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民说过:“当初军里接这个任务,就是准备拼的。大不了死一批人,打仗也是要死人的,建设也是战争。”的确,面对如此艰难的工程,无论地方还是部队,都得有付出牺牲的准备。工程预算中有一笔“不可预见费”,就包括安葬和抚恤金在内,双方甚至把墓地都看过了。那不光是给战士们准备的,也包括工地的决策者自己在内。当然,由于组织严密和工程技术人员出色的工作,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也没有一个重伤致残者,那笔“不可预见费”被不可预见地省下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隧道北口鞭炮锣鼓齐鸣,被称为“死亡地带”的五十五米弃土堆顺利通过了。“管棚法”施工的成功,惊动了国内外专家。全国地质学会主席孙光忠教授考察后,称赞它“是一个突破和创新”。日本一家杂志报道了这个“可喜而成功的尝试”。青年技术人员冠煜据此写成的学术论文《大型隧道管德法通过岩土堆积段的工程实验》,将在赫尔辛基的国际大型岩洞学术专题讨论会上宣读。他们用军人的勇敢磨利了科学探索的锋刃,用科学和智慧使指战员们的勇敢收到了成倍的实效。张昌密在他即将退出现役的时刻,成为工地上唯一的一等功荣立者。
有必要补充一笔:在北端五十五米回填土段担负施工任务的,是一个撤编单位的工兵营。当干部战士们在塌方等险情面前日夜苦斗的时候,后院起火一他们的老家已经不存在了。
带领这个营的师工兵科科长夏兆发,是确定转业之后主动要求参加隧道建设的。当时他正在大专班上学,这是领导
上为他转业之后的前途着想所做的安排。他得知师工兵营要去重庆打隧道,师里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带队干部,他就去了,说:“还是我去吧,不然,上学也不会安心。”他参军二十一年,打了十几年坑道,全师没有谁能比过他了。再说,工地上四个工兵营摆在一块儿,不说比赛也是比赛,咱们这个营不能给师里抹黑。夏兆发膀大腰圆,方头阔脸,一副铮铮铁汉模样。一九七九年他在这个营当副营长,对越自卫还击战斗打响之前,他亲自率战士用竹篙撑起冲锋舟,偷渡红河。炮声一响,他又驾驶漕渡机,先后载运了三千多人的先头部队,荣立二等功。事实证明,这个营面对这样艰险的任务,没有他是不行的。营连干部没有谁打过隧道,更没见过在弃土层中开掘毛跨十五米宽的洞子。他协助营长安定部队情绪;上技术课,培养作业手;亲自带人革新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为完善“管棚法”防护体系做过贡献。他技术全面,无论哪个工种吃紧,他都能够直接上阵。断面每挖开一段,必须尽快对顶部钢管进行横向联结和垂直支撑,这是最危险的作业。电焊工紧张,他提起焊枪就上。一次,他正在高处焊立桩,拱顶塌方,砸断了他立脚的横木,他同块石一起掉下来,安全帽也被打飞了,可胳膊却被柱子夹住,身体悬空吊了起来。这时,上面仍在塌方,石块擦肩而下……在场的干部被这突发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夏兆发被打懵了,但他弄清了眼前的处境之后,立刻镇定下来。等同志们把他解救下来,他忍着腰部巨痛,组织大家采取应急措施,制止了险情扩大。他知道,如同那个暴雨之夜有指挥部首长在场,他心里就踏实些一样。现在,他就是战士的胆,他就是战士们的定心丹。这个营,在本部队撤编的情况下,迎接了一次大塌方和两次重大险情的考验,军心不散,士气不衰,圆满完成了五十五米弃土段的掘进任务。直到十二月底,隧道主体工程完成之后,才撤离工地,接受整编。
高温.高潮.高纪录
一九八五年八、九两个月,全军的精简整编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立体波动”达到高潮。隧道工地不仅有三十几名面临转业的编外干部,而且在四个营中有两个营四个连队将改变隶属关系,一批老兵将要退伍。
恰是此时,隧道施工进入了最艰苦最危险的决战阶段。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市连续出现三十九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地方大部分机关企业已实行暑期半日工作制,人们坐在树荫里、电扇下,还热得张大嘴巴喘气。可是隧道里的干部战士们正在掌子面上突击掘进。隧道尚未贯通,但已打进纵深,通风困难,不论白天黑夜,里面温度都在四十度以上,一缸子水倒在石碴上,唰地腾起一股热气,转眼就干了。在掌子面上作业的战士们四班倒作业,每班六小时,热、累加上排不尽的炮烟、机器油烟和尘粉相混合的恶浊空气的熏呛,每个工班九至十二个人,总有三四个人晕倒。
最紧张的时候,指挥部雇请一批民工进洞做些辅助性工作,讲定在洞内每小时六角钱。头一天,几个民工进去四十分钟,就不干了,说:“这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一个小时给我十块钱也不干。”连里干部说:“别走,这一个小时的工钱还没算呢。”
“不要了!”他们多一分钟也不想待了。
几个“高潮”碰在一起,给工地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尖锐的课题。
工地临时党委副书记、原某团政委沈太昌也是个编外干部。他从一九七三年二十八岁起担任团一级职务,被认为是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一九八四年他第二次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据说是内定“第三梯队”人选。然而时运不济,入学一个月,在身体普査时被诊断为乙型肝炎,只好退学回团治病。这时隧道工程已经上马,指挥邡缺少一位管政工的干部,军党委点将点到他的名下。他是提着熬药的煤油炉和砂壶,扛着满满一纸箱子中药来报到的。除开熬药的时刻,他已经忘!己自己是个病人了。而部队医院经过囚次复查,都证明当初认定他为乙型肝炎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木巳成舟,部队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一次误诊,断送了一个可能是年轻“将军”的前程。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但是,沈太昌确信,他也可以和命运开个玩笑。他要用行动证明党组织当初对他的培养选拔和信任可不是出于“误诊”。
站在八百官兵面前,他暗暗对自己说,我虽然是个编外干部,在工地,却是政治工作的最高代表,我必须是个符合身分的榜样!
部队在闹市区施工,思想、纪律、安全,都是突出的矛盾。他针对环境和施工任务的特点,组织发动了“自尊、自重、自爱”教育,效果很好,被军党委推广到全军各部队。
他到地方许多施工单位取经求教,制定了适合隧道施工的劳动竞赛标准,使部队的竞赛活动健康发展。
为了做到文明施工,夜里他经常抱着扫帚亲自带领战士清扫施工便道。
他的爱人在铜梁县科协担任副主任,常常出差、开会,他只好把读小学的儿子和女儿接到重庆上学;晚上等他从工地回来,孩子已经睡了。早上孩子没醒,他又走了。姐弟俩只好上顿下顿煮面条,有时干脆不吃饭。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岁的女儿因腿部伤后溃烂,需作植皮手术,住院一个月,都是同志们替他去送饭、探望,他没去陪过一天。后来妻子听说此事,心疼得痛哭一场。
八月,高温、决战加整编的动荡同时到来。他把放了假的孩子打发到姥姥家去,自己卷起凉席,干脆住到洞口的活动房里。夜里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躺一躺。他挨个地和撤编、改编单位的干部谈心。天热,战士体力消耗大,他在工地上一个碗一个碗地检查各连队的饭菜,狠抓伙食改善。他用他的工作和他的表率,在工地上树立了政治工作者的应有形象。工地上的干部战士都知道,他们有个“倒霉”的政委,当了十年团级干部,进了两次院校,到头来位置也没了,到隧道当个“政工组长”,还没日没夜地干。想想他,自己肚子里的怨气就消了一半。一次,一个在洞里晕倒的“战士”被抬到救护所。医生气得大骂:你们当官的有没有良心?这简直是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来送病号的满脸胡须的战士说:“医生,别骂了,躺在你面前的就是个当官的,他是我们排长啊!”
何止排长,某工兵营营长赵仁宽就在隧道里晕倒过两次。战士四班倒,六个小时一换,而干部每天要在洞内十几个小时。有这样一批指挥员,部队焉能没有高昂的士气!
于是,就在重庆市最热的一九八五年八月,也是部队整编高潮的时期,隧道里竟创造了最高纪录。二号支洞当月掘进后被覆拱顶比七月份多七点九米,一号支洞比七月份多十一点五米……
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哪!
挤进工地的周贵才
隧道工地上无论谁提起周贵才,都受震动,他是一颗小小的“精神原子弹”。
他又是一个编外干部;二等功臣,一等残废。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副连长周贵才带领五名工兵,为大部队开辟道路。他们利落地排除了冲击路上的地雷,部队顺利通过了。他们又为后续部队清理出一块集结场地,在四周插上了标志旗。周贵才不放心,生怕步兵战友不安全,他要沿场地边缘检查一圏,就在这时,一声爆响,周贵才右小腿粉碎性骨折,左腿膝盖以下被地雷炸飞……
一九八〇年三月,周贵才伤愈出院,安上了假肢。因已失去劳动能力,组织上决定他在家休息。他家住重庆,确切地说,这是他岳父家一一他是上门女婿。一九七九年,他在重庆驻军医院治伤,黄角堡小学的少先队员们经常到医院去慰问伤员,请他讲战斗故事,带队的是一位叫高惠敏的青年女教师。她被周贵才的英雄行为和负伤后豁达开朗的精神状态打动了,吸引了。离开医院以后,她替周贵才未来的生活想了许多……终于,端庄文静的高惠敏不顾家庭、亲友的反对和世俗舆论的压力,把一颗纯贞的心献给了这个残废军人。如今,他们的小儿子已经三岁,夫妻俩互敬互爱,结婚六年从未红过脸,日子美满极了。
唯一使周贵才不如意的,是他再不能给连队做点什么了。名义上,他还是连队的人哪。他到连队驻地去过几次,都被领导和同志们劝回来了。连队很忙,他插不上手,帮不上力,待久了,也怕给大家添麻烦。
一九八四年九月的一天,周贵才满面红光地扬着手中的信,对妻子说:“这下可好了,我们连到重庆修隧道来了……”连队到达重庆的当天,他就找到了连队驻地。这是一个仅有一一间半房子的简陋停车场。凸凹不平的场地需要平整,零乱肮脏的房屋需要打扫,残缺的门窗需要维修,而最急需的是搭个棚子,把露天做饭的炊事班搬进来。看到这一切,周贵才再也放心不下。他一瘸一拐地找到营长,要求留下参加工作。营长再三劝阻,最后说:“那好,重庆这地方你熟一些,你就当几天临时工,帮连队安安家吧。”于是周贵才就像东道主似的张罗开了。他带了五名同志,先去买席子、竹子、钉子等物件,回来后和大家一起搭棚子、打灶、修厕所、修洗澡棚……连队一时买不到水泥,他又带人到地方单位借了一吨,解决了安家的急需。
一周过去了,连队安顿就绪,一切开始正常运转。营长对他说:“老周啊,忙你帮了,心意尽到了,现在你就放心回去休息吧。”
回到家,周贵才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一周,的确忙得他够呛。由于剧烈活动,一条假腿和一条残腿都很不舒服。可是他忙得多充实、多愉快啊!他终于又回到了集体,终于又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他舍不得离开了。这一周里,他更确切地了解了自己的连队。部队急人民之所急,大老远地跑来支援山城建设。而且,工程那么紧张、艰巨、危险,连队干部战士那么年轻,谁都没打过隧道。作为一个老工兵,他能坐在家门口看着吗?不行,他还得去。
亲友邻居听说之后,纷纷劝他:连队那么多人,哪里缺你一个残废!再说家里也有困难,算了吧。
“他家里确有困难。岳母病故,岳父已七十二岁,患有肺气肿和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时连洗脚水都得送到他面前。妻子神经衰弱,经常头痛,每天上班前都要吞服止痛片。周贵才一走三岁的孩子也没人看管……可是他反过来劝大家说:“嗨,当兵在外的,有几个家里不困难!现在咱是在家门口,再困难也好办些。”
第二天一大早^周贵才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肖婆婆,自己扛着背包赶到连队。正好营、连领导都在,他把背包往墙角一撂,说:“我就住在这儿了!”不等领导表态,他就瘸着腿奔炊事班去了。
他早就盘算好了:炊事班总会有他的活干。他当副连长时就分工抓伙食,老行当了。
当时炊事班没有班长。老班长姜成斌因为和一名战士吵了架,受了委屈,赌气到隧道打风枪去了。另两名炊事员也不安心,想上施工第一线。三个新兵又不懂炊事技术,连队经常吃生饭硬馒头,各班意见很大。周贵才蹲了几天,找姜成斌深谈了一次;先做通了他的工作,然后向连长提了个建议:“把姜成斌调回来当班长,我当副班长。”
炊事班经过调整,又有这样一个“副班长”,精神面貌不一样了。连队四班倒作业,每天要做九顿饭,其中两顿副餐还要送到工地去。就是这样,他们仍然保证每天三菜一汤不重复,米饭、馒头、抄手、包子……花样翻新,而且做到周周小会餐,月月大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