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位置与品格
80年代后期，美同一家著名的文学刊物《三季刊》出了一期“大学批评”专号，用了234页的篇幅来攻击大学的文学批评。
这份正统杂志对美国大学盛行的文学批评进行猛烈抨击，有的论者甚至宣布“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但这种观点迅速遭到顽强抵制，怀疑批评是“一门学科”的人被指责为“最不了解现实的人”。文学批评在西方大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而成为一门显学。
事实上，在50年代，兰德尔.杰拉尔（Randall Jarrell）就写过一篇题为《批评的时代》的论文，按照杰拉尔的描述，50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页评论”，可见文学批评占据的显要地位。这种情况到了七八卜年代显然有增无减，美国的文学教授抱怨说：“与我们的文学现状迥然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学状况。我们这里是各色各样批评家的世界，他们那里是文学的世界。”80年代末期，同样有人撰文《论批评的黄金时代》，该文作者W.J.T.米彻尔指出，20世纪末叶的西方学界处于“批评的黄金时代”，20世纪末西方文学表现的主导方式不是诗歌小说，不是电影戏剧，而是批评和理论。他解释说，所谓“主导方式”，不是指“流行的”、“公认的”、“官方的”方式，而是指“进步的”、新兴的、先锋派的表现方式，在他看来当代批评是严肃的、实验的、百利全书式的、个性化的当代批评专业化体系化强，关涉现实，志在创立新型知识。据说，当代新理论批评刊物竞相在各地“一流书店”与传统文学杂志争高下，像《批评探索》一类的杂志只要一摆进芝加哥的“神学院合作书店”就会在几小时内被抢购一空；而《附加符》一放进：大英语系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
显然，批评是否可成为门学科在实践上并不成问题，但这是指在西方学界。事实上，在中国学界或文坛，批评是否是一门学科尚有疑问，甚至，批评是否有必要存在还是个问题，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无疑是一个可悲而可笑的行当。
多年来，当人问及我的职业时，开始我还理直气壮，后来就变得支支吾吾。在那些非专业性的场合，每次当我告知对方“我是搞文学批评的”时候，对方疑惑的神情像是在审视一张过期的车票。热情一点的还抱着希望建议：“为什么就不自己写点作品？也可以试试嘛！”友善者则再三劝告我改行：“想想门路，看看能不能调到报社、电视台或出版社之类的部门，那里吃香，富得流油。”尽管我对我的职业之败落有充分的认识，但有人们心目中它如此无足轻重，还是让我有些吃惊。久而久之，我就想蒙混过关，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是搞文学的”，但经不走对方的追问：“写过什么作品？”我只好从实招供：“是搞文学批评的。”对方不屑的神情立即溢卡言表。我很清楚，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文学批评与葬礼上吹拉弹唱那种职业没有什么区别。
显然，文学批评一直被看成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和二手货，甚至连罗朗.巴特这样的一批批评大师也不愿人称他为“文学批平家”，他更乐意的称号是“符号学教授”。1976年巴特入选法兰西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他只要回首看看当年作为文学批评家起步时的可悲处境就不寒而栗：断断续续的职业生涯，贫穷拮据，大部分时间节衣缩食地去买教科书和鞋子。在巴特声名卓著的岁月里，法国电视台的记者还存追问他是否想写小说，巴特不置可否的回答还给人们留有希望。1980年，巴特穿过法兰两学院门前的大街时，被一辆洗农店的卡车撞倒。巴特的死，使不少人存有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这位激进的先锋派批评家写作一部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终究不能证明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即使像巴特这样的一代大师，人们也指望他能再努力一把，弄出一部小说之类的作品来证明他是真正的大师。但不管如何，文学批评在西方总能在学术界内部占据要津，在文学刊物和大学系统里起思想的主导作用。
在中国，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显得低三下四，就是在文学圈内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迄今为止，中国的文学刊物从来是把文学批评作为可有可无的栏目来经营的，它们通常附在二三流的小说后面，占据可怜巴巴的几页篇幅。这倒与那些由企业赞助的文学聚会上批评家总是尾随着作家的卑微形象不谋而合。就是像《花城》这样标榜推举创新思想的刊物，算是给批评开出较大的篇幅，但批评从来也就是占据末页的位置。经常听说某刊物开出高稿酬以吸引名人大家的小说散文，但从未听说过给文学批评以同等待遇（据说《山花》正在实行改革，将提高理论批评的待遇）。文学批评在出版社那里遭到的冷遇跟沿街乞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没听说过哪个出版社愿意赔着本出批评文集，除非作者有权有势，而小说散文集则是不厌其烦地出版，哪怕重复重叠出上几次也不在乎。现在，著作等身的小说家散文家遍地都是。一些作家成名后，一直在写二三流的作品，但照样有人抢着出版，抢着付高稿酬，抢着颁奖。如果哪位搞批评的要出本书，而且还提到稿费的事，那出版社肯定会认为这是个疯子。
当然，中国也有过批评的“黄金时代”。那就是批评作为棍棒挥舞的年代，既然文学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那么批评理所当然成为武器的武器。不少人在那个年代不就是使用“批评的武器”而权倾一时吗，建国以来的那些政治运动，文学批评无不扮演了呜锣开道或推波助澜的角色。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翻手为云，箍手为雨，这是文学批评在政治运动中惯用的伎俩。批胡风，评《海瑞罢官》，横扫资产阶级，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张扬“两结合”，标举“三突出”，当代文学批评也可谓博犬精深，千变万化，呼风唤雨，酿造时势；但就其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理论建树来说，当代批评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地贫乏与苍白。它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主要是充当政治运动的车前卒马后炮才立下一份汗马功劳，当历史向另一个方位转向时，事过境迁，那些赫赫战功也不过是趁火打劫的勾当，当年的惊人之沦多半是狐假虎威的强词夺理。
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改造，总算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文学批评就更不用说）。它只能以一种依附者的角色才起到作用。到现在为止，文学批评的这种状况并未有明显的改变。文学批评的权威性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权势。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还有“位置批评家”这一说，中国相当多的批评家，是因为他们占据了特定的位置才具有权威性，因为他们是这个长或那个长，他们盘踞在这个阵地或那个阵地而举足轻重，操持话语权力；或者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了……”而一言九鼎。不难理解，单独依靠理论批评本身的力量展开的话语实践，其存在之困难，当是付出几倍努力才有可能占有一席边缘之地的。
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还没有确立独立的学术品格。大学似乎有“文学概论”一类的课程，这门课程自称是关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知识与实践方法，而实际是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定的绝对解释。这门大一统的课程以权威的口吻向学生阐述“文学是什么”，并且“文学只能是什么”；它以毫不掩饰的手中握有真理的自信告诫人们，哪观点是要排斥的，哪些观点是错的，那观点是惟正确的。直到90年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概论课程虽然局部舰点有些变动，但总体上基本延续了50年代的苏联模式，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准确地说，大学的文学概论课程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文学课程，因为它不是尽可能提供本学科的丰富知识，而是独断论式地指定人们只能接受哪一种文学观念，拒斥哪一类文学观念。它是关于文学法规的课程，而不是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
大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坛的权力话语有着顺理成章的关联与内在的一脉相承，这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变革更新一直就困难重重。尽管说80年代有过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热”，它的半途而废不过说明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积重难返。
异想天开的人们甚至指望从自然科学那里套用方法论模式，如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等来研究文学作品，这种想法既可贵又可悲。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勇气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强行扭在一起，它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也只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所作的可能的变革，因为自然科学方法不涉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话语，也不会动摇上层建筑的权力系统。但它还是迅速宣告失败，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方法论实验，不如说是一次假想的叛乱和白日梦式的革命，它除了证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革前途未卜外，无法找到一条有效的理论变革之路。
但80年代毕竟从西方涌进各种学说，人们在短短几年内浏览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成果。从尼采、弗洛依德到萨特、海德格尔，从胡塞尔、伽达默尔到德里达、福科，人们不仅知道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也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或新历史主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80年代后期中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理应有些变革，但足，某些突然的历史变故使这个变革面目不清。也许这个变革的规模有所缩小，也许时间有些延搁，不管如何，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总是发生某些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未受到文学共同体的有效欢迎，相反，却是面临重重阻碍，受到多方质疑。人们在面对90年代初的文坛时，表现了极度的悲观和奇怪的拒绝。某种历史变故使文坛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动，这是事实。相当一部分昔日的“文坛精英”远走高飞，另一部分人金盆洗手。这使当年热闹的舞台有些空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人们就此作出的进一步的描述与判断却有失公允。在一些人看来，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个黄金时代。汇集着众多的文化英雄和博大精深的理论批评，相形之下，90年代则不过是些小鬼登场，趁虚而人，贩卖一些舶来品二手货。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果真是那么博大精深，无懈可击，是那么深刻锐敏，神奇高妙么？有些人由于自己的缺席而眷恋某个自己在场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夸大一个时期的历史场景和水准，并以此来贬抑另一个时期则显得狭隘且有失公正。
更有甚者，对90年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发生的一点小小的变革进行文化指控。对当今初露端倪的新理论批评的质疑有一个流行的看法，那就是“合谋论”。这种论调见诸于近年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小团体的聚会，也有专文进行描述。有人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是在1989年以后的特殊意识形态氛围里出现的，“恰好满足了当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助官方意识形态之力，从南方批评家手中夺过胜利果实，并且得到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有力支持。稍做一些实事求是的资料工作，当不难发现，“北方评论家”（按照一人的划分法，自然我也包括在内）
关于先锋派的评论文章，有不少是发表于1989年6月以前和12月以前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周期。现在，“合谋”成为一部分人的杀手锏，只要把对方指认为“合谋”，那就足以消灭对方的存在。“合谋”这张廉价的末世判决书，居然一度变成对新理论批评（或“后现代”）最致命的文化指控。由此也可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试图进行一些知识的更新，其处境之艰险，不仅左右夹击，也腹背受敌。压制的力量不仅来自有权势的现在理论体系的维护者，攻击的力量更有来自同代人的火拼。尽管说现在的理论斗争主要是知识的对抗，人们基于不同的知识立场而反对持他种知识立场的人，但意识形态依然在起绝对的支配作用。令人惊异的在于，新理论批评的意识形态位置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处在任何一方的人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对立面。这当然与操持新理论批评的有些人本身模棱两可有相当关系，也与有些人的混水摸鱼，混淆黑白不无关联。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理论批评不是什么“合谋者”，当然也不是什么渴望就义的文化英雄。新理论批评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而且对西方的新理论批评确认的那些观念和立场也有相当的保留态度。当然，中国的新理论批评者不是铁板一块。尽管他们可能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有某些共识，但他们决不是有共同纲领的学术宗派，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所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后学团体”，或后现代群落。
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没有自身的独立位置和理论品格，至少有三个原因是明显的：其一是权力的话语决定了话语的权力：其二是无法正确处理与作家的关系；其三是无力创造新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