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话不无道理。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在工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而且获得了工程师的头衔。因参加祖国的边疆建设，被火热的生活感染，写了一些反映工业建设方面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社会的承认，从而也引起领导的注意，于是，便调我来黑龙江省文联工作。我因惮于文艺界的情况复杂，事难做，人难处，故迟迟未能奉命，直到省委主要领导发话了，我才不得不在1983年弃工就文，从边远的富拉尔基来到省城去文联报到。原来我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用比较充裕的时间，扎扎实实写几本像样的作品。但谁知调来后不久，便因为工作需要，进入文联的领导班子；省作协和文联分立后，省委又安排我到省作协主持工作。初始虽然工作很艰难，但由于得到省委领导的信任，得到作家同行的帮助，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工作还算顺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省作协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先后被推选出席了省和全国的党代会，成为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个别宵小之徒从中捣乱，工作受到一定的损失，但其因失道寡助，手段拙劣，终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不过，却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同时，也确实说明文艺界的复杂与工作的难度。因此，我对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有点想“急流勇退”了。妻子是理解我的“心事”的，故有此话。
可是，现在是中央宣传部来的令，话又说得那么实，我作为一个党员，怎么好不遵从？于是，我又去晋见省委主要领导，表明我的心意。这位领导属于知识型的，人情味很足，平日对我比较关心，拿我当朋友相待，我经常是他的座上客，还可以说点心里话。他听了我的表白之后，率真地说：从个人关系和省里的工作需要来说，我并不想让你走，可是上命难违啊！我看还是服从分配吧！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说不定会有点作为的。末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还说要重用你呢！
说话之间春节到了，串门的老朋友比平时多了许多，他们都关心地问起我工作调动的事，同时，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我这件人生大事，品头论足，备述利害关系，要我慎重选择。我总是随口对他们说：事儿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呢，等着瞧吧！因为根据我们生活的惯例，调动工作有一套繁杂的手续，要通过好多关口，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事。当年，我由富拉尔基的工厂调到省作协时，是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还拖了一年多呢！
谁知春节刚过，大年初三忽然接到中国作协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在初五以前，务必来到北京，******和作协领导要和我谈话，同时告诉我说：届时由一位办公厅副主任前去接站，径去作协招待所。我感到惊诧了：事情怎么来得这么快？我是个组织观念比较强的人，对组织的话向来是照办不误的。随即让办公室的同志代我买了车票，带着过年未尽的遗憾，不情愿地但却是准时来到北京；可惜与接站的副主任未碰上面，我自己便根据电话指示，住进了作协的八里庄招待所（即现在的鲁院学员宿舍）。
招待所的同志似乎已经知道我要住到这里，一进门便把我领进洒扫过的房间，同时对我说：马烽同志也刚来不久，就住在隔壁，现在上班去了。马烽同志我是认识的，在“长影”改稿时，在随作家代表团访问广东时，我们都有愉快的接触和交谈，使我很受教益，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一直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文品；并且高兴地知道他不久前被中央任命为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不知为什么，一听马烽同志住在这里，当时心里便有某种踏实的感觉。我站在窗口翘望着，等待着马烽同志下班回来。
我是在吃罢晚饭之后才正式去敲响马烽同志的房门的。
马烽同志一如过去那样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对我的造访，显然很为高兴，说：好，这么快就到了。我说：我是奉命赶来的。简单地叙了寒温之后，他便直奔主题，说：作协准备调你来北京工作，岗位就是做《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我一听，愣了。做《人民文学》主编？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呀。在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一长串文学界那些与这个杂志有关联的鼎鼎大名的泰斗式的人物，他们的名字，照亮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是何等作家，敢跻身于他们的行列？于是，我连忙向马烽同志说：这可不行！我哪里有资格担任这样的重任？当即说出了我的心情和顾虑。
听完我的话，马烽同志笑了，然后说：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也不要太自谦了！组织上是在充分了解你的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他历数了我在创作上和工作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看得出他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而且他还说：在文学战线上，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何况中央还安排刘白羽同志和你共任“双主编”，你心里还没有底？
听了这话，我眼睛不由得一亮。我和刘白羽同志本人虽不熟悉，但他的声望和文学造诣我是知道的，是当今文坛顶尖人物之一，“背靠大树好乘凉”，心里顿觉踏实好多。说到这里，马烽同志又把话题岔开了。他说：其实，我也不想调到北京来工作，在山西，我已退居二线，清闲自在，悠哉游哉，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含饴弄孙，正好颐养天年。可是，我又是共产党员，还得听从组织分配；你也是一样。如果组织上让你到西藏工作，你不是也得去吗？一个老同志这样推心置腹地和你谈话，你还能说什么？但我仍然恳切地对他说：请组织上再重新考虑一下，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只是说：我今天的话还不是最后决定，******的领导还要亲自和你谈话，有什么想法，去和他们谈吧！
回到房间，已经十点多钟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也没有睡好，心里充满了这个未卜吉凶的难题，想得很远、很多。我想到了自己几十年坎坷的经历，想到了艰难的创作历程，想到了多舛的遭际；现在，命运之舟将在这颠簸起伏的生活海洋里把我载运到一个什么样的码头呢？
果然，次日我便被召到了******。对我来说，这又是极为神圣又神秘的地方，须知，这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呀！几十年来在这里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多少次来京出差，我从它的大门前走过，都不敢多看几眼。我何曾想过要亲身走进这里？而且要和这里的领导谈话。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大人物啊！而今天准备接待我的这位领导，是我久仰的大作家。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是我所喜爱的，有许多名章佳句，我至今还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我将怎样和他对话呢？
想不到这位领导竟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见了我就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似的亲切、自然；而且还和我叙说起乡谊之情。一下子，我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谈话变得十分容易。他简单地告诉我组织上要调我来京工作的因由，谈到了我未来的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勉励我挑起这个重担。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又恳切地谈到了我的惶恐、顾虑和想法，特别强调：我本是一个长期在边疆工作和生活的业余作者，虽然写了一些作品，但在文坛上没有任何根基，在京城认识不了几个人，来到这样重要的部门，局面怕是难以打开。他听了之后，很理解地说：你能够想到这些，很好。我们也都想到了。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这个担子，你还是可以挑起来的，当然要用大力气；其实你说的和文坛上没有多少瓜葛，这倒是你的长处，组织上看中你的，恰恰也就是这一点，不介入团团伙伙，没有框框，不先入为主，工作起来更方便；至于说到创作成就，不能说你比别人高多少，但也不能说差多少，这是不能用尺子量或者是用秤称的，起码你创作的路子比较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到这里，他特别强调一句：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我们还请刘白羽同志再次出山，要他分神管管刊物。有白羽同志为你作后盾，有作协党组的全力支持，相信你会完成任务的。紧接着他又帮助我分析了我来京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最后，十分亲切地说：不要推辞了，这是组织的安排。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这一代人，饱受党多年的教育，对组织的信任，往往变成生活的自觉信条；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常常超过个人得失的选择，因此，我只好接受组织的安排。
过不几天，******的正式任命下达了中国作协，和刘白羽同志一道，我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人民日报》还在头版的中央，发表了这个消息（听说连外国传媒也作了报道），足见领导和各界对这件事的重视。
在未正式上任之前，马烽同志还亲自陪我去拜访了刘白羽同志。白羽同志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老革命，是我十分敬重的文坛大领导。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和他有一面之缘。
时在1958年春天。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因为平时喜欢文学，在业余时间也舞文弄墨，创作一点文学作品，并小有成绩，也有点小名气，故被当地的文化部门所看中而且记录在册。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富拉尔基非常红火，因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这里就有了三项。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达斡尔族同胞聚居的小渔村，一下子变成全国最著名的新兴工业重镇，到处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矗天的烟囱在云霄上绽开黑牡丹，轰鸣的机器声响彻北满大草原，到处是一片钢铁的森林。大建设火红的场景，吸引了全国的文艺家前来采风和体验生活。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刘白羽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战斗的火热的生活召唤下，来到富拉尔基的。宏伟壮丽的图景，激发了老作家的灵感，他很快地便创作出来一篇优美的散文——《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我们这些年轻的建设者，都被作家那火烫的文字深深激动了。就在这时，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市里参加一个欢迎刘白羽同志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市里专业文艺工作者和部分业余作者，我能够被邀，心里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见到刘白羽同志的。在会上除了聆听白羽同志关于当前全国文艺形势的报告外，还进行了座谈。当********介绍到我这个来自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业余作者时，白羽同志特别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勉励我要特别珍惜现在的火热的生活岗位，努力搞好业余创作。表示出他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厚爱。
生活的安排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想不到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沧桑，我竟然和他走在一起来了。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我的幸运。
刘白羽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和马烽同志的拜访，并让我们在他的小书房里谈话。马烽同志首先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看样子白羽同志已经多少知道我的情况，亲切地说：从遥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来自基层，我表示欢迎！看来还很年轻嘛！我连忙说：不年轻了，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又说：搞文学创作五十多岁正当年。他当然记不起来三十多年前那次到齐齐哈尔时曾和他紧紧握手的那个毛头小伙子；我也没有提及此事。
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新主编上任后怎样办好《人民文学》杂志？马烽同志首先明确：白羽同志年事已高，请您把关掌舵，具体工作由树榛去做。同时叮嘱我：要多向白羽同志请示、汇报。至于办刊方针，一致确认：一如既往，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白羽同志特别强调一句：《人民文学》一定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刊物，因此，一定要注意团结全国各族各方面的老中青作家，成为展现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窗口”。他还形象地比喻：我们发表的作品是主旋律下的星光灿烂。最后商定：我们在3月8日和编辑部的同志正式见面。
1990年3月8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马烽同志亲自送刘白羽同志和我去位于中国文联大楼第五层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就任新职。杂志社除个别人员外，全部按时上班了。大家齐集在会议室内，个个神情肃然，端然就坐。我过去虽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文章，也认识几位编辑朋友，但来到编辑部今天还是第一次。哦，这就是号称“国刊”的所在地，是中国文学最高的“殿堂”！想到这里，心头多少也有些拘谨和紧张；然而又想到这里将是自己长期生活和工作甚至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又兀自强使自己镇定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