了肝炎，外边小摊上的东西不干净。”姨忧心忡忡地说。
“姨，那赶快抱他到医院检查吧！”山芸焦急地说。
姨猛地想起了山芸得去参加高考，忙说：“你今天考试，是第一天，该走了！快准备一下，可不敢耽误了！”
山芸忧愁地说：“给方方看病要紧。”
“都要紧，你快准备好自己的事，只要帮我把他抱到门诊部，就不用再管了。中午也不要回来，安心考试，让山芋跟我在那儿。”姨催促着、叮咛着。
待山芸帮姨把二表弟送到医院，她看看姨的手表，离考试只剩下四十分钟。
等她走到前一天与大家约定的地点，未见到一个去考试的同学。她急忙提着装干粮和文具盒的小网兜，又往汽车站跑。
她终于等上了公共汽车。上车后，在晃动的汽车上待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站下车。一下车她就瞢了，失去了方向感。顿了好一会儿，她记起还要往西往南拐两次，大约再有两个三百米。她回忆着和同学们一起走过的路线，连走带跑往考场赶。约莫快到的时候，她走进了一条胡同，想抄条近路过去。不料，从胡同里拐出来却是一片菜地。她正焦急地想找人问路，只见有两个人从菜地里冒出来，弯着腰往路边走。这俩人一见到黄山芸，就不好意思地说：
“没吃早饭，又渴又饿，拔了两个萝卜。迟到了，我们无所谓，你怎么也迟了？”
“家里有点事儿，出门迟了，快走！”山芸见是周健和梁天伯，就跟着他俩，边跑边答。
实际上，他们只跑了不足二百米，就到了三中大门跟前。
校门里站着的督考老师，一见他们就气愤地喊叫：“已经开考十分钟了，还不快点？你们这些学生，太不像话！再迟五分钟就取消你们的入场资格！”
山芸气喘吁吁地跑进自己的考场。
上午的两门考试结束后，山芸没有在校园里和同学们交流答题情况。她觉得考题不难，都是平时复习到的基础知识，没有产生中止下午考试的想法。她慢悠悠地走出校门，来到一个大树下，看见落着筛孔般光圈的地上有几块砖头，就蹲下身子把砖头摞在一起坐上。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呼出来，缓缓地从网兜里拿出装开水的盐水瓶和一块姥姥做的烙饼。不远处的茶摊和小食摊跟前都围满了人，她想到小表弟的病，还真担心这些人也会病从口入。吃完烙饼，她先是低头想心事，接着就闭目养神，没有再去观注周围和身边的人来人往。
下午的一门考试，黄山芸觉得比较从容，没有等到考试结束铃响，就急匆匆地交了试卷走出考场。一出校门，想到早上抱着二表弟进医院的情景，心里就又不安起来。她又是一路小跑，去赶公共汽车。
回到家里，她从姥姥口里知道，方方已被诊断为肝炎入院治疗，姨和山芋都在传染科隔离病房守候，就急忙赶过去。她神情紧张地俯身看着已经打着吊针入睡的方方，姨见山芸进来，简单说了一句：“是急性甲型黄疸肝炎。”山芸看见床头柜上的饭盒还没有打开，就要换姨和山芋吃饭、回去休息，姨没有同意。姨坚持让她回家，安心备考，善始善终。
两天半的考试结束后，山芸按照姨的吩咐，在家里代替姥姥给方方做点清淡流食，代替山芋往病房送饭，也换着姨在病房里观察输液速度、进量，留神方方的病情变化。姨每天还要到自己科室里去看小病号，处理紧急事项。
三个多星期后，方方的黄疸消退，肝脏恢复到正常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