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赶考经费，凡“发解”之举子由各州补贴路费，有的州还派船（黄士船）、派车送举子赴京，而唐代完全由个人负担。
第三，进士录取的数量大大增加，唐每次录取数名至三十名，宋从太宗开始，每科录取数百上千。淳化三年（992）一科，参考一万七千三百人，录取一千三百余人，此后屡有超千人者（含诸科、恩科）。录取率高，相对好考。
第四，录取即授官，发给绿袍（九至六品之官服）、官帽、朝靴、笏板（官员上朝所持之长形记事板）。太宗在新科进士赴任时，每人赏钱二十万。王化基上书毛遂自荐，太宗临时开特科，命他与“嘉士”李沆、宋湜一起中书应试。试后各赏钱一百万，听说李沆家贫，又另赏三十万。据欧阳修说，初授官的待遇就超过一个中等地主。
第五，重用进士特别是甲科进士。太祖赵匡胤说“宰相当用读书人”。在司马光中第时，状元当宰相的先后有吕蒙正、王旦、李迪，不久后有宋庠，其中吕蒙正及第后仅十一年即当上了宰相，从他开始，所有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穿绯色官服（四、五品）和紫色官服（三品以上）的文官多是进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宠章殊遇，前所未有”。
因此，许多贫寒学子才有了出头之日，即使如司马光这样的“高干子弟”，也因此才有更光明的前途。宋代沿用了前代恩荫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恩荫”，不经考试即可授官。庞之道和司马光十五岁就荫了官，但恩荫官因“无出身”而被人鄙视。唯有考中进士，才算“有出身”，才可飞黄腾达。故司马光诗曰：“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2]“功名”者，进士也。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前代相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唐代是门阀政治，唐末、五代是军阀政治，飞扬跋扈的藩镇公开叫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读书人如果不想终老山林，只有投靠在藩镇帐下摇尾乞怜。对读书人来说，唐是人间，五代是地狱，宋是天堂。所以，他们对朝廷有一颗感恩的心。司马光的一首《和孙器之清风楼诗》颇能表现当时的心情。诗曰：
贤侯宴枚马，歌鼓事繁华。晚吹来千里，清商落万家。平原转疏雨，远树隔残霞。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
宋玉呀宋玉，如果你看到了我大宋美“景”，你的赋将是另一种样子啊！有人背出赵匡胤的名言：“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司马光等人登高望远，颇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他们走下吹台，东行数里，来到一湖边，见渔舟牧笛，鸟飞鱼游，野趣盎然。湖畔有村，村中酒旆招展。他们在酒家小憩后，出来坐船游湖。司马光的一阕《阮郎归》，或许是作于此时吧？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歌曲艳丽》）
词中的“朱颜”是虚拟的美人还是实在的“弟子”，我们已不得而知。好了，玩够了，该回城了！
御赐琼林宴
范镇是本届礼部试的省元（第一名），但一路上心思重重。为啥？仁宗说了，要降他的等级。
他比司马光大十二岁，成都华阳人，父亲是个小吏，知州薛奎发现他文章写得好，特准他在府衙上学。薛奎调京任御史中丞（御史台之长），携之来京，有人问他从四川带回什么宝物，他说：“唯带一伟人，当以文章名世。”他通过参知政事（副相）韩亿，以门下士的名义将范镇荐入太学，与韩亿的四个儿子一起读书。可本次科考伊始，就有人告御状，说开封府参加“锁厅试”（现任官考进士）的考生陈博古文理不通，必有猫腻，牵扯到韩亿。仁宗密诏，令将陈博古及韩亿四子并门下士范镇的考卷作废。但主考官、翰林学士丁度不干，上疏说：“范镇文章久扬名场屋（学界），非依附权贵博取虚名者。”仁宗让步，说可不取消资格，但录取名次须降等。当时科考已实行糊名制，考官只能看到考卷而见不到考生姓名。主考丁度等人评卷结果，范镇名列第一。这简直有点跟皇帝对着干的味道。范镇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主考官越是让他当第一，殿试后排名就越会往后靠。司马光不知该如何来开导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太祖时一年科考，王嗣宗与赵昌言考得都不错，两人在御前争当状元。太祖要他俩徒手搏斗，谁胜给谁。赵昌言秃发，王嗣宗猛地抓下他的幞头（头巾）扔在地上，上奏曰：“臣胜。”太祖大笑，即以王嗣宗为状元，赵昌言为榜眼[4]。
范镇听罢，释然。赵昌言没当上状元，后来却当了副相。司马光是想告诉他，不必把名次看得太重。
三月十七日，宋仁宗亲临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十八日，试诸科；十九日，试特奏名。仁宗时年二十九岁，本当精神焕发，但司马光远远望去，见他倦态明显，仿佛是睡眠不足。二十三日开进士榜，从头到尾唱名，听到唱名后，考生要答“到”，然后站入录取者行列（这个规矩后来有改变，考生无须到场，可派人看榜）。第一名（状元）：“扬州吕溱”（姓名前加户贯，防同名同姓混淆）。唱过头三名，仍无范镇。身边人使劲推他，要他出来声辩。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天圣二年（1024）和五年（1027）科考，吴育和欧阳修分别考中“省元”，殿试后公榜，不在头三名中，他们都当场大声抗辩，被排在第四。范镇此刻却如无事一般，只是默默地听着。第六名点到了“陕州司马光”，却没人答“到”，重复三次后，他才站出来。他替范镇焦急，走神了。直至念到第七十九名时，才听到了“成都范镇”。省元被如此降等，前所未有；像范镇这样默不作声，也前所未有。他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开榜再无人声辩。司马光由此对范镇尤为敬重，成为终身朋友。
本届科考，进士：甲科（“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录二百名；乙科（“同进士出身”）录一百一十名；诸科：取五百七十九名；恩科（特奏名）九百八十四名[5]。以上共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都算金榜题名，但含金量区别大矣。最高的是进士甲科，最低的是恩科。恩科颇似体育比赛中的安慰奖，或因已连续考了十五次，或虽未满十五次但年龄已达六十岁，便自然录取。本届甲科进士，有两人后来当了宰相：吴充、司马光。但当时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风头最劲的是状元吕溱，刚一公榜，御赐的车马、车夫就来了。此例为真宗所开。大中祥符八年（1015）科考，真宗见状元蔡齐一表人才，一时心血来潮，下诏金吾（皇家警卫部队）给他配“驺（车夫）从（随从）传呼（通信员）”，并着为令。现在，吕溱坐着御赐车马出来，引来万众瞩目。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载：
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至有登屋而下瞰者……洛阳人尹洙（名臣），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即使你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儿皇帝石敬瑭割给契丹之地），其荣耀也不抵状元及第。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宋朝。不过，本届状元吕溱迂腐无能，后来未等发迹就病死了。
按照惯例，放榜后皇帝要在琼林苑设宴招待新科进士，是谓琼林宴，又称闻喜宴。上榜者一律换上绿色官袍，戴上官帽，穿上朝靴赴宴。琼林苑位于顺天门大街西北，与北面的金明池相对。琼林苑崇文，金明池演武，太祖以此彰显文武之道。但在真宗之后，金明池变成了水上表演场所，琼林苑周围被商家店铺所占满，苑内的牡丹园、樱桃园等也都成了酒家。仁宗设琼林宴，只能将桌子露天摆在草坪之上，花木之间。新科进士们或坐轿，或骑马赶往琼林苑，官帽上两根长长的帽翅前后抖动，抖得滋味十足。司马光的母亲本是要雇车送他去的，但他坚辞不坐，步行去了。琼林宴上，仁宗皇帝高坐在楼上，其他按年龄大小排座次（序齿），白胡子“恩科进士”坐在前面，排在最后的是司马光、吴充（不到十八岁），他们只能朦胧地瞅见仁宗的身影。按照司礼太监的号令，每饮酒一巡，则奏乐一段，司马光仔细地听着，有“宾兴贤能之乐”、“於乐辟雍之乐”、“乐且有仪之乐”……
酒过数巡，宴会结束，天子给新科进士赐花。宋人戴花，开风气之先的是赵匡胤，一次他在御花园中玩耍，见牡丹盛开，便赐嫔妃们一人一朵戴上，自己也戴了一朵。宫中呵口气，宫外一阵风。不分男女老幼，每逢节日喜庆，有条件的便都戴起花来。可惜此值三月，牡丹未开，所以赏给进士们的是红色绢花，每人两朵。司马光不喜戴花，有人提醒说，此乃皇上所赐，可不戴乎？他这才戴上了。
新科进士们走出琼林苑，一身锦绣官服，加上刚饮了几杯酒，脸上红扑扑的，更显得气宇轩昂，人见人爱。开封城万人空巷，争睹新贵风采。当然，他们关注的是那些美少年，而不是恩科的白胡子，更有猎头睁大了眼睛，在其中搜寻想要的“猎物”。
[1]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和子渊除夜》。
[3]《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5]数据采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