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改造期间，我每天都要经过那个大烟囱到达劳动的处所。触景生情，我的眼前总晃动老刘躺在大烟囱下的血泊中的那一幕，我脆弱的心灵实难承受，于是，我只好远远地绕开大烟囱，避免看到它。
刘西戎自杀身亡一年之后，他的新婚不满一月的妻子，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丈夫惨死的音讯（我相信没有人会通知她），便从遥远的四川家乡来到富拉尔基我们所在的工厂，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把死者的遗物和骨灰带回去。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刘西戎的那点破旧衣物，早已被专案人员扔掉了，他的骨灰根本没有人进行保存；她还试图索回丈夫的日记（她知道他爱记日记并存有大量的日记本），但得到的回答是：那些东西是刘西戎犯罪的铁证，只能存在公安部门的档案库里，你无权索要它！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彻底和他划清界限！
在那样大夜弥天的日子，她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夫复何言？最后，只好怅然饮泣而去。
后来，我也离开了工厂，远奔他方。
韶光易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刘早已灰飞烟灭未留任何痕迹，可是他的这幕悲剧我却永远无法忘却；一看到大烟囱便会让我的脑海闪现那些不堪回首的镜头，令我的心头悸悸作痛，久久地难以排解。今天写下这篇小文，一则纪念我那位含冤九泉的朋友，告慰他那个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则借以排解一下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几十年的块垒；同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国家民族和善良无辜的人们带来的灾难，坚持不懈地清算其罪恶的渊薮，别让“极左”路线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再陷苦难的深渊。
2012年5月14日改定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深沉的悼念
乍一听到韩作荣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前一天，我在住宅门口还看到他，只见他红光满面，充满精气神儿，说话时底气很足，笑声朗朗。他告诉我刚刚从外地开会回来，颇有收获；近日还要到国外访问，去南美几个国家看看。我劝告他不要太劳累了，要注意劳逸结合。他笑着对我说：没事儿！谁知刚过去一天，他竟遽然长逝了。我当时简直像梦幻一般，半晌说不出话来。悲痛间，想起和他共事的十五年时光，想起那些同甘共苦的岁月，想起和他深厚的友情，想起他可亲的音容笑貌，我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记得我和他初次见面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刚刚从黑龙江省奉调来京主持《人民文学》工作，在与编辑部同志们的见面会上，我得知这位“老乡”韩作荣是二编室主任，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县，心中陡生一种亲切感。我是匹马单枪从边疆来到京城的，内心感到非常地不踏实。就在一天晚上，韩作荣来到我的临时驻地看望我，使我意外而高兴。他向我大致介绍了刊物的现状和作者队伍的情况，并希望我大胆工作，他表示将全力支持我，把刊物办好。他的这番热心话语，使我感到热辣辣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作荣是言行一致的。他不但处处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不断地建言献策，特别是尽力影响周围的同志和他一样从大局出发，排除干扰，关心和支持编辑部的正常运作，使整个杂志社由当时某种特殊原因产生的些许浮乱情况，得以克服，很快地走入正轨。
作荣为人至诚，他尊老爱幼，礼贤下士，工作责任感强，很受广大作家的信赖。正是由于他广结善缘，以诚待人，所以能够经常组织到精品佳作，特别是一些有实力的青年作家，都愿做他的挚友；他们总是应作荣之约，及时贡献出新作，充实刊物的版面，从而保持《人民文学》一贯的高水平、高质量，受到全国读者的好评。
作荣不仅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而且乐于承担“额外”的负担。他经常受到编辑部委托，到国家的一些改革开放的典型或特殊地区，亲自撰写报告文学。比如，去鞍钢和武钢，反映这些大型企业改革的成效和面临的艰难；去湖南长沙，描绘这个省会城市迅速发展的新貌；亲临大兴安岭火灾现场，撰写人民抢险救灾的壮举；到有争议的地区和单位（如马家军的驻地），客观而真实地报道有争议的人和事——每次，他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编辑部交给他的任务。他撰写的那些作品，都为所在地区的领导和群众所接受并给以热诚的赞扬，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同时，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有同志赞之曰：这是一举多得。
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的“阵痛”到来的新时期，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作荣锐敏的政治嗅觉，及时感受到并率先向杂志社建议，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有所作为，避免出现某种被动局面。经过商讨，社里及时接受并采纳他的建议，冲破重重阻力创建了人民文学理事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活动，使刊物得以有效地渡过可能出现的难关，在刊物如林、文坛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人民文学》一如既往保持她传统的高品位，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赞佩。
作荣工作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敢于接受重担并勇于承担责任。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我因公外出一段时间，那一期的刊物我委托作荣全权处理，他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但是，当我外出归来后不久，一位领导找我和作荣一同谈话。原来这期刊物登载的一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争议，个别人甚至到这位领导家中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领导见到我们后，直接说明原委，并对我们俩——特别是我，进行严肃批评。在此比较难堪的情况下，作荣不容分说直接向那位领导表示：这篇稿子是我签发的，整个这期刊物都是我负责终审的，如果有错误，应该由我全面负责，树榛同志因公外出，没有他的责任！我连忙说，我是主编，自应承担责任！领导看到我们俩的态度，突然转怒为喜，笑着说：难得你们俩有这个态度，此事就此作罢，以后注意就是。事后我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大包大揽，抢着负责任。可是他却说：没有这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做人！
至于这种敢作敢当的事例，还有很多，据此足可见他的为人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有一段时间我遭到冷遇，个别人对我当然也就“冷处理”。可是，作荣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作为刊物的副主编继之为常委副主编，他对我格外尊重，处处维护我的主编职责，凡遇重要事情总是事先向我通报，而后按程序实行，丝毫没有轻慢越位之举，从而维护了《人民文学》已经形成的较好的局面，成为比较先进的单位，始终保持峥嵘独秀的文学“国刊”的品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荣在工作上表现很出色，屡受嘉奖，在诗歌创作上，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诗人，更有突出的业绩。正如有的诗评家所评论的那样：“他以敏感的诗人之心打通触及真相的途径，以凝练和从容不迫的抒写，呈现大气、开阔、深刻的创作风貌，以勤恳真诚的艺术劳动拓展诗歌和灵魂的疆域。”受到文学界广泛的赞许；他的作品，获得了许多有权威的奖项，并翻译成多种外语，流传到国外。而他的诗论更是独树一帜，他融诗人的感性与文论家的理性于一体，集实践经验与美学探究之大成，著书立说，被许多成熟的诗人和年轻的新秀们喜爱并赏识。他刚刚完稿的三十万字的《李白传》，表达了相隔千古的两代诗人诗心相通的情怀。不幸又万幸的是，这部传记文学成为作荣的绝笔！
作荣匆匆地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诗人，我失去贴心贴己的朋友。我内心的悲痛，难以自已。而今含着热泪，撰此小文，表达我深沉的悲哀，并祝愿作荣在诗的天国里，成为一颗永远闪亮的诗星。
2013年11月17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