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我却受到他严厉的批评。那次是在游罢云龙山归来之后，杜老师照例要我们写一篇游记。云龙山是徐州市著名的风景胜地，我们最常去游览的地方。它海拔并不很高，仅一百四十余公尺，长不过三公里；但山分九节，蜿蜒起伏，仿佛是一条苍莽巨龙，昂首于东北，曳尾于西南，气势磅礴。这里松柏常青，泉水长流；亭榭立于怪石之上，楼阁建于山峰之巅；上空经常有祥云缭绕，处处灵气逼人。那迷人的自然风光，成为当地的一大特殊景观。尤其是山半腰的放鹤亭，为宋朝大文学家东坡居士所建，并有佳作《放鹤亭记》记胜，优美的文词，令其更加熠熠生辉，引人入胜，故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必来的赏游之地。后虽因年久失修，残破甚巨，但遗迹尚存，名声依旧，因之仍然不断有人前来观瞻。自然，我们这些少年学子，每来云龙特别要到此流连一番，有时还会发古人之幽情，来点小小的唱和。此次游览，因心怀作文“要务”，故更加用心。回校后，我便以此游览记叙并抒发我的情怀。在行文中我自作聪明地套用了《放鹤亭记》的路子，同时借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某些语饰特点，然后交给了杜老师。次日，杜老师让人叫我去他那里，我自以为杜老师一定是看了我的文章，心里很高兴，让我去是要当面褒扬我的。
谁知，迎接我的竟是一副铁青的面孔。我进入房门后，一点也没有平日那种随和亲切的气氛，而是一派严肃。只见他的面前放着两样东西，一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古代文选》，一是我的作文簿。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些紧张起来，在他面前垂手而立。
“你为什么要这样写？”稍停一会儿，他劈头问了我一句。
“我……”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
他打开了我的作文簿，然后又打开那本《古代文选》，严肃地对我说：“套用古人现成的东西，能有什么出息？”他到底亮出了底牌，“古往今来文章最忌讳的就是模仿而缺乏创见！你怎么能走这个路子？拿回去，重写！自己不满意，别交给我！”说罢，把作文簿生气地掷给了我。
我自知理亏，一句也没有争辩，而是懊丧地回到宿舍去，在昏暗的灯光下，翻阅我的“作品”。只见天地和行距间，到处有杜老师眉批的痕迹，他用各种符号和严厉的批语指出那些模仿的文句。看着这些，好像他就站在我的面前。
此时，我开始觉得脸上发烫：我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你一个现代青年怎么能够套用几百年前古人用过的语言来抒发你的情怀？岂非是东施效颦吗？
一气之下，我把那篇作文撕得粉碎，然后又悄悄回到教室（这时同学都已经离开），展开作文簿新的篇页，奋笔疾书起来。仍然以原题材为主，重新构思，重新着笔，不过其面目已是焕然一新了。
正当我的文章快要收尾的时候，只听教室的门被谁轻轻地推开了，我回头一看，来人是杜老师。他走到我的面前，用手抚摩着我的头，然后慈爱地说：“很好，有志气，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不！我写完再走。”我执拗地说。
他没有做声，隔了半晌才轻声地说：“好吧，写完快点去睡！”然后，转身走了，轻轻地带上了门。
对于这件事，以后杜老师从未提及，不管是当着我还是当着他人的面；但我心里对他充满由衷的感激。我想，他这样才是对学生真正的爱呀！因此，我终生对他都怀着刻骨铭心的师生情。
杜老师早已作古，今躬逢教师节，谨撰此小文，以为纪念，并祝他在天堂安息。
怀念当年党的好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中央的领导进城带有“赶考”的心理，执政比较谦虚谨慎，各级领导的头脑也较为冷静，行事检点，因此全国上下政治比较清明，党风也较端正；在这样较为宽松的氛围下，老百姓还敢于说点真话，甚至对某些不良现象，直接进行批评，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当年，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可证明。
1952年，我正在徐州读高中，已经参加了青年团（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年秋天，放暑假回家乡邳睢县（那时，邳县和睢宁县合并为一个县）度假。有一天，忽见邻里四舍的父老乡亲惶惶然四处奔逃，我以为发生什么大的变故，但一打听，却原来是一件小事引起：县里的卫生防疫工作队下乡给群众注射预防伤寒霍乱疫苗。但是，这种防疫针注射时比较疼痛，而且会红肿好几天，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寸时寸金，百姓们怕打针误了农时，都不愿意注射。可是，防疫队有上边的命令在身，必须按期完成。因此，他们忘记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强行把老百姓留在家里进行注射，有人躲避逃走，便去追赶，甚至动用民兵，加以阻拦，以致搞得人心惶惶。本来是一件好事，却出现相反的结果。
我看到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出于一个青年团员的责任感，直接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个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今年七月间，邳睢县卫生工作队下乡给群众注射霍乱伤寒疫苗。卫生工作队事先没有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没有充分地把注射疫苗的好处说清楚，因此，很多群众不愿意注射疫苗。有些人说，注射疫苗“又痛又耽搁生产”，于是就藏起来了。卫生工作队发现了群众这种思想情况，还不积极进行宣传工作；而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他们甚至采取强迫注射的办法。有些队员竟半夜翻墙进入群众的家里，抓人打针。我建议邳睢县领导机关教育卫生工作队改正这种不良作风。
那时年轻单纯，没有顾虑，是率性而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的信发出不久，《人民日报》就在8月13日全文发表出来了，文前加了个标题：苏北邳睢县卫生工作队 强迫给群众打针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加了编者的按语，全文如下：
编者按：
给群众注射疫苗，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邳睢县卫生工作队把它办坏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把道理给群众说清楚。领导机关应该对于各种工作作出正确的决定，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十分讲求工作方法。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有事和群众商量”，以便把领导方面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使群众自觉地向领导机关指出的道路前进。否则，就有可能弄得“事与愿违”，甚至引起群众的反对。
《人民日报》的这个举措和态度，立刻在我们的家乡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好多亲友向我竖起大拇指，称赞我小小年纪竟敢于向中央（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反映群众意见、批评领导不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敢作敢为，有出息。而我们的邳睢县人民政府，也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首先，派了县卫生院的领导带两个助手，下到我们的村庄进行调查了解事实情况。说来也巧，这位院领导竟是我的亲堂哥（和我是同一个祖父母），名叫程树棨（他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四），他回到村里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小老四你真行，竟然向党中央告你二哥我的状！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倒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笑着对他说：谁让你官僚主义，没有好好地教育你的部下的呢？把好事办坏了，你现在老老实实地向父老乡亲们检讨认错吧！
他们一行三人调查得很认真也很顺利，因为事实是明摆在那里，不难搞清楚。他们在结束调查之后的临行前，又召开了群众大会。二哥首先详细地讲解了注射防疫疫苗的意义和作用，希望大家积极接受注射；同时对卫生队工作的错误做法向乡亲们做了深刻的检讨，并代表县卫生院真诚地承认错误，最后鞠躬致歉，恳请乡亲们谅解。
事情是圆满结束了，但是，后来却来了一个更令人惬意的尾声：就在当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邳睢县委员会关于程树榛对该县卫生工作队批评的来信”。来信说：“程树榛同志的批评，除个别地方不符外，但大部分是正确的。我县卫生工作队为群众打针时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方法简单生硬，的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应该深刻检讨。此外，我们建议县人民政府责成卫生科和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并向群众宣传注射疫苗的好处，以消除不良影响。”
现在看来，这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是当时却引起中央党报和当地县委的高度重视。处理得那样圆满，既合情又合理，各方都很满意，因而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由此对比以后多年和现在的党风，又不禁令人感慨万端。试想，如果能够一直沿着那种党风走下去：人民随时敢于批评党和干部的某些不良作风，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也乐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并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过去几十年的种种重大失误，以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发生；而现在的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贪腐现象，也许不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党和国家，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现状和前景啊！因此，我们对党的******召开，寄以厚望：继承和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
金榜题名时
年事日长，已近耄耋之年，总爱回溯往事，特别是青少年时代的种种趣事，思之念之倍感亲切。近日，因找一件旧物，在翻箱倒柜时，偶尔发现一张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这是1953年秋我的母校天津大学寄给我的。眼瞅着这发黄的纸片，不禁又回忆起我考取大学后发榜的日子。“金榜题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因此，当年的幸福激动的情景，立即在脑海中清晰地回映起来。
我的故乡是江苏省邳县（现为邳州市），古称下邳，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程家原系宋朝“二程”的一支，因享祖荫，曾历代为官，后因兵燹所害，才避居于此；子孙繁衍，形成一个百年老村，名曰程家圩。她位于京杭大运河的西岸，土地肥沃，林木葱茏，河流纵横，乃鱼米之乡也。话说到了1953年的秋天，因风调雨顺，乡亲们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那一年，庄稼生长得特别好。稻穗飘香，豆荚摇铃，玉米咧嘴大笑，西瓜遍地翻滚，谷子在风中摇头摆尾，萝卜直往地底下钻。加上解放初期的那几年，国家工作人员上下都比较廉洁，领导者的脑袋也还较清醒，懂得谦虚谨慎，为民着想，没怎么折腾，因之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到处充满祥和、幸福的喜悦。乡亲们无不浸沉在这种喜悦的氛围中，等候着收获时节的到来。
我就是在这一年高中毕业参加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的。
说起来，在那个年代我能够有此机遇，实属不易。
我三岁丧父，家中再没有其他亲人，只有年轻的寡母和我相依为命。祖上留下数亩薄田、茅屋数间，仅可维持生计。更为不幸的是，我幼年家乡便遭战乱，先是军阀混战，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继则日寇铁蹄践踏，不断逃难，席不暇暖，哪有机会读书求学？母亲本系名门之后，深明大义，颇知读书明理之可贵。由于望子成龙心切，无奈之下，便央求我的堂兄、堂姊，在家中教我识书习字。他们也怜恤我这个弱弟，慨然应允。之后，遂将字句写在一张张纸片上，教我认识诵读，随后，母亲便将这些纸片用线穿起来，供我随时温习。每天晚上临睡觉前，母亲便让我一一读给她听；如果读得顺溜，母亲则喜形于色，赏以糖果；如果磕磕绊绊，念不成句，母亲则面现愠色，以示不满，甚至严厉斥责，有时还含泪对我说：如此不用功，何以告慰你父亲在天之灵！因此，我便格外认真习学，以偿母望。故而我在年纪很小时，便认识数百个汉字，阅读浅显书籍，及至在时局稍稍平定、本村开办学校时，我直接插班二年级下期，而且成绩突出；次年，又考入离家稍远的高小，读五年级；可是，仅仅读了半年，学校便因故停办。我又不得不到远数十华里外的土山镇的全县唯一完小读六年级，而且是借住在亲戚家中。直到小学毕业，总共上学时间不足三年。
幸运的是，高小毕业后我竟考取苏北名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全班数十人，仅录取我一人。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校风淳朴，是众多学子景仰的学校，我能够就读该校，深为广大学友所欣羡，受到家乡父老乡亲们的高度赞许。一位德高望重的本家老祖父慨然叹曰：此子将成大器。
考入名校自然异常荣耀，可却难住了我的母亲。那一笔可观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如何筹措？本欲向他人借贷，但世态炎凉，有谁肯怜念我们这孤儿寡母？万般无奈，母亲只好寻求下策：变卖祖传下来的最好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当母亲手捧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之后，她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祷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样办！你在天有灵一定会谅解我的苦衷。我当时听了，幼小的心像刀扎的一般难受，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