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会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二）
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又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三）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译文”
（一）
汉高祖于是向西迁都到洛阳。夏天五月，士兵都复员回家。皇帝下诏说：“诸侯的子弟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赋役；已归还原籍的，免除六年赋役。以前有的百姓聚逃在山泽之中来避秦乱，没有列入户籍，现在天下已定，可以各归本里，恢复原有的爵级与土地房屋，各地官吏要按照法令来知晓义理，不得强迫侮辱。百姓中因饥饿自卖作为他人奴隶婢女的，都免去他的奴婢身份而成为平民。前秦的军吏士兵一律免罪，其中没有助秦之罪而无爵级或原爵级不满大夫的，都赐爵为大夫，原有大夫爵级的各加一级。其中七大夫以上的都赐给收取赋税的食邑。爵级在七大夫以下的，都免除本人及家庭的赋税，不服徭役。”诏书又说：“七大夫、公乘，都是高的爵级。诸侯子弟及从军复员的，有很多高爵，我已经多次指示主管的官吏先分给他们田宅，他们对主管官吏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要迅速解决。有爵级的与有食邑的主人，都是皇帝所尊重的，有的人多次请求办事官吏解决问题，却仍然得不到妥善处理，这是不正常的。已往秦朝的人爵级在七大夫以上的，与县令平起平坐。现在我对于爵级也看得不轻，有些官吏怎能对爵级如此不尊重！何况明文规定按功劳付予田宅，今日有些小小官吏毫无军功却先满足自己，而有功的反而不能得到，违背公法而谋取私利，这是郡守、郡尉、县令教育管理不善所致。要指示办事官吏尊重有高爵级的人，不要有负我的厚望。还应进行检查，对不按照我的旨意办事的人定要予以严重惩罚。”
（二）
二月，皇上下诏说：“我非常想减少赋税的收取，现在上交国库没有统一的章程，有些地方官常常多收取赋税来上交，而各地侯王收取的赋税却更多，百姓都很困苦。现在通知各侯王、通侯每逢十月作为上交赋税的日子，至于各地计算的方式是以人口数为准，每人每年上缴六十三钱，用来交国库。”诏书又说：“常常听说称为王的人没有超过周文王的，称为霸主的没有超过齐桓公的，都是依靠贤人辅佐才成名的。现在天下的贤能人才，有智能的人难道不及古代的多吗？只怕人主不尊重人才，人才就无从发现与发挥作用！今日我仰仗上天的威灵，依靠贤士大夫的支持而取得天下，成为刘汉一统，想长久传业，代代奉宗庙而不要灭亡、灭绝。各位贤能人才曾帮助我共定天下，却不能和我共享荣华，行吗？所有贤士大夫只要能和我同心治国的，我一定给以高官厚禄。特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知我的心意。御史大夫周昌收此诏转给相国，相国酂侯萧何收诏书下发诸地侯王，御史中丞收诏另下发各地郡守，凡各地公认的明德贤能的人，要亲自劝勉，派车送往京都，先到相国府报到，填写行状与年龄。隐瞒人才不报的，察觉之后，撤职。年老疲病的，就不必派送了。”
（三）
原先，高祖不大注意书本知识，而秉性开朗聪明，善于思考，能博采众议，从人民及官吏到普通士兵，都能平易相亲。入关之初顺民心做约法三章，天下平定之后，命萧何整理法律与条令，命韩信建立与健全军队法纪，命张苍统一历法与度量衡等法式，令叔孙通制定各种礼节与仪式，令陆贾做总结历史兴亡之鉴的《新语》。又与各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贮藏在金柜石室之中，保藏在宗庙里面。高祖虽然日理万机，但订立的规划与矩度是意义深远的。
“点评”
刘邦巩固王权，采用的是黄老之术的无为。但黄老之术的无为，并不是老子绝对的无为，是在有为基础上的无为，是无不为而无为。主要表现便是以民为本，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税赋低，官府干预少，士农工商，放任自由。黄老的无为，摒弃了老子的消极遁世的主张，而将“遁理而举世”的合理行为发展成“无为”，从而发展成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强行干涉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和“德治”结合，这种无为是在老子绝对无为上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无为。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侯。这些王侯的统治地域加起来，要比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还要大很多。汉初，皇帝直接下辖的郡为十五郡，而且大多分布于京都左右。大部分的国土都封给了功勋大臣，功勋大臣希望自己的利益不受损，皇帝是皇帝，是我们的皇帝，但在我们自己的领地内，我们自己可以享有相对自主的权力，不再受皇帝直接控制。而西汉刚刚建立，刘邦也没法处理这些功勋大臣，只能让他们在自己统治范围内有相对自主的权力，自己管理自己的领地。这样皇帝做自己的皇帝去，而功勋阶层在自己的领地内，做自己领地内的小皇帝。诸侯只要不犯法，便可在自己领地内，享使自己的王侯权力。在诸侯领地内，诸侯可以指定官员治理地方，也可行官员百姓的生杀大权。若诸侯、王不愿意，皇帝甚至无法直接任命诸侯、王领地的官员。由此可见，西汉初，诸侯的权力有多大了。
秦以法治国，咸事皆断于法。秦乱后，人口剧减，民生凋敝，经历过秦法统治的人们，迫切希望能够休养生息，能够发展生产。而刘邦和一群杀人犯、屠猪、宰狗、卖布的社会底层人，打下了天下后，他们也非常希望人们能够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过上好生活。秦末的战乱已久，此时人们厌战至极，刚猛的治国之术，不适合此时的社会需要。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而治，官府干预少，士农工商放任自由的政策，正是此时社会所需要的。无为而治，是在有为基础上的无为，无为和无不为。无为，是法律即明上的无为。是以君主的无为，大臣的有为。无为，是士农工商，放任自由，让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民生最快地恢复。
黄老无为而治，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便是依法治国。西汉初年的律法不是秦时的律法，而是萧何精减秦律法后的律法，具体便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此时已与秦时的严刑峻法有了很大的区别，更适合人们的休生养息。
在律法的基础上，只要不触犯律法，官府不干预民间生产生活。法律则为天子与庶民共同遵守的法律。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西汉初年的“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只要大家稍微用心查一下，在很多史料上可以查到。此两案中，文帝想要重罚案犯，而庭尉张释之要按法来处理，后来文帝也同意张释之公正持平的判决。律法此时为最高的神圣准则，即贵为天子，也不可能以己之私，而置律法于不顾。
黄老无为而治是以法律即明前提下的君无为，而臣子有为。具体到西汉初年的政策上，便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皇帝是国家唯一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象征。朝廷主掌国家的实际政权，负责一切的实际责任。朝廷的最高首领为丞相，其次便是主掌军权的太尉。太尉为国家的最高武职，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再就是主掌监察权的御史大夫。此三者即为汉初的三公，而皇权和相权也以此分开。
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有限。汉初皇帝有六尚，分别为尚衣、尚食、尚冠、尚浴、尚席和尚书。尚为掌管的意思，相当于秘书，而尚书台相当于秘书处。六尚中，只有尚书是管理文书，是真正的秘书，此时皇帝只有六尚组成的秘书处，皇权相对比较小。
再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是以“有为”前提下的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驭臣下的统治之术，也可以说是无不为。君主的无为像道一样，是制定法令后的无为。君主的职能便是“虚静谨听”，审察大臣处理政事的情况，看其是否合格，据此定官员的生杀大权。
君主可以无为，但臣子必须有为，臣子须左执规，右执矩，使法令得以实施。大臣们还要做到勤于政事，谦虚谨慎，并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宠辱皆忘，知足常乐。黄老之术，认为这样，则可以实现以无统有，以寡治众，继而国泰民安。
西汉初年，采用黄老清静治国，无为而治，是道家黄老之术第一次被纳为治国之典，也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黄老无为而治第一次在中国施行，同时也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最后一次被纳为治国之典。
§§第二章 《汉书》卷二惠帝纪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