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秋天，在时隔十年以后，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再次开办了一所农民子弟学校。当消息传到村里时，农民们议论纷纷。老爷让穷孩子免费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该不是个骗局吧？没准是老爷为讨好皇上，把孩子训练一番送去当兵，挨土耳其人的枪子儿吧。犹豫再三，一些农民动心了，他们决定送孩子去上学。孩子们高兴了。开学那天，来了22个学生，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增加到了70个。托尔斯泰把他们分成大、中、小三个班。
校舍设在庄园的一幢两层楼房里，两间房作教室，一间房作办公室，还有两间是教师的起居室。台阶屋檐下挂着一口小钟，每天由教务长派一名住校的学生打钟。穿堂的楼下放着体育器材，楼上还摆着一个学生劳动用的工作台。刚走进宽敞干净的教室，孩子们都感到十分拘束，但托尔斯泰亲切的话语和微笑，很快打消了孩子们紧张和畏惧的心理。从此，这里成了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学习阅读、写字、作文、算术、制图、画画、唱歌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孩子们已经能够进行四则运算，能够读浅显的书和写信了。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听托尔斯泰讲述俄国历史故事和他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经历，这些故事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曾经受到托尔斯泰赞扬的农民的孩子莫罗佐夫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学习上很轻松，游戏时很快活。我说过，教师是一些快活的人。每位老师讲课我们都很容易懂，一切都记得住，我们很乐意回答问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几乎和我们形影不离。他尤其留恋一年级学生，优秀的学生。教书很认真。他好像能在学生的心灵中找到深刻的东西。”
“我们屡次放学很晚。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往往已放学回家了，而我们留下来吃晚饭，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喜欢晚上和我们一起读书。我们晚上喜欢读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我读得活泼而清楚，因此由我和切尔诺夫朗读。当我们坐到很晚，朗读、讲故事和说笑话直到半夜而天气阴雨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用自己的马车把我们送回家去。他常常注意和敏锐地观察我们，看哪些书对我们产生影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和我们在一起，做什么他都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学习、游戏、娱乐、谈话、熬夜、在扎卡斯谷地和森林里散步。”
“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来了，向我们宣布一件新闻：明天图拉中学的学生和老师要到我们这儿来，想和我们争论，他们还是我们，谁的学习好？第二天清早，我们站在黑板前演算给我们出的题。我们参加算术比赛的是顶能吵架的罗曼采夫和柯兹洛夫。他们像得奖似的最先算完了题。所有的知识，只要我们学校里教过的，我们都较量过了，我们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小少爷们差。于是，我们作为平等的人，亲切地和自己的同学告别。当天晚上成了我们特殊的隆重节日。大家万分高兴。大家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玩棒球游戏，跑来跑去，累得要倒下。”
这年冬天，托尔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教育事业中。他在致鲍里索夫的信中说：“这个冬天过得很好。事儿多极了，都是好事儿，不是写作。”但是，托尔斯泰不满足他的教育成果，他希望能更广泛地传播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经验，在全俄国普及国民教育。他草拟了一篇教育学论文的提纲，并向教育部探询出版教育杂志、成立“国民教育协会”、开办新的国民教育学校的可能性。3月份，托尔斯泰在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俄国人民最迫切的一项需要就是国民教育。这种教育目前还不存在，还没有兴办，如果由政府来主持的话，那永远也办不起来。”托尔斯泰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参与这项工作，因为教育是使整个社会结构趋向完善的一种杠杆。同时，托尔斯泰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其他国家国民教育的情况，“了解国外在这方面已经达到的全部成果”。他决定再次出国。当然，这次出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探望在法国就医的大哥尼古拉。
1860年7月，托尔斯泰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为期9个多月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之行。同行的还有他的妹妹和几个外甥。他们坐船取道波兰的什切青前往柏林。到达柏林后，妹妹和她的孩子先去了法国索登尼古拉处，托尔斯泰在柏林逗留了几天。他去柏林大学听了课，参观了当地的手工业夜校，夜校中设立的“问题箱”引起托尔斯泰的兴趣。接着，他经莱比锡前往巴伐利亚的基辛根，并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托尔斯泰又参观了一些学校，可是印象不佳。他在日记中写道：“参观了一所小学。糟透了，为国王祈祷，打学生，死记硬背，孩子们胆颤心惊，发育不健全。”而后，他又到了威玛。在那里，托尔斯泰参观了歌德故居，欣赏了莫扎特的歌剧，并继续进行教育考察。他对这座美丽的小城很有好感，还邀请了当地的一位青年教师克列尔去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工作，但是，他对德国人推崇的福列别尔教育方式却不以为然。托尔斯泰认为：“俄国人民还没有被糟蹋，而德国人却像受了数年不良教育的儿童；受教育不应当是义务，如果这是好事，那么自然会产生对教育的需要，就像对食品的需要一样。”之后，托尔斯泰又到了耶那，他对那里由斯多依教授办的一所私立学校颇为喜欢，觉得这是他在德国见到的“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有生气的学校”。
那年9月，大哥尼古拉病危。托尔斯泰赶到法国小城吉耶尔，守在他的身边。在兄妹中，托尔斯泰对大哥最为敬佩，也最感亲近，大哥对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尼古拉与小弟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尼古拉患的是肺结核，他死时很痛苦，但神态安详，并由衷地向托尔斯泰表示感谢。大哥的去世令托尔斯泰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使我严重脱离了生活的轨道。大哥的死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强烈的印象。”托尔斯泰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生活变得无比黯淡，现在只有一种兴趣可以使他依恋生活，那就是教育工作。
过了一段时日，托尔斯泰开始考察法国的学校教育。他在参观了马赛城里的全部8所工人学校后得出结论，在那样的学校里工人不可能获得真才实学，法国工人的知识大都来自于廉价的报刊、有音乐杂耍和短剧上演的咖啡馆和俱乐部。这种无意中的教育比学校强迫教育效率高得多。在参观了几所幼儿园后，托尔斯泰对那种像训练士兵那样训练幼儿的教育方式感到可怕。他对德法等国普遍存在的那种机械的、僵死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尖锐抨击。他写道：
“在基督教学校里您会发现，教师不仅必须遵守授课计划以及祈祷时数、每门课程时数和每项作业时数的规定，而且您还会看到，甚至采用哪些教学方法也有规定，预先作出安排。您见到的是被关进学校的儿童的百无聊赖的脸，他们焦急地等待下课铃声，同时又提心吊胆地准备回答老师为了迫使学生注意听讲而提出的问题。一所学校用三年时间去学三个月就可以学会的东西，这是培养闲散和懒惰的学校。”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教育方法摧残儿童身心。
1860年冬天和1861年春天，托尔斯泰到了欧洲不少城市。他在巴黎会见了屠格涅夫，而后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在那里，他与正在休假的亚历山德拉重逢，又结识了刚从流放地归来的著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康斯基，并由此萌发了写作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念头。接着，托尔斯泰先后游历了利沃那、那不勒斯、罗马等地，并转道巴黎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有了一面之交，又和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通过作品他们早已互相倾慕。托尔斯泰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活泼、富于同情心、聪明和有趣的赫尔岑当时立刻就跟我像老相识似地大谈起来，并且立刻就使我对他的个性发生了兴趣。我以后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再碰见过这种思想上的深刻与锋芒的罕见的统一。”托尔斯泰还在赫尔岑的信中表示：“认识了您使我非常高兴，虽然您认为我总是与众不同，走向极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是这样好的人……”经赫尔岑介绍，托尔斯泰又特地前往布鲁塞尔，拜访了当时侨居在那里的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和波兰社会活动家列勒维尔，这一经历给托尔斯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861年2月，沙皇签署了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尔斯泰在国外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敏锐地发觉了政府这项“改革”举措的欺骗性。他在致赫尔岑的信中说：
“上谕中的口气像是对老百姓作了极大的恩惠似的，可是它的实质，即使一个有点学问的农奴主也看得出，其中除了许诺之外别无他物。”在后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农民完全不满意。以前他们还有一种明天一切会变得很好的希望，而现在他们却确实知道了还要过两年很糟的生活，并且还明白在那以后也还要再三拖延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老爷们’干的勾当。”
这时，托尔斯泰“心急如焚，想尽快回国”。他认为这次出国考察的目的已经达到，“我积累了这么丰富的观感和知识，我得长时间思考，才能在脑子里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4月12日，托尔斯泰回到俄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稍事停留后，于5月初到达雅斯纳亚·波良纳。
回到久别的家乡，有三件事情等着托尔斯泰去办。一件是处理他与庄园里的农民的关系。托尔斯泰回来后立即把农民召集在一起，宣布凡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现在一律归他们所有，而且每个农民可获得一块远高于其他庄园的分地。另一件事是和平调解人的职务。刚回家乡，托尔斯泰就得知他已被推举为当地的和平调解人，其任务是调解地主和农民的土地纠纷。托尔斯泰接受了这个职务，并常常站在农民一边，维护农民应得的利益。结果如托尔斯泰所说，农民“欣喜万分”，而贵族们对他“恨之入骨”。当地贵族联名上书，控告托尔斯泰在农民中唤起对地主的敌意，并给贵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省贵族长向内务大臣密报，要求撤掉托尔斯泰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主动辞去了调解人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被托尔斯泰称之为“难以割舍的诗意而美妙的”教育事业。一回家乡，托尔斯泰就以异乎寻常地热情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两位俄国文学的巨匠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应该说，这场冲突乃是多年矛盾积聚的结果。尽管两位作家都看重对方的文才，但是他们在思想和性格上相距甚远。屠格涅夫无法理解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他把这一切看成是托尔斯泰的怪癖和任性。例如，屠格涅夫认为托尔斯泰热心教育，简直是胡闹。他在致费特的信中说：“列夫·托尔斯泰还在作怪。看来命中注定。什么时候他才能翻好最后一个筋斗而站立在地面上呢？”而托尔斯泰也对屠格涅夫的许多做法不满，对“屠格涅夫的智能和敏锐的诗意何以不能避免庸俗”而感到遗憾。因此，长时间来两人关系一直处在时晴时雨的状态。1861年5月25日，托尔斯泰在赴费特家途中顺访屠格涅夫。在丰盛的晚餐之后，屠格涅夫向托尔斯泰朗读了他刚完稿的小说《父与子》，可是托尔斯泰竟在沙发里打起瞌睡来，这使屠格涅夫十分不快。次日，他们一起来到费特的庄园，27日早上喝咖啡时，冲突发生了。
事情是由费特太太向屠格涅夫询问他对自己非婚生女儿的家庭教师是否满意开始的。当时，屠格涅夫对那位英国女教师大大夸奖了一番，同时又顺便提及那位教师曾以英国人特有的认真严肃的精神，请求他给女儿一笔钱，以便她自由地用于慈善事业。屠格涅夫接着说：“现在英国教师又要我女儿把穷人的破衣服收来，亲手缝补好，然后送还原主。”托尔斯泰本来就反对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慈善行为，并对英国绅士式的冷漠虚伪和整个贵族教育的矫揉造作深为反感，因此他忍不住插话了。
“您认为这就是行善吗？”托尔斯泰问道。“当然，这能增进慈善家与穷人的关系。”“可是我认为，一个服饰华丽的姑娘，把又脏又臭的破烂衣服放在膝上缝补，倒像是在演一幕不真诚的戏。”“请您住嘴！”屠格涅夫高声叫了起来。“我自己确信不疑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说呢？”“那我就不客气，一定叫您住嘴！”屠格涅夫脸色煞白地说，“如果您还是要说这种话，我就掌您的嘴！”说罢，他从桌边站起来，双手抱住脑袋，气冲冲地大步跨进了另一间房里。过了片刻，他又走回来，向费特妻子道歉后就走了。
托尔斯泰离开费特家后，来到鲍里索夫的庄园，并立即从那里给屠格涅夫发出一封要求他认错的信，说他将在波戈斯洛沃驿站等候屠格涅夫的答复。屠格涅夫接到信后便回信向托尔斯泰道歉，信中说：“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任何想使我们这样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接近的企图，都不会有好结果。”可是这封信被送到了鲍里索夫的家。托尔斯泰等了一天不见信来，于是在愤怒中又写出一封措辞激烈的要求决斗的信。屠格涅夫在第二封回信说：“说实在的，我乐意遭受您的枪击，以消释我说的那句实在的蠢话。那句话同我平素为人大相径庭，我认为原因无他，完全是由于我们两人观点一贯针锋相对，积而成怨的结果。”这封信和转来的第一封信托尔斯泰都收到了，他复信接受屠格涅夫的道歉，并表示将不再与他有任何关系。尽管以后的岁月里，两人曾有过和解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两位文学大师的友谊由此而中断了17年之久。
托尔斯泰办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声誉日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这时，学校的校舍经过修缮变得更漂亮了。学校里增设了陈列室，里面放着新添的教学仪器、动植物和矿石的标本等。除了原有的课程外，教师还为学生讲授一些实用的植物学、土地测量和劳动常识等课程。孩子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学校，上课时间常常不得不延长，因为生，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这些孩子有多么可爱，非语言所能形容，只有亲眼看看才体会得到。在我们的阶层中，我不曾见过这样的子弟。您试想一下，两年过程中，在完全没有纪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男同学或女同学受处罚。从来没人偷懒，撒野，开愚蠢的玩笑，说粗痞话。”
托尔斯泰十分赞赏农民孩子身上的语言才能，他在《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费季卡和谢姆卡写作故事时的那种强烈的分寸感和质朴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为了扩大教育的需要，托尔斯泰陆续从莫斯科等地请来了一批大学生担任教师，并开始出版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1861年秋天和1862年，托尔斯泰在附近农村先后办了21所学校。托尔斯泰在教育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他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自从办学以来，学校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学校就是我的命根子，就是我摆脱一切生活忧虑、怀疑和诱惑的修道院和教堂。”
托尔斯泰的活动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注意。在他当和平调解人时，就有宪兵密探向第三厅报告托尔斯泰袒护农民。如今他的办学活动进一步招致当局的不满。而这时，一些地主出于仇恨心理，不断诬告托尔斯泰网罗图谋造反的大学生、印刷反政府传单等等。因此，沙皇当局加紧了对托尔斯泰的秘密监视。1862年夏天，托尔斯泰因操劳过度，身体不适，遵照医生的建议，他前往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托尔斯泰走后不久，7月初的一天，一群宪兵闯进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们是由宪兵总监授意，并经沙皇本人同意后才这样干的。宪兵们在托尔斯泰的住宅和两所学校内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两天。所有的东西都被检查了，包括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当我临死时才能把它们交给最亲近的人”的全部日记和信件。为了寻找罪证，宪兵们甚至把网撒到水池里打捞，还撬开了马棚的地板。临走时，他们没收了任教的那些大学生的证件。托尔斯泰回来后，得知此事，大为震怒。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杀死那个领头的宪兵上校。他还说：对这样的政府“我感到愤怒、厌恶，乃至仇恨”；
“对这件事我绝不罢休，也不可能罢休。我的全部事业都被破坏，而这是我的幸福之所系和安身立命之所在。学校夭折，众人讪笑，贵族幸灾乐祸，我房里放着几把上膛的手枪，准备破釜沉舟。”
这个事件以后，学校和杂志虽仍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因外界环境的变化，教师的陆续离去和作家本人兴趣的转移而先后停办了。然而，这段经历使托尔斯泰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他仍把办学看做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即“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为他人服务的事业的时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