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檀香刑》的第六章，孙眉娘这样在月光下抒发自己对钱丁的爱情：“鸟，鸟儿，神鸟，把我的比烈火还要热烈、比秋雨还要缠绵、比野草还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玉雕琢成的嘴巴叼起来，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让他知道了我的心我情愿滚刀山跳火海，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的门槛让他的脚踢来踢去，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胯下的一匹马任他鞭打任他骑。告诉他我吃过他的屎……老爷啊我的亲亲的老爷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鸟啊鸟儿，你赶紧着飞去吧，你已经载不动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树繁花浸透了我的血泪，散发着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一树繁花就是我的千言万语，我的亲人……孙眉娘泪流满面地跪在了梧桐树下，仰望着高枝上的鸟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红嘴白牙间吐露出呢呢喃喃的低语。她的真诚感天动地，那只鸟儿哇哇地大叫着，一展翅消逝在月光里，顷刻便不见了踪影，仿佛冰块融化在水中，仿佛光线加入到火焰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场景极为相似的画面，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夸张而煽情的告白，既不“真实”，也不“感人”；既无“中国性”，也不“莎士比亚化”；它是对“魔幻”技巧的过度利用，是一种纯粹主观化的虚假描写，并无多少美感和诗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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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奖”评委会的评语里，“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是一句耐人玩味的话，因为，莫言写作的所有秘密，就含藏在这句话里，也正是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探知“诺奖”评委们选择莫言的原因。
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一群人。按照赛义德《东方学》理论来理解，莫言的写作正是“被某些支配框架所控制”的写作。在西方的“东方学”的观念中，“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羞辱。……它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莫言的小说叙事，也是一种符合西方人的“东方学”理念的叙事；在他的文本里，人物没有优雅的谈吐，没有得体的举止，没有高尚的情感，没有诗意的想象，没有智慧的痛苦，没有健全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落后野蛮、可笑可鄙的“东方人”而已。
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魔幻现实主义”激活了他的想象力，但也使他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感知能力。他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主观而任性的想象力。由于一味地根据随意的想象来展开叙事，所以，在莫言的小说里，就形成了一种违反逻辑和事理的叙事模式，即人物的情感和行为突然变来变去的“瞬间转换模式”。也就是说，作者常常不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和事理逻辑来写人物，而是按照自己主观设计的套路来展开叙事。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金菊本来是豁出命来跟着高马出走的，但是，到了晚上，她的态度却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白天的事涌上脑中的幕，过去的事也全都回忆了起来，她对夜恐怖对明天恐怖，她感到自己荒唐，她恨高马。”在《檀香刑》里，那个叫眉娘的女人，也是这样喜怒无常，刚才还爱着钱丁，可是，转瞬间，就不可理喻地对他心生恨意，咬牙切齿起来。
他用西方人熟悉的叙事方式，来叙写人物的符合西方人想象的行为和心理。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这样写高马向金菊表白爱情前的心理活动：“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高马激动地想着，身上泛起一阵阵幸福的凉意。他侧目直视着离他三步远的地方，那里站着四婶的女儿金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就像于连·索黑尔在那个乘凉的夜晚里，等待着教堂的钟声，等钟声敲过九响，就大胆地、不顾死活地抓住市长夫人的手一样。等张扣的琴声一响，等张扣唱出第一句歌词时，我就要抓住她的手，要狠狠地抓住，狠狠地捏住，把她的每一个手指头都捏遍！她的脸，圆圆的，像葵花盘子一样圆圆的脸上涂着一层葵花瓣儿般动人的金黄。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她已经二十岁了。我该行动了。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张扣咳嗽了一声。高马向金菊的方向移动了一步。他悄悄地移动，他的眼与众人的眼一样，紧盯着张扣。但张扣唱的什么词儿他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司汤达《红与黑》的拙劣模仿，对人物心理的简单而虚假的描写，其中，像“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这种属于人物心理活动范畴的话语，根本不是人物可能有的想象和判断，而是作者自己的腔调和话语；至于“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的描写，则是纯粹的文艺腔，读来给人一种夸张而肉麻的感觉。
莫言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割裂为两半。他拿来了应变无方的“魔幻”，却丢弃了带着血丝的“现实主义”。如果非要说莫言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那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软弱而浮滑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他善于发现尖锐的现实问题，善于表现冲突性的主题，然而，如果往深里看，你就会发现，莫言在展开叙事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这样一种策略，那就是，避开那些重要的、主体性的矛盾冲突，而将叙事的焦点转换到人物的无足轻重的行为和关系上来。
例如，《蛙》的主题是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重要的主题，也是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的一个主题。然而，莫言却无意从正面进入，无意通过对真实而丰富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写出中国社会生活内里的样相，而是，将焦点放在封闭的人物的关系和矛盾冲突中，来将生活虚幻化，——这就将叙事的尖锐性钝化了，就将整体性的冲突性弱化为局部性的闹剧性场面。难怪这样一部题材敏感的作品，几乎毫无“敏感性”可言，绝不会让任何人觉得“不自在”。莫言小说叙事的平衡术实在太老练了。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就其内在的本质来看，是拒绝“平衡”的，而是倾向于选择一种犀利的、单刀直入的方式来介入现实。莫言抛弃了马尔克斯的“啄食社会腐肉”的“秃鹫”式的猛烈和凌厉，抛弃了拉美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犀利和尖锐。
事实上，莫言的“平衡术”远在王蒙这样的似乎很老练的前辈作家之上。王彬彬先生批评王蒙“太过聪明”，惹得他老人家很不高兴，在几个地方近乎失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王蒙先生只是显得“聪明”罢了。他虽然智商很高，但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傻，简直与跟他“素不相能”的“笨人刘老大”一样傻，简直可以被并称为“笨人王老大”。你看，他的《王蒙自传》，换了一个老奸巨滑、货真价实的“聪明人”，会那样写吗？会那样把自己的得意和自负，都不遮不掩地摆放到明面上吗？会那样让自己乐不可支却惹得不少人怏怏不乐甚至怒不可遏吗？然而，他就偏偏要这样写，——这样写固然值得商榷，但也足以见出王蒙心性的单纯，足以见出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懂得世故的文化人，而不是把“平衡术”玩得出神入化的“聪明人”。如此一来，尽管他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成就，丝毫不比那些很受西方“汉学家”青睐的“五零后”作家低，——他的《红楼启示录》，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几乎没有哪个“五零后”作家能写出那样的好东西；尽管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活动变人形》，一点也不比那些被封为“高峰”和”极品”的作品差，但他却至今仍然与“茅盾文学奖”无缘。比起既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又能问鼎“诺贝尔”的作家来，读者诸君，你说他——才华横溢的、出经入史的、幽默机智的、令人钦佩的王蒙老先生——是笨也不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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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在2005年的那次演讲中，莫言这样谈到了自己对“思想”的理解：“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这里的判断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因为，在长篇小说叙事里，“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思想的叙事，必然是浅薄而混乱的叙事，也就是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思想”与“感觉”、“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关系。在真正的文学大师那里，感觉是渗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觉，而思想则是充满感觉血肉的思想，——他们既是理性的“善思”的思想家，也是感性的“善感”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