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在面对莫言和全世界宣读的《授奖辞》里说：“在小说《酒国》中，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是一个烤熟的三岁男童。男童沦为食物，而女童因为被歧视得以幸存。讽刺的锋芒直指中国的家庭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无以计数的女胎被堕胎。莫言写了一本小说《蛙》专讲计划生育的事。”（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 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 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 The girls， neglected， survive. 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 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 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 Mo 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 Frog， about this.）许多极端的事情，包括多种样式的“吃人”，在中国确曾发生过；既然发生了，就不存在“能不能写”的问题，只存在“写得如何”的问题，或者说，只存在写得是否具有美感和意义感的问题。虽然莫言关于“吃婴儿”的叙事并不成功，但却让“诺奖”评委兴奋不已。遗憾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看见那些浮面上的东西，即“吃人”的野蛮和残酷，而没有兴趣从美学和逻辑的角度，分析莫言的叙事是否美好和深刻，这样，他们的延伸出来的高论宏议，也就不怎么可靠：“莫言的故事有着神话和预言的意味，将所有的价值都彻底颠覆。在他描写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从来没有遇见毛时代的合乎标准特征的理想公民。他笔下的人物充满活力，甚至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并试图打破命运和政治强加给他们的牢笼。”（Mo Yan’s stories have mythical and allegorical pretensions and turn all values on their heads.We never meet that ideal citizen who was a standard feature in Mao’s China. Mo Yan’s characters bubble with vitality and take even the most amoral steps and measures to fulfil their lives and burst the cages they have been confined in by fate and politics.）就这样，莫言的叙事被“诺奖”评委赋予了尼采式的“颠覆一切价值”的反叛精神，而他塑造的“充满活力”的人物，则被当做颠覆过去的“标准特征”（standard feature）和“理想公民”（ideal citizen）的非凡成果，被当做突破陈规和“纠正”历史的巨大成就。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莫言作品里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盲目而愚昧，粗俗而幼稚，既缺乏个性，也缺乏思想，几乎全都具有心智不健全的特点，几乎全都是些缺乏鲜活性和真实性的虚幻人物；外表上看，他们像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一样诡异，像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一样愚騃，但是，本质上讲，他们与法国“新小说”中的“机器人”更为相似，更像是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泥塑木雕的人物的近亲。
赛义德在批评“东方学”的“危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做为东方的审判者，现代东方学家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甚至所说的那样只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与其拉开距离。他的漠然处之的态度——其标志是用专业知识将同情心包裹起来——深深地打上了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东方学的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的烙印。”所谓“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就是做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东方学”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东方或东方人所处的劣势地位”，就是选择那些能显示“东方”的“劣势地位”的“东方文本”来阐释“东方”。在解读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赛义德所批评的成为“东方学的附属物”的可悲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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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说过，莫言的写作，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叙事经验影响下的写作，也是最符合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写作。“诺奖”评委在《授奖辞》中评价莫言的时候，也强调了莫言的写作与“西方”的因缘关系，——从拉伯雷到斯威夫特，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们处处都将莫言纳入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学体系来比较。我们由此可以看见“诺奖”评委们视野的狭窄和评价尺度的单一，也可以看见他们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东方学”思维的误区。对此，林培瑞这样质疑道：“莫言真的是以狄更斯开始直至哈代(Hardy)，最终演进为福克纳(Faulkner)、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这一流派中的一员吗？为什么他应该是其中之一呢？为什么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就不能植根于山东的民间故事？”其实，“诺奖”评委对莫言的写作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的判断并无大错，错的是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态以及在此心态影响下形成的“东方学”文化偏见。
像所有那些夸张而极端的叙事一样，莫言的小说缺乏中国文学的“温柔敦厚”的美学精神，缺乏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所说的“好色而不淫”与“怨诽而不乱”的内在节制。在写作过程中，他缺乏最起码的自我约束和朴实态度，有一种刻意为之、故意卖弄的倾向；他更喜欢天马行空的臆想，而不是脚踏实地的体验和观察；他陶醉于浓墨重彩地渲染和描写包括色彩、气味在内的感觉性的内容，喜欢一刻也不安闲地叙写紧张的情节和夸张的动作；他总是想用可怕的画面和极端的事象来吓唬人，总是想给人留下心惊肉跳的恐怖感觉和深刻记忆。莫言对人性中凶暴而狰狞的一面特别迷恋，这便使他在自己的叙事中，过多地渲染了人性的黑暗，过多地叙写了生活的腥秽，——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如此一来，他的那些大模大样、大呼小叫的小说，就像别林斯基在评价杰尔查文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
然而，由于未能洞察莫言小说的严重缺陷，由于不了解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诺奖”评委在评价莫言的时候，就显得少见多怪，常常噬指而惊，掩口而笑，说了不少“虚誉欺人”的赞词：“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放纵、挥霍、龌龊、****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莫言才敢突破禁区对此大加描写。”（In Mo Yan， it stands for unrestrained consumption， excess， rubbish， carnal pleasures and the indescribable desires that only he can attempt to elucidate beyond all tabooed limitations.）事实上，敢于突破禁区的，并不只有莫言。早在上世纪初期，鲁迅就发出过“吃人”的尖锐声音，就写过吃“人血馒头”的事象；在二三十年前的“新时期”以及最近十多年，也有叙写“吃人”悲剧的作品问世，例如杨显惠的获得普遍好评的《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莫言的叙事，既没有鲁迅的深刻，也没有别的当代作家笔下的细致和真实，所谓“只有”，从何谈起！
也许是莫言的小说给“诺奖”评委提供了“发现”中国和“认识”中国人所需要的信息，引发了他们的“东方学”意义上的“共鸣”，所以，在《授奖辞》里，“诺奖”评委们在褒赞莫言的时候，便“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显示出一种无限慷慨、无限热情的修辞态度：“莫言的想象飞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之上。他妙不可言地描绘了自然。他知晓所有中国人过去挨饿的事情。”（Mo Yan’s imagination soars across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 He is a wonderful portrayer of nature； he knows virtually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unger）莫言的想象力怎么可能“飞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之上”？他怎么可能“知晓所有中国人过去挨饿的事情”？莫言对生活和人性的观察和叙述，片面而狭隘，尤其缺乏“普遍性”与“人类性”的内容。然而，“诺奖”评委似乎看不见这些问题，他们只想通过不切实际的评价，将莫言指派为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无所不在的见证者，无所不知的洞察者，无所畏惧的叙说者。“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生机勃勃浮现在我们眼前，即便是最刺鼻的气息也让人心旷神怡，即使极度的冷酷无情也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这个作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有能力描绘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用笔描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In Mo Yan， a forgotten peasant world arises， alive and well， before our eyes， sensually scented even in its most pungent vapours， startlingly merciless but tinged by joyful selflessness. Never a dull moment. The author knows everything and can describe everything – all kinds of handicraft， smithery， construction， ditch-digging， animal husbandry， the tricks of guerrilla bands. He seems to carry all human life on the tip of his pen.）做为一个阅历很有限、视野很狭窄的作家，莫言怎么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莫言的作品芜杂而又冗长，很多章节读来很是乏味和沉闷，怎么能说“他的笔下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即便你所读到的是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文本”，那也不至于“一刻”的“枯燥乏味”都没有。事实上，《授奖辞》里的笼统粗率的判断，与个别“诺奖”评委的具体阅读经验，是有迥乎不同的，例如，做为“诺奖”评委里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就不认为莫言的作品“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对于莫言的文学作品，马悦然唯一‘不满’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写得太长，相形之下他的短篇往往更加精彩。他幽默地评论说：‘例如，他的《生死疲劳》写得太长了，读到后面读者可能也有些疲劳……’”（据“新华网上海10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