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彊为河间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译文”
春天正月十五日，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该建立帝王亲自耕田地的制度，我亲自领人耕种，以供应宗庙祭祀所需的膳食。对于百姓中犯有拖欠偿还、缴纳县署的种子与粮食的罪，或交纳不齐的罪，都予以赦免。”
三月，有关官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令说：“以前赵幽王遭软禁而死，朕甚为同情，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立为王。”于是立辟彊作为河间王、刘章作为城阳王、兴居作为济北王。同时立皇子武作为代王，参作为太原王，揖作为梁王。
五月，下诏令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门前设有进善言的旌旗，立有批评的柱板，是为了使上下通达而广开言路。而当今的法律有‘诽谤言’之罪，这就使得众臣不敢做到知无不言与言无不尽，而皇上也就无法听到过失了。这怎么能让远方的贤良来批评朝政？应该废除。百姓有时咒诅皇上，说皇上开始互相邀请相约而后来又互相欺骗，官吏认为这样是大逆不道，如果有其他言论，官吏又加以诽谤的罪名，这是小民的愚昧表现，由于不懂法律而触犯死罪，我认为很不恰当。从今以后，对这种犯罪的人不必接受处理。”
九月，开始发给郡守铜虎符、竹使符。
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如果人民不认真从事根本而去流动经商，那么衣食就会缺乏。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今天我亲领群臣进行农耕，以进行劝勉。今年免除百姓应纳的田租一半作为奖励。”
“点评”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以其内圣外王的道德素养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恩泽天下及子孙后代，成为儒道各家交口赞誉的一代明君。于此，我们在推崇魅力型领导的今天，不能不回顾汉文帝之治国一生，寻求其永恒领导魅力之所在，进一步为当前领导者提升魅力提供一些现实可行的路径。
一、重农罢兵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为了劝农耕种，文帝还亲自耕作，以做表率，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后来，他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167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陀的独立问题，消除了战争。
赵陀原是秦始皇时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军事属官。秦始皇平定南方的领土后，曾设置了三个郡，即南海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州市）、桂林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桂平）和象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崇左），在秦朝末年，赵陀趁农民战争混乱之机兼并了其他两个郡，还自立为南粤武王。西汉初期，刘邦还没有力量征讨，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陀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在吕后当政时，觉得南粤是蛮夷之地，就限制对南粤的贸易，如不向南粤输出铁器，卖给他们的马、牛、羊都是公的，没有母的，就是不让他们得到牲畜后自己繁殖。赵陀见吕后如此对待，就干脆独立，自称为南武帝，还攻打长沙郡。吕后派兵镇压，却被赵陀打败。赵陀的老家在真定（即现在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部，现存有赵陀墓），在听说祖先的坟墓被毁，家族兄弟被杀后，发誓要替祖先和兄弟报仇。文帝命令修好赵陀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陀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陀最后又归顺了汉朝。
对于北面的匈奴，文帝用和亲和与积极防御相结合的措施，同时将内地的人迁到边疆，充实当地的经济力量，这也为边疆的兵力补充提供了保证。文帝上述的重农和罢兵措施使汉朝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
文帝的领导魅力还在于其选择了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借用老子之语解释，文帝的清静无为并非是凝滞不动、无所作为，而是要尊重客观现实，因顺万物的自然之性，减少人为的过多干预，使万物的生长、发展自然而然，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基于经济凋敝、府库空虚的客观社会现实，文帝即位后，因循了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管理方式。
文帝的无为管理，直接表现为其不扰民的各种管理行为。《资治通鉴》中，曾记载了一例文帝却献千里马之事。当时，有人讨好文帝进献千里马，文帝为了避免其他人效仿而扰乱百姓，态度坚决地退还了千里马，并专事下诏说：“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从历史事实看，在文帝政治管理生涯的二十余年中，虚静无为可谓达到极致。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自然，以至于《史记》与《汉书》载其事迹时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
谈论领导魅力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组织的客观环境，以及领导在此情境下管理方式的选择。于此，文帝能够针对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毅然选择不扰民的无为管理，使其领导魅力增色许多。就像老子所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领导者采取致虚守静、无私寡欲的方式进行管理，自然可以使追随者得到教化而自求端正。当前来看，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工作的情境多有变化，专业化分工愈益突出导致的领导专业能力不及下属、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此情境下，领导者变管制理念为服务理念，一切以简单便捷为价值取向，选择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不虚耗下属时间精力，更有利于取得工作成效，也更有利于提升领导魅力。
三、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
在控制手段上，文帝主张刑德相养。“刑”意味着文帝采用了能够使百姓整齐划一的法治手段，“德”则意味着文帝追求宽政爱民的德治手段。刑德相养意味着文帝并没有割裂法治和德治，而是将二者有机融合。
从法治的角度看，为了实现对国家全局的控制，文帝依据萧规曹随之思路，继续将萧何所定的律令贯彻执行。同时，他自己还能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的尊严。历史上，曾有一则汉文帝赞誉周亚夫的典故。在文帝六年匈奴大举侵入边境时，周亚夫被任命将军，驻军细柳。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在文帝慰劳军队之时，文帝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不可思议，但文帝出了军营之后，竟然盛赞周亚夫乃是真正的将军。由此可见，文帝的法治意识非常强。
文帝在持守法治的同时，也非常仁义宽厚。政治上，他即位之初，就认为“宰天下者应居心仁慈，务在宽厚，吏安其位，民乐其业，不移过于下，不归福于己”，从而废除了“一人犯罪，宗族连坐”的刑法。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受肉刑，他的五女儿缇萦随父进京，上书文帝，愿意以身赎父刑罪，感动了文帝，文帝即发布《除肉刑诏》，废此酷刑。经济上，文帝不仅发布《振贷诏》《养老诏》，以振困养老；而且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算钱（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以悯恤众民。
由于法是公平公正的象征，遵法意味着至公无私，所以文帝对法的尊重，体现了其公而无私的品质，彰显了其对天下黎民百姓的尊重。同时，文帝的仁义宽厚，又表现出其对黎民百姓的爱护。这样，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就为文帝的领导魅力增添了不少筹码，使之为群臣万民所景仰跟从。从现实中看，一些领导之所以没有领导魅力，或丧失领导威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走了或法治、或德治的极端。因此，借鉴文帝刑德相养的控制手段，是领导提升魅力的可行途径。
四、改进兵制，巩固王权
汉文帝发给郡守铜虎符、竹使符，这是他改进军制的重大举措，把发兵的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三十五《吴王刘濞》：“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就像我们现在发通知时，还要打个电话强调一下一样。
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六十八《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二十二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二七四：“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
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
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例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