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是在大宝殿逝世的。临终前，隋文帝命太子杨广赦免章仇太翼，悲叹道：“章仇太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仁寿宫时，道当不返，今果如此。”同时又给太子留下了遗诏：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心，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上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偏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
但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太子杨广掌握了隋文帝临终前的遗书比什么都重要。在遗书里有对太子杨广的高度评价：“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也有对杨勇、杨秀等的否定性结论：“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有这样一份遗言，太子杨广就可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了。
顺政郡公董纯
杨广登基杨广还是一个细心人，他没有急急忙忙地宣布隋文帝驾崩的消息，而是来个“秘不发丧”。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京城设防还没有布置好。隋文帝死时，刚好伊州刺史杨约前往仁寿宫朝见，杨广派他先返京城长安，重新布置留守官员。杨约假传隋文帝圣旨，命前太子杨勇自杀，当杨勇拒绝服毒时，杨约就把他吊死。然后命军队进入备战状态，即集合留守官员，宣布隋文帝逝世的消息。
同时宣布太子杨广即皇帝位。隋炀帝得知杨约的果断行动后，兴奋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是能够担负重任的人。后来，隋炀帝即位没几天就拜他为内史令。追封杨勇当房陵王，但不准儿子继承爵位。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八月初三日，隋文帝灵柩从仁寿宫运到京都长安。八月十二日，在大兴前殿为隋文帝出殡。柳述、元岩被开除官籍。柳述被放逐到龙川，元岩被放逐到南海。隋炀帝对柳述这门亲事本来就不同意的，原先是主张配给妃弟萧，隋文帝当初也同意。后来仍配给了柳述，所以杨广很不高兴。这次隋炀帝命兰陵公主坚决跟柳述离婚，打算要她改嫁，兰陵公主誓死拒绝，不再朝见，上书要求跟柳述一同放逐，隋炀帝大怒道：“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耶？”兰陵公主申辩说：“先帝以妾适于柳家，今其有罪，妾当从坐，不愿陛下屈法申恩。”隋炀帝不同意，兰陵公主忧愁悲愤而死。临死前，兰陵公主留下遗书：“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隋炀帝看了遗书之后更是怒不可遏，竟不前去悼丧，所送的葬礼葬物极为简单菲薄，朝廷上下的人知道后都很伤心。
从征战突厥，到平定南陈，到废杨勇而立己为太子，目的都是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其间矛盾重重，斗争扑朔迷离，杨广凭借他的大智大慧，借父皇之力，纠集群党，终于取得了皇位，成了著名的隋二世。平叛除异己
谷城郡公吐万绪
汉王杨谅，深受隋文帝的宠爱，担任并州总管，从崤山以东，直到东方大海，南至黄河，共五十二州都隶属于并州。当时，杨谅享有“特许”权力：特别授他应变全权，可以不拘泥于法律规章。杨谅自以为他的辖区正是天下精兵的聚集地，他看到太子杨勇因受诬陷而被罢黜，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后来蜀王杨秀又受处罚，内心更加恐惧不安，越发失去安全感，暗中怀有“异图”，即阴谋叛变。杨谅以防突厥入犯为名，大修武备。当时，杨谅这样对隋文帝说，隋文帝也认为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应该修整军备，加强防犯，于是批准杨谅修整军备的建议。杨谅有了尚方宝剑，就大力扩充兵力：
其一，“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其二，“招亻庸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如此大肆征调工兵差役，修理器械，集结亡命之徒，安置在左右的私人卫队之中，有数万人之多。
其三，“故旧为重”。突厥曾经攻击边境，隋文帝命杨谅抵御，被突厥打败，所属将领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都被发配流放到大庾岭以南。杨谅看到他们都是过去多年的老部属，奏请隋文帝留下这些人。对此，隋文帝当即阻止，并气愤地说：“你身为镇守外地的亲王，只有恭敬地遵从朝廷的命令，怎么可以私下强调故旧关系，破坏国家法律尊严？你这娃儿，一旦没有了我，要想轻举妄动，人家抓你就像抓鸡笼里的小鸡一样，你那些心腹将领又有什么用呢？”
杨谅“潜有异志”，早已被他的部下所觉察，其中有王支页、萧摩诃最为卖力。王支页是王僧辩的儿子，好读诸子，遍记异书，当时有“博物”之称，通晓兵法，性情豪放，往往有出奇制胜的策略，当杨谅的谘议参军。萧摩诃，是南陈的将领。王、萧两人都不得志，郁郁寡欢，希望天下大乱，使自己获得好处，他们两人都受杨谅宠信，赞成杨谅叛变的阴谋，“阴劝缮治兵甲”。有一天，荧惑星守住东井星，仪曹郎傅奕，通晓天文星历，杨谅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傅奕回答说：“天上东井，黄道所经，荧惑过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则可怪耳。”天上东井，是黄道必经之路，荧惑星通过，本属平常，如果入地上井，那才算奇怪！杨谅听了，很不高兴。
隋文帝去世，隋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携带隋文帝的诏书，征召杨谅到京都朝见。原来，隋文帝跟杨谅有秘密约定：我如果要是玺书召你，“敕”字旁特别加上一点，还要跟玉麟符相契合，才可以应召。这完全是杨谅的主意。杨谅看到诏书上没有那一点，与原约不能验证，就知道朝廷有“事变”，他盘问屈突通，屈突通闪烁其词而不作正面回答。随后，他派人把屈突通送回长安。杨谅就采用王支页之谋，动员军队叛变。
总管司马皇甫诞恳切劝阻，杨谅不听，皇甫诞流泪哭泣说，你现在的兵力和资源，都不足以跟京都为敌，加上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双方势力悬殊，你虽然兵强马壮，却很难取得胜利。一旦身处叛逆的地位，被追究刑法，就是想当一个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这应当说是一番忠告，可惜杨谅听不进去。当时杨谅一听皇甫诞的劝告就大发雷霆，并把皇甫诞逮捕囚禁。杨谅下定兵变决心了。
万安郡公李圆通
杨谅起兵后，最先响应的是岚州刺史乔钟葵。起初，乔钟葵打算响应时，受到他的司马陶模的反对。陶模认为汉王杨谅图谋不轨，犯上作乱，你身受国家厚恩，应当竭尽全力效命，怎么能以自身作罪恶的阶梯。乔钟葵大惊曰：“司马反邪？！”把刀架到陶模脖子上，但陶模言辞气势，不肯屈服，乔钟葵被他的大义所感动，下令释放。军官们说：“要是不杀陶模，无法让大家心服。”乔钟葵就把陶模囚禁起来。当时参与杨谅兵变的有十九个州，占杨谅辖区的百分之三十七。三分之一强的辖区都参与兵变了，这是很大的一股势力。
杨谅兵变的口号是“杨素反，将诛之”，似有汉代“诛晁错，清君侧”的味道。也许当时隋文帝逝死的消息还没有泄漏。杨谅宣称杨素谋反，起兵讨伐。这是从王支页的建议中引申出来的。当时王支页劝说杨谅道：“汉王手下将领士卒的家属们都在关西，要是用他们当主力，就应该发动攻击，长驱直入，直捣京都，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正是如此。要是只打算割据昔日北齐旧有的地盘，则应该任用关东人。”杨谅不能决断，于是兼用两种策略，声称杨素谋反，要起兵讨伐。总管府兵曹裴文安又建议杨谅说：“井陉以西的地方，完全在大王控制之下，崤山以东的军队也由大王指挥，应该全都征发。分派弱兵守险要，但是仍命令将领随时攻城略地，然后率领精锐部队，直入蒲津关。我愿充当前锋，大王率领大军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霸上，咸阳以东的地方，便可以挥手而定。此时京师被震动惊扰，不能马上集结，上下相互猜疑，人心离散，我们陈兵以待，发号施令，谁敢不服从！十天之内，大事可定。”裴文安于是自荐当“前锋”，认为按照他的建议办，用不了十天，大事可定。杨谅听后大为兴奋，立即分兵五路进攻：一路派他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从太谷出发，前往河阳；二路派大将军綦良从滏口出发，前往黎阳；三路派大将军刘建从井陉出发，夺取燕赵地区；四路派柱国乔钟葵从雁门出发；五路任命裴文安当柱国，会同另一柱国纥单贵、王聃，大将军茹茹天保、侯莫陈惠，率军直指京都。
五路军同时进发。杨谅挑选精锐骑兵数百人，戴妇人蔽身用的长可及地的“面罩长衣”，诈称是杨谅的宫女返回长安，城门守卫竟然没有觉察出来，杨谅率领突击队遂进入蒲州，城中英雄豪杰也有人响应。镇守蒲津关的蒲州州长丘和发现情况有异，马上跳城奔赴首都长安报告。蒲州长史高义明、司马荣毗等都被叛军逮捕。裴文安等挺进到距蒲津关一百余里处，杨谅忽然改变主意，他命令纥单贵拆断河桥，据守蒲州，将裴文安召回。裴文安返抵晋阳，下。杨谅就转移阵地，攻击西门，西门守军认识杨谅，就大开城门欢迎。结果，豆卢毓、皇甫诞都被诛杀。虽然豆卢毓的里应外合计没有成功，但却使杨谅乱了阵脚，导致了其以后的失败。后来隋炀帝下诏说：“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于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恒礼。”
叛军大将军綦良，进攻慈州刺史上官政，未能攻克，遂回军进攻相州行州事薛胄的部队，又未能攻克。于是就自滏口进攻黎州，切断白马渡口；另一大将军余公理穿过大行陉，攻击河内。隋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当行军总管，在河阴驻军。史祥认为余公理轻佻，又没有智谋，仗恃他的人多，心意骄傲，破他没有困难。当余公理挺进到河阳，史祥让军臣们沿黄河南岸准备好船只，余公理在北岸集结部队抵挡。史祥挑选精锐士卒在稍东下游地方，准备暗中北渡黄河，余公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军抵抗，两军在须水交战。余公理的军队还没有布置好阵势，史祥已率军奋勇进攻，大败余公理。史祥急行军指向黎阳，綦良军还没有接战，即四散逃跑。史祥乘胜追击，杀叛军万余人。后来史祥得到隋炀帝的赏赐。隋炀帝还专门作诗彰表其功：“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
隋炀帝打算征调幽州的军队参加讨伐，可是担心幽州总管窦抗拒绝接受命令，要杨素推荐取代窦抗的人选，杨素推荐了前江州刺史李子雄。隋炀帝任命李子雄为上大将军，当廉州刺史；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当相州刺史，征发山东的兵力，会合李子雄共同筹划处理此事。长孙晟因儿子长孙行布正是杨谅部署，请求辞职说：“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隋炀帝安抚说，“你能够体谅朝廷的困难，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儿子的缘故而损害大义，如今我把重任委托于你，你千万不可推辞。隋炀帝苦口婆心的一番话，总算说服了长孙晟。长孙晟愉快地去相州上任。李子雄乘驿马抵达幽州，招兵买马，集结了一千余人。窦抗拜访李子雄，李子雄发动埋伏，将窦抗逮捕。
李子雄率领幽州步骑兵联合兵团三万人，从井陉关西进，进攻杨谅。当时，叛军大将军刘建，围攻驻军戍将张祥据守的井陉，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破刘建，刘建逃跑。代州总管李景被叛军将领乔钟葵包围了一个多月。隋炀帝下诏命朔州刺史杨义臣救援李景。杨义臣率步骑兵联合兵团二万人，穿过西陉向东南推进。乔钟葵集结所有军队迎战。杨义臣知道自己的兵力薄弱，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驴，约有数千头，再命令士卒数百人，每人携带一只战鼓，暗地里驱赶牛、驴隐蔽在山谷间。傍晚，杨义臣再跟乔钟葵交战，双方刚刚接触，杨义臣就命令把牛、驴赶出山谷，奔驰前进，霎时间，战鼓如雷，尘土蔽天，乔钟葵的军队不知怎么回事，以为中了埋伏，马上奔逃溃散，杨义臣纵兵追击，大破乔钟葵。
乔钟葵警告杨谅说：“军事行动必须诡秘神速，本来打算出敌人意料之外，汉王却不这样做，又把我调返，使敌人安安闲闲拟订计划，这不是让大事完蛋了嘛！”杨谅听后默不作声，只是任命王聃当蒲州刺史，裴文安当晋州刺史，薛粹当绛州刺史，梁菩萨当潞州刺史，韦道正当韩州刺史，张伯英当泽州刺史。
杨谅突然改变主意，这是有原因的，一则京都的军情不明，需要时间刺探；二则后方有反叛力量，南下兵力受到牵制。正当杨谅动员叛军分五路进发时，代州总管李景率军抗击，杨谅派将领刘皓袭击李景，被李景击斩。杨谅再派乔钟葵率精锐战士三万人进攻，李景部队不过数千人，且城池不坚固，在乔钟葵围攻下，城楼崩塌，城墙也相继摧毁，但李景一面战斗，一面修补，士卒们都不顾生命，顽强死拼，乔钟葵屡战屡败。而李景部属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父颇有谋略策划，擅长防御坚守的战斗。李景知道此三人可以担当大事，就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交给他们全权，自己毫不干涉，只是坐在指挥所，时不时地抚慰巡视而已。
升平郡公侯莫陈颖
隋炀帝先是任命右武卫将军丘和长官镇守蒲津关，后退京都后，隋炀帝又遣派杨素率骑兵五千人，偷袭王聃、纥单贵据守的蒲州。夜晚，杨素率军抵达黄河西岸，集结商用船只，约数百艘，船内铺上许多草，人马踏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为了防止喧哗，杨素让士兵口中衔枚。便静悄悄地渡过黄河，在东岸登陆，天快亮时，进攻杨谅的军队。纥单贵战败逃走，王聃大为恐惧，献出城池投降。由于隋炀帝见杨素将动身出发时，预算某日击破叛军，结果如杨素估计的一样。就任命杨素当并州道行军总管，兼河北道安抚大使，率军队数万人讨伐杨谅。
杨谅公开起兵之初，其王妃之兄豆卢毓正担任汉王府主簿。豆卢毓苦苦劝谏杨谅不要造反，但杨谅拒不接受。豆卢毓私下对弟弟豆卢懿说：“我如果单人匹马逃回朝廷，自己当然可以免除祸害，但这只是为自身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打算。不如暂且假装服从，慢慢地再见机行事。”豆卢毓之兄豆卢贤系显州刺史，他去报告隋炀帝，认为弟弟豆卢毓平素就有抱负有气节，绝不会参加叛军。只是在叛逆的凶威逼迫之下，不能自主。他请求率军出征，跟豆卢毓里应外合，杨谅就无法图谋作乱了。隋炀帝当即批准。豆卢贤秘密派家人把皇帝的诏书送到豆卢毓的住处，暗中商议大事。
杨谅离开晋阳，打算前往介州，他命令豆卢毓跟总管属朱涛留守总部。豆卢毓告诉朱涛说：“汉王杨谅已构成叛逆罪，很快就会失败。我们怎么可以坐在这里等待满门屠灭，同时又辜负朝廷！我应当跟你一起出军抗拒杨谅。”朱涛听了此话，大为吃惊，说：“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说完便站起来拂袖而去，豆卢毓追赶上去，把朱涛杀掉，并从狱中释放了皇甫诞，共同商议，连同开府、盘石侯宿勤武，开府宇文永昌，仪同成端、长孙恺，车骑、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颢等，紧闭城门，拒绝杨谅回城。然而他们还没有全部布置好，有人把此事报告杨谅了，杨谅率军返回袭击豆卢毓。豆卢毓发现杨谅率军返回，就哄骗城中守军说：“此贼军也！”杨谅进攻南门，豆卢毓派稽胡人守卫南城门，他们不识杨谅，用弓箭射击抵抗，箭如雨下。
这时，晋州、绛州、吕州，仍然是杨谅军防守。杨素向每城各派两千人，作象征性包围，防止他们出动骚扰，杨素自己亲率主力部队北上进攻杨谅的基地并州。杨谅派他的大将赵子开率十余万人大军，用栅栏切断并州四周所有小径小路，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军队布阵足有五十里。杨素命令各将领率军挺进，自己率领一支奇袭部队，暗中进入霍山。杨素出谷口之后，立即扎营，自己坐守在营帐外，命军司入营挑选三百人留守，士卒们恐惧杨谅叛军的强悍，不想出战，都争着留守，拖拖拉拉，使部队不能准时出发。杨素追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军司据实报告，严于治军的杨素当即下令争着留下的三百名留守士卒集合，把他们全体斩首。他重新下令征召志愿留营的人员，人们都不愿意留下。于是，杨素遂率军驰马急进，绕到叛军背后，直接攻击对方大营，擂鼓放火，杨谅叛军不知如何是好，自相践踏，死伤数万人。叛军将领、介州刺史梁修罗，驻守介休，一听到杨素大军已到，立即放弃城池逃走。
杨谅得到赵子开失败的消息，大为恐惧，亲自率军将近十万人，在蒿泽布阵抵抗。不料大雨倾盆，杨谅打算率军撤退，王支页劝阻说：“杨素一支孤军，深入作战，现在人马疲惫，只要大王率领精锐部队，亲自出击，一定能取得胜利。如果今天刚看到敌军，就转身撤走，显示了自己的胆怯，使军心沮丧，更增加杨素军队的气焰，大王万万不可撤军。”杨谅对此不以理睬，退守清源。杨素追击不放，杀死杨谅叛军一万八千人。杨谅节节败退，最后死守并州。王支页对他儿子说：“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从我。”杨素率军进攻，大败杨谅，捉住了萧摩诃。杨素率军四面包围叛军，杨谅束手无策，请求投降。王支页本拟投奔突厥汗国，逃进深山，但道路被断绝，知道无法逃生，就对其儿子说：“我的谋略不亚于杨素，只因所有建议都不被采纳，以致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他们来捉拿，让那些无赖小丑成名。我死之后，你继续逃命，无论如何，不可投奔亲戚朋友！”说罢，王支页自杀了，尸体被埋葬在石洞里。他的儿子，由于几天没有饭吃，只好投奔亲戚朋友，最后终被生擒。王支页的尸体也被找到，送到晋阳，一齐受枭首之刑。至此，杨谅所有在外地的叛军，已都被消灭。
杨谅之叛，基本上属于分裂活动。如果杨谅起兵成功，则刚一统的天下又将大乱，从民心、军心来看，都是不允许的。因此，它的失败也是势所必然。
武陵郡公元胄
杨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请求了投降。文武百官上奏，认为汉王杨谅罪大恶极，应该诛杀，隋炀帝不同意，他说：“朕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这也是隋炀帝的策略。于是开除杨谅的官籍，从皇家户籍中剔除姓名，杨谅最后被囚禁而死，杨谅部属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被处死及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
平息叛乱之后，隋炀帝对有功之臣一一赏赐，加爵。立下头功的要算杨素。当“谅穷蹙而降，余党悉平”之后，隋炀帝就派杨约带着亲手写的诏书，慰劳杨素。
杨素收到隋炀帝彰表诏书之后，很是激动，也回了一封感谢信。
返回京都之后，隋炀帝“以平谅之功”，封杨素的儿子杨万石、杨仁行，侄儿杨玄挺，分别当仪同三司，赏赐绸缎五万匹、绫罗一千匹，以及杨谅的女奴二十人。
当时获得赏赐的还有史祥。隋炀帝提升他为上大将军，赐缣纟采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封为太仆卿。前文已述，隋炀帝还以诗表彰史祥的功绩。史祥上奏表示感谢，隋炀帝又下诏说：“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百姓胁从，人亦众矣。公竭诚奋勇，一举定。诗不云乎：‘丧乱既平，殷安且宁。’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
由于王府主簿豆卢毓，竭力劝阻杨谅起兵，杨谅不听，豆卢毓同皇甫诞等紧闭城门，拒绝杨谅回城，后被杨谅诛杀。隋炀帝下诏表彰豆卢毓说：“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于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恒礼。可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赐帛二千匹，谥曰愍。不久，隋炀帝又下诏表彰：“故大将军、正义愍公毓，临节能固，捐生殉国，成为令典，没世不忘。象贤无坠，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
平息杨谅叛乱之后的庆功会是相当隆重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二月初七那天，隋炀帝命官员在殿前陈列准备赏赐给有功人员的金银财宝、绸缎车马。然后，隋炀帝召见杨素以及讨伐杨谅有功的诸将领，接着由章公爵牛弘宣读诏书，称赞他们的平乱功劳。依照等级，分别赏赐，以杨素为首的一批有功之将在领奖之后还叩头“舞蹈”而退。
当时得到赏赐的有：朔州总管杨义臣，被封为上大将军，赐物二千段，什纟采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不久又授相州刺史。
隋炀帝对在平乱中死难者一一加封、赏赐。
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与豆卢毓在关闭城门抗击杨谅之时遇害。隋炀帝也下诏表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惟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构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絷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
这是一场围绕继承人问题的内部斗争。它不能仅仅视为皇室内部的斗争，它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力量平衡，影响了隋炀帝以后的用人和政策。从隋炀帝即位到大业五年，连续四次下诏拔擢新人，从中可见其急于培植效忠他的势力集团的心情。其规定现任九品以上职官不得入选，更明显表明上述规定旨在提拔新人，改变隋文帝时期官吏队伍成分及其结构。
安阳县公崔彭
隋炀帝对官僚班子的筛选调整，未能在平汉王杨谅一个事变中全部完成，尤其是文职衙门中，还盘踞着一些不大买他账的开国元勋功臣，因此清洗还要继续进行。大业初年政坛上的风云变幻，最醒人目的事件，是代表一代风流的杨素的去世和高颎被杀。
杨素是个容貌雄伟如尊神的文武全才。领兵出征，“战无不胜，称为名将”，起草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自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之后入朝，在相位十七年，长期为隋文帝倚重，隋文帝曾下诏褒奖他：“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非惟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但中国封建君臣之间，罕有真正的信任，杨素这样的能臣，更不免被猜忌，就在下上述诏令的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就通知他不要再管尚书省的杂事，削夺了他的实权。
杨广为晋王时，放下架子结交杨素，就是靠杨素帮助自己夺取太子位和皇帝位，在那两场宫廷斗争和平定汉王杨谅的叛乱中，杨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平杨谅后，炀帝亲笔下诏书给他，盛赞：“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任命他为有隋一代一直阙而不置的端揆之官尚书令，使杨素成为隋唐三百余年中仅有的三个荣登此位的名人(另外两位是唐代的李世民和郭子仪)之一。但炀帝只是表面上尊崇备至，实际上“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实不敢对这位并不忠于父皇的权相寄予信任。隋炀帝在皇位上坐稳以后，功高震主的杨素变成危险的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杨素得病，隋炀帝派名医诊视，赐以上药，私下问医生病情，惟恐杨素不死。杨素有所察觉，不肯服用皇帝赐给的药物，无心治病，对他弟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耶？”封建政治家们行事是不讲良心的，在临终前往往会自我进行末日审判，产生深深的自疚感，在愧对人生的意识支配下，反而不惧怕死神的拥抱。
无论如何，杨素的死使隋炀帝松了一口气。一时兴师动众，葬送甚盛，还下诏为他立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称赞他：“茂绩元勋，劬劳王室，竭尽诚节，协赞朕躬。故以道迈三杰，功参十乱。”人们料想不到，隋炀帝在这样做官样文章的同时，背后还发恨地说：“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对于隋炀帝来说，在仁寿宫事变中，杨素既是功臣，又是罪臣。现在他特别需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子，鼓吹“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好在世上做人做皇帝的时候，是不容仁寿宫事变的主谋杨素再轻松地活着了。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但到了统治者那里，人间真情更多的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装装门面的东西。
龙岗县公段文振
高颎，比杨素资格更老，开皇元年隋朝建立之日起便做了宰相，一任十九年。早在杨坚谋篡北周时，高颎就表示不辞灭族，以死相随，从此成为杨坚的心腹谋臣。平尉迟迥，平陈，总揽朝政，制定国策，对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世之功。隋文帝称他是“天降良辅”，让他的儿子高表仁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结成亲家。不过这层过分亲密的关系带来了麻烦。他涉嫌反对废杨勇立杨广，注定了他失势的前景。他涉足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之间的一场龃龉，“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一句话使独孤后衔恨在心，藉高颎爱妾生子和汉王伐辽东无功等事不断挑拨。高颎“以天下为己任”，说话办事每怀至公，不避形迹，而隋文帝却嫌恶他冒犯了自己，终于以泄露禁中事和自比司马懿等莫须有的罪名接连给免官和除名处分。高颎“欢然无恨色”，表现得非常豁达。因为当年他当宰相时，母亲便告诫过他：“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这次罢了官，幸免一时，但最终没有躲过一死。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削职之后，高颎在家闲居五年。炀帝即位后又起用他，但只命他做管管礼乐卜祝医药等杂事的太常卿。隋炀帝很喜欢讲排场，音乐舞蹈，动辄就搞上万人规模的表演，高颎却反对征集周、齐乐师及天下散乐的诏令，认为会助长“无识之徒弃本逐末”，还是坚持他当年搞输籍定样，把人手拴在土地上种田务农的基本国策。他甚至很不小心地说话，诸如“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之类，被人告发，隋炀帝给他安了个谤讪朝政的罪名，下诏将他诛杀，儿子们流放边地。
高颎的死因，人们大多认为是隋炀帝挟私怨，对高颎不肯给他留下张丽华的报复，真正的芥蒂恐怕是在高颎与废太子杨勇有儿女亲家的密切关系上，至此高颎还说隋炀帝的闲话，便旧账新账一齐算了。营建东都洛阳营建东都是件大事，隋炀帝不敢妄自定夺，他特地把营建东都的打算和计划提交大臣们讨论，“群司百辟，佥谐厥议”，百官诸侯，都赞同营建洛京的主张。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反复强调“务从节俭”。他说宫室的构造本来是为了方便生活，上有房梁，下有屋檐，就足以遮蔽风霜雨露了，不要以为修建高台大厦，才是居室最合适的式样。隋炀帝在诏令中还引经据典，论证营建时必须节俭。《左传》说：“节俭是大德，奢侈是大恶。”孔子曾说：“与其奢侈而不恭敬，毋宁节俭。”难道说只有用美玉修筑的华丽楼台才是宫殿，而居住用土阶木椽建造的简朴房屋就不是帝王了吗？由此可知不是用全国的财物来供养皇帝一人，而是皇帝一人要主管国家大事啊。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百姓富足了，还有哪一个不富足呢！
在他的诏令中强调营建东京，务必采取节俭的方针，不要让修建高墙华屋的风气在此之后又重新兴起，而要使住低矮宫室，吃粗茶淡饭的朴素风气留传给后代。主管官吏要把此节俭方针明确定为法规，这样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不管后来的实际怎样，这一诏令至少反映了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初衷。他不是简单地把这项工程看作是经济任务，而是认为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当然在言外了。东都营建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洛阳城建在汉魏故城以西十八里的地方。这座都城，规模很大。城南面对龙门，北依邙山，东逾河，西至涧河，洛水穿流其间，都城分宫城、皇城、东城、含嘉城、圆壁城、曜仪城和外廓城等。
宫城，也称作禁城，与长安不同，它不是位居全城中央，而是位于廓城之西北隅，皇城之北，这是皇帝议事殿阁和寝宫所在。“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四面有六座城门。南面三门，正南门曰应天门，最为宏伟、壮丽。门有两重观，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七米左右。宫城内殿堂林立，计有乾阳殿、大业殿、文城殿、元清殿、修文殿、仪鸾殿、观象殿、观文殿、含凉殿……。华丽的乾阳殿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棍镂槛，栾栌百重，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廓，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而文成殿、武安殿“周以轩廊”。以上四殿是宫中最宏丽的建筑，是皇帝召见朝臣，商议军务以及其他大事的场所。在宫城内，遍植枇杷、海棠、石榴、梧桐和各种名药奇卉。
皇城，位于廓城的西北隅，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这种布局有利于防御。城内有许多殿堂和院落，皇帝的儿孙及公主的府第，百官的府署都设在这里，是文武百司的办公地点。皇城有六座城门，“南面三门，正南曰端门”。
东城，在皇城之东，宫城之东北隅，东西宽约三百三十米，南北长约一千米，东城之北为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
廓城，也称罗城，是百官的府第和百姓的居住的地方。廓城东壁长七千三百一十二米、南壁长七千二百九十米、北壁长六千一百三十八米，西壁纡曲长六千七百七十六米，周长共二万七千五百一十六米，合五十五点零三二(55.032)里。城的四面共有十个城门，有的留有基石，有的残存夯土缺口。城南三门，中间是建国门，门址宽二十八米，是由三个门道组成，东西两门道各宽七米，当中门道宽八米，门顶为大条石平砌而成都城的主干道是天津大街，又叫定鼎门大街，其宽度为一百四十一米，它北起皇城的端门，向南跨天津桥，直达外城的正门——定鼎门。
外廓城的总体布局呈方形，皇城和宫城位于它的西北隅，东北隅和洛河南岸为里坊。当时称每个居住区叫“坊”，又因每个坊的东西和南北的长度各为三百步(合一华里)，故又称“里坊”。东都洛阳城有一百零三个里坊，三个商业市场。在洛河南岸有二市：东为丰都市，西为大同市；洛河北的河东岸为通远市。这三个商业市场都傍依可以行船的漕渠，交通极为便利。就丰都市而言，周围六华里，四面共有十二个门可供出入。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家客栈，货物丰盛，堆积如山。市场内的建筑也十分整齐，重楼延阁，互相掩映，道路两旁遍植榆柳，交错成荫，各地商旅，云集洛阳，为一代盛况。
在上春门外，建筑了诸郡邸百余所，这里是接待郡长官来洛阳朝见天子的住所。由于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在建国门外还设置了四方馆，用于接待外国使者。整个布局好像井然有序的棋盘。杜牧的“天津东穿白玉京，日华浮动翠先生”诗句，形象地勾画了它的轮廓。
在营建东都的同年三月，又命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于洛阳城西营建显仁宫。这个宫殿规模极其庞大，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峰曲涧，秀丽标奇，林亭幽美，此处为最。五月，在都城西又筑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周围十余里，人工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各相距三百步，高出水面百余尺，亭台楼阁在山上星棋罗布，掩映生姿，有如神变。海北有龙鳞溪，迂回曲折，流注人工海内。沿龙鳞溪两旁，兴筑起延光、明彩、合香、承华、凝晖、丽景、飞英、流芳、耀仪、结绮、百福、万善、长春、永乐、清暑、明德十六院，宫门正对溪水，每院派一四品夫人主之。苑中树木，水上荷芰，秋冬花叶雕落，就剪锦彩为花叶，为了防止锦彩褪色，随时要调换新花，保持春夏秋冬都有供玩赏的景物。小池塘中也用彩缎剪成荷叶菱角，隋炀帝当年前去观赏时，就把枝头结冰击碎，而把人工制品扎在上面。十六院互相比赛，看谁的酒菜最为精美，用以博取隋炀帝的宠爱。隋炀帝喜欢在深夜月色之下，带领数千名美女，骑马游逛西苑，谱出《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弦歌达旦。
在营建西苑时，那“务从节俭”的诏令，隋炀帝早已忘光了，这可能也是古代帝王言与行之间的距离吧！他们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行动往往会突破他们自己原先的诺言。隋炀帝也不例外，他命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将奇材异石，输送洛阳。又求天下名花异草，珍禽奇兽，来装点苑囿。
信安侯陈棱
历代宫城城墙高大宽厚，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色彩。洛阳东周王城地势较高，西、南两面滨临涧、洛二河，地理形势险要。汉魏洛阳城廓城城墙厚达二十米，西北角又筑金墉城，或叫洛阳垒，城墙外侧增建马面，军事防御设施又有加强。隋炀帝营建的东都城，更有其护卫特点：
第一，宫城与金墉城结合。隋文帝的长安城依次营建宫城、皇城和廓城，规模宏伟，规划整齐。宫城位于廓城北部正中，前面是皇城，后靠廓城之北的大兴苑。长安城以宫城为中心，基本上南北均齐对称，而隋东都洛阳城的宫城，从长安宫城的低沟地区，移到都城西北隅的高地上，不讲究也不遵循“均齐对称”的旧有传统，古人曾经说过：“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里所说的险，指的是地险，也就是山川丘陵的险要之处。正因如此，隋炀帝选择了“北倚邙山，南临洛河”这块“天室”之地。有了邙山，就增强了阻挡敌兵侵犯的武力。洛河也起了极好的防御。这里也反映了隋炀帝的军事家眼光。同时营建宫城时还与自东汉、曹魏、西晋以至北魏时都城宫城西北隅的防卫设施——金墉城结合起来，虽不再专门设置金墉城，但从今定鼎路北段东西一带宫城遗址的地势、位置以及周围“夹城”来看，已经具备了金墉城便于防守的特点。宫城与金墉城合二为一，既更加有利于宫城的守卫和安全，又使城市的布局形式在整体上更加有规有矩，接近正方形。
第二，皇城与民居隔开。自曹魏邺城始，至西晋、北魏洛阳城，中央衙署都集中在宫城南的铜驼街两侧，隋炀帝营建洛阳城时遵循了隋文帝的旨意，在衙署周围另筑一城，是为皇城。这样，不仅使皇帝居住的宫城与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隔开，而且使皇城与民居里坊隔开，其目的在于使宫城的护卫更加强化。
第三，城墙坚厚。汉魏洛阳城廓城城墙厚达二十米，隋唐东都城墙也达二十米。在宫城之外有皇城，皇城两则有夹城，皇城之外有廓城，而正殿之后有曜仪和圆壁二城，从今定鼎路北段东西一带宫城遗址的“夹城”来看，南、东、西三面有二层城墙，北面有三层城墙，层层锁围，固若金汤。至少说，有了多层墙足以守护，一旦兵临城下，皇宫可以成为敌军的缓攻对象。墙根下有很讲究的下水道，即用石块砌成1米见方的涵洞，而且夯土城墙是用砖包砌起来的。城墙地基用巨大而规整的石块砌成的，每两块之间用铁拴板固定。“洛水贯都”曾带来了无穷的灾害。在营建时，在临洛河边的城墙地基，特别讲究。这样能起到拦水坝的作用，以防洪水激流冲毁城墙；而且，墙根坚固还在于砌高墙。“高筑墙”也是历代帝王的防御措施。
第四，开掘护都堑。洛阳的建都形势极好，这是隋炀帝充分肯定的。邙山和洛河是都城的屏障。隋炀帝并没有仰赖这一线，他还有较远的眼光，生怕邙山防不住、洛河挡不了。在营建东都的同时，还征发数十万丁男开掘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隋炀帝以为用这道长堑环围保护洛阳，便可以稳固统治了。
在新的基础上营建东都，一方面反映了隋炀帝的雄才大略，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这样一种构思：隋王朝要比以往的任何一个王朝更具“新”意。
究竟为什么要营建东都，这不是靠单方面的因素所能决定的。除了当时政治形势原因之外，还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或以险要见称，或以富庶延誉，或地处交通要冲。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还有一道诏令，阐明了营建东都的目的和意义。
隋炀帝在诏书中讲了营造东都的三条理由：
第一，顺应“变化”。“变则通，通则久”，设都也得顺应时代的变化。认为，假如上天的旨意一成不变，推演变化怎么能形成一年四季，人世间各种事情如果丝毫不变，处理政务又怎么能管好千家万户。还从“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迁都的必要。历代都城的变迁都有一个政治、经济变化的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经济重心南移，京师要仰仗东南漕运，然而航道日益凋敝，物质转输维艰，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就不能恪守旧规，而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就以供给来说，当时发生了变化。京都长安地区，以及整个关中地区，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民众死亡流散，导致社会不安。但江南地区，经过六朝时期数百年的开发，农业生产已超过黄河流域，因而那里的租谷也就成为维持王朝的主要供给来源。但因有三门砥柱险阻，关东及江南租米运往长安极为艰难。为此，“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长安)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沿河在“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以逐次转运，供应京城需要。并在伊、洛、郑、汴等“十三州置募运米丁”，若有“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尽管如此，仍不能解决关中民众的口粮问题。隋文帝曾几次率领饥饿不堪的关中人到洛阳就食。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关内饥”，来到洛阳；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八月，“上帅民就食于洛阳”。这里反映了关中经济恐慌，而洛阳却有丰富的粮食。隋炀帝看到如此情况，就决计迁都洛阳。
第二，京都之地，便于号召四方。中国古都中首推洛阳位置最中，号曰“天下中土”，甚而有简称“中洛”者。诏书也称洛邑为“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自古以来就是王朝京都。周武王灭殷以后，就把这里作为行都，那时就叫做“洛邑”了。周平王把京都正式从西安迁到洛阳。从此，东周的二十四代皇帝都在洛阳。周以后在洛建都的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古代帝王所以喜欢在洛阳建都，地理形势是重要的因素。古代帝王往往建都洛阳，隋炀帝也建都于此，这无形中有一种号召力。
洛阳的地形十分险要。这里是豫西山区边缘的一块小盆地。四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这里如实地写出了洛阳的天然形势和人文风貌。洛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向来有“八关都邑”之称。它四周有八关，即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东汉时设置“八关都尉”，以统管八关军政事务，警卫京都安全。除了因为它地处中原，有三山环绕和黄河之险要形势之外，水陆路通畅，四方贡赋同样能送到。所以，隋朝立国之初就想创建这怀、洛二邑，但事情拖下来了，可见，建都洛阳这是原来的计划。
第三，便于“赴急”控制。当时汉王杨谅叛乱，危害崤函以东地区，竟使有的州县沦为非法处所。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山遥水远，军队不能奔赴危急的地区，加之移居并州的民户仍在黄河以南地区无法协助防止叛乱。周朝迁徙殷朝遗民于周都成周，用意就在于此。况且南方遥远，东部地区富裕而辽阔，乘机顺势而动，“正值为时”。
加强江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一直是隋王朝的当务之急。南陈灭亡之后，失去权势的南方豪族并不甘心自身政治上的落漠。南陈灭亡的第二天，南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场叛乱几乎席卷整个南陈旧地，杨素率领大军，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此后，南方地区的反叛作乱事件仍时有发生，如开皇十七年六月，原陈将萧摩诃之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叛；仁寿元年，潮、成等五州獠民造反；二年，交州俚师李佛子作乱；大业初年，“番禺夷、獠相聚为乱”，等等。这些叛乱，给隋文帝父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防乱，隋文帝于开皇十五年下诏：除关中、缘边之外，“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十八年又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这些举措，是出于对吴越地区可能发生叛乱的防范。隋炀帝开凿运河时，专门下令废除了丹阳(南京)与三吴之间的水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三吴地区的控制。
这三条可以分别看成隋炀帝营建东都的经济、政治、军事原因。从这一点看，他也是有雄才大略的。诏令中讲了营建东都的三条理由之后说，百官诸侯都赞同营建东都的主张，可是成周已经荒废贫瘠不能在那里修建宫室，而选择在伊、洛地区营建东都，以便于建立官府，分掌各自的事务，让它们成为万民的法则。
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成为一个“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的东方大都会，陡然矗立起来，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洛阳新城便告建成，其中裴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三个月就完成了皇城内全部官府衙门的修建。在都市建筑史上被视为奇迹。
洛阳新都气度恢宏，立即成为我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河阴之变(公元527年)和侯景焚毁洛阳(公元538年)以来，数十年间饱受战乱纷扰的东夏，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定大局的重心，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个联结南北东西各方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有了一个足够气派的中心。
大业二年四月庚戌(二十六日)，隋炀帝自江都兴冲冲地赶来，亲自主持了一个盛大的入城式。第二天又登临皇城的正南门端门，面向全城居民宣布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为新都的建成，留下一个普天同庆的纪念。
隋代重建洛阳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管理下，人民付出的血汗伤亡代价是惨重的，我们要将这份牺牲和这份业绩的价值有所比较的去认识，才能有适当的结论。在兴建洛阳城等这一类大规模工程中，役使民力不当给人民带来的过分的不必要的痛苦，隋炀帝自然应承担一份罪责，过于严急的工程役期造成的大量死亡，是他不怜惜人命的暴君思想的初步暴露。隋炀帝营建洛阳，既然决策之功归于他，过也要归于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专制皇帝，他所有作为的是非功过责任，他本人都是要承当的。开凿大运河在营建东京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开凿运河。仅六年之间就完成了通济、永济、邗沟和江南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的伟大工程，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贯穿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全长五千华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凝聚着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决策人隋炀帝的一份功劳。
首先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派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淮。通济渠又名御河，起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横贯洛阳城，东至偃师东南，这一段循东汉阳渠故道，而后入洛达于河。沿黄河下行一段，到汜水东北三十五里的板渚，引河水在荥泽入汴，过大梁西南，历陈留、雍丘、襄邑、宁陵、宋城、谷熟，以下利用古蕲水河道，过永城，进入今安徽境，经夏丘，至盱眙入淮。“河畔筑御道，树以柳。”
邗沟是隋炀帝时所凿南北大运河的一段，北接通济渠，南贯江南运河。《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四》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条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从山阳至扬子入江。”《隋书·高祖纪上》又说：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夏四月……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文帝开凿山阳渎是为伐陈作准备的，主要是在于运兵运粮，由于时间短促，实际施工也较草率，因而，隋炀帝时又再次开凿此渠。
隋炀帝开凿邗沟一方面利用旧有河道，另一方面利用江淮之间的自然湖泊。邗沟的北尽头是末口，和淮水相接。漕船由扬州北上到达末口即进入淮水。由于运河水位高，淮水低，所以，当时在末口辟立平水堰以渡船舶，漕船通过末口的平水堰，进入淮河北上。
山阳为淮安的古称，是邗沟入淮的地方，是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要道，称“南北襟喉，江浙冲要”。淮安的北面是淮阴。淮阴也是古运河上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历史上曾为漕运、盐运的襟喉，“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必经孔道，号称“九省通衢”而名扬天下。
隋之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起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安。
这样，长安至江都可以直航到达，隋室在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通济渠和邗沟自三月辛亥(二十一日)动工，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炀帝即从洛阳西苑显仁宫出发，乘龙舟下江都，巡航视察，全部工程在一百七十一天内完成，进展神速。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直达今北京市。
永济渠以通济渠渠首板渚对岸的沁水入黄处附近为渠口，其地在今河南武陟西北，向东北开渠，会清(卫河)、淇二水，过新乡、汲县、卫县，《初学记》称：“隋炀帝于卫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是在卫县淇水上建造了分水入永济渠的淇门。而后又过黎阳，从内黄县北二百步(约三百米)和洹水县西二里北去，经魏县、贵乡，过馆陶县西十里，穿永济县，在西郭内渠阔一百七十尺(约五十米)，深二丈四尺(约七米)。再经临清西门外，过清河东南十里、武城、历亭、漳南、长河西十里、东光县西南的白桥、南皮、长芦，直北过今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接桑干水达涿郡蓟城。
这一段线路的设计沿用了许多天然水道，自渠口至汲县一段用了沁水故道今孟姜女河，而后引清水下接淇水；汲县与馆陶之间利用了洹水下游的白沟；馆陶与长芦间，部分利用汉代屯氏河故道；长芦至独流口借用了清漳水；今京津段在武清附近还利用了永定河、白河故道。但这永济渠二千余里的运河工程终究浩大，也和通济渠一样投入了妇女劳力。史书称这时才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并不准确。总之，从一开始隋代妇女便为大运河的开凿贡献了自己的血汗。
真定侯郭衍
江南运河是隋炀帝所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最南一段。将通济渠、邗沟一直伸延到余杭，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里的水上交通线。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江南运河北起镇江，东南经丹阳、吕城、奔牛、常州、无锡、望亭、苏州、吴江、平望、嘉兴，折向西南经石门、崇福、长安、临平，然后经上塘河至杭州西南的大通桥附近入钱塘江。它的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常州以上靠江湖灌注，常州以下靠太湖济运。
江南运河地处太湖平原，地势低平，自然河道与湖泊交错纵横，沟通江海，水源丰富，素有水乡泽国之称。隋炀帝开凿的江南运河也是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建成。
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的基础应该追溯到先秦和秦汉。当时，在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分布着星罗棋布的自然河流和湖泊，向左有“三江五湖”之称。吴国就利用当时的水系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它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逆太伯湖与今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开凿丹徒曲阿，这是著名的丹徒水道。因此可以认为，隋炀帝所开凿的江南运河是在先秦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开阔、疏浚而成的。
到此为止，南北大运河全线完工。隋代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程约二千公里，迄今为止，犹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自大业元年起，六七年间断断续续施工，便告全线竣工。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在勘查测量、节制水量、平衡水位、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水道各方面都需要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巨大工程的顺利进行和神速完成，雄辩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同时有力地体现了开凿运河决策人隋炀帝的巨大气魄。自春秋以来，历代都有整修运河，首次贯通海、黄、淮、江、浙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是隋炀帝时开通的，它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综合利用。利用挖河弃土来筑路、植树，在通航的同时，又发展了陆路运输，并保持不让水土流失。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通济渠的记载，如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树之以柳等。
第二，利用旧有航道。这是一种历史的机智，对前人的成果不是废弃而是充分地利用。运河利用汉魏以来自然航运条件较好的旧有航道。隋炀帝时开凿运河，充分地使用了自然航道。通济渠和永济渠都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作扇形张开，尽量利用黄河南北自然地形的特点，让运河顺应地形，由高向低缓缓流去。当时既利用了黄河南北水流的自然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水路交通。从陈留东南到宋城一段，长二百一十五里，是利用睢水河道，从谷熟到临涣一段，长约二百零五里，利用了涣水的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北界一段，与蕲水同流。利用了旧有航道，一则是开凿的时间紧迫，二则可以增强对通济渠水量的补充力。
永济渠这一段大部分也是利用自然河道。从沁水下游凿渠与淇水相通，在淇县境与卫河相接，由卫河而下，再溯漯水而上，直达蓟城。
整个南北大运河贯穿了中国东部平原的广大地区，沟通了京都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和浙东平原富庶经济地区的联系，支撑了隋唐，特别是唐王朝。运河沿线的长安、开封、魏州、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泗州、楚州(淮安)、扬州、润州(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杭州、越州(绍兴)等都成为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大运河交通的开凿和发展，正是促进这些城市繁荣的基础。当时运河上云集了无数舟船，船型各异，货物繁多。
虽然运河是利用故道修凿而成，但民众仍然付出了繁重的劳动和宝贵的生命。盛传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即“枯河头”的故事。枯河头在泗县东北二十里，是紧贴古汴河的一个小集镇，在隋代始称“哭孩头”。传说隋炀帝开运河时，命大将麻叔谋带兵押着一百多万民夫开运河(即汴河)，四十里为一站，限期完成，到期挖不好就要杀头。麻叔谋不仅凶，还最馋，喜欢吃熊掌。每到一个州县，地方官和豪绅都必须让他吃熊掌。当运河挖到“哭孩头”时，因这里没有山，也逮不到狗熊，由于没有熊掌给他吃。麻叔谋狼心大发，就叫手下的陶、柳二人偷老百姓小孩，剁下手掌烹了吃。起初，老百姓还以为小孩跑迷了，或被野兽衔去了，后来发现是被麻叔谋害死了。因而，为了记住这个仇，老百姓就把这个镇命名“哭孩头”。
其三，拉直距离。通济渠是呈直线的，其途经路线是板渚、郑州、开封、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盱眙一线。其中，把扬州至泗州淮河口约五百里的水程，折合成开封至板渚的距离，那么，通济渠全长大致上还是一千五百里左右。由此看来，通济渠是一条呈直线的运河。若从彭城汇入泗水，走一段弧形，估计又得多出五六百里，即增加一倍的水路。一则航程增长，二则在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弯曲，又有徐州洪(亦称百步洪)、吕梁洪之险。隋炀帝时开凿运河撇开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径直入淮，不仅路近，而且在今商丘县以南是利用睢水，在商丘县以下即利用蕲水。同时商丘以下的蕲水河道坡降较小，利用坡降较小的河道行船自然方便、安全。开河拉直线，在明齐东野人编演的《艳史》里也有反映：“麻叔谋只是取直了河道，竟自挖去。遇人家挖人家，遇城郭挖城郭，遇坟墓挖坟墓，一毫也不做人情，若有人说半个不字，便请过圣旨来，或打或杀，定要害他性命。他一路横行无一人敢来阻当。”这里多少也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
在开凿邗沟这一段，也几乎是一条直线。这条运河既要穿越今仪征以北的丘陵地带，又要截断今皖中丘陵东排入海之水，选线不当，可能就不能通航。隋炀帝时所开的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既有贪恋江都美景的动机，又有搜括江南财富的目的；既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的动机，又有攻打高丽的目的。其工程是伟大的综合工程，其动机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然而其主体动机则在于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其统治。这一动机，也许对隋炀帝个人来说是并不明晰的，但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凡事仅有主观动机，而没有客观条件相配合，也是难以完成的。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这件大事也不例外。当时开凿大运河的条件有：
第一，南方经济之发展。三国之后，由于江南地区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士民大量南迁，人口突然激增。南北两方民众互相学习，北方士民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与南方水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丰沛等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共同开发了江南富饶的处女地。经过长期的共同的辛勤劳动，垦地面积日愈扩大，使江南广阔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再加上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品种，开始栽种和推广“九熟之稻”等等，使江南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江淮及太湖一带，则成为天下的粮仓。自三国到南陈之亡，近四百年间，江南已经从贫穷落后的状态，变为财货富饶的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发展，使得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联系成为势所必然。
第二，割据政权之消除。在南北朝对立时期，隔绝了南北的经济联系，按照当时规定，南北以淮水为界，严禁民众互市通商，违者治罪。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要沟通南北交流是相当艰巨的。同时也说明，南北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南北经济往来，不少人冲破当时的禁令，为南北经济交流作出牺牲。经济是基础，它具有无可抵御的力量。这种“淮禁”之网最终会被南北经济的发展所冲溃。民间贸易在突破南北割据政权的禁令下不断增加。于是，这种阻止南北经济交流的“淮禁”旧制，在南北经济力量猛烈冲击下，最迟自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起，就彻底崩溃了。正由于当时的禁令有所松动，各地的物产才得以流通。隋代周灭陈，统一了中国，南北割据政权互相对立的局面消除之后，也为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政治条件。
第三，有贯通南北水运的某些基础。在隋炀帝之前，虽然由于分裂割据，但为了自身的发展，都在利用水源，开凿运河，不过运河的开凿多半是属于地方性的，范围很小，流程也比较短，但它为隋炀帝第一次完成纵贯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像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只沟通了江淮。西汉开凿的蒗荡渠和东汉开凿的汴渠，只沟通了河、淮，著名的鸿沟系流，虽然它有着密如蛛网的支流连通，渭水漕运如此困难，隋文帝决心另开运河以解决京都与经济富庶区的联系。所以，他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令“多伎艺”、“有巧思”的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由都城附近起，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直到潼关衔接黄河，以通运漕。这为隋炀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第四，开凿技术之积累。开凿运河也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工程。南北大运河是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的，从工程进展的顺利和完工的迅速来看，是与当时高超的工程技术知识和丰富的人工开河经验分不开。这些积累又是同历朝历代对地方性运河的开凿密切关联的。
当时，冶铁技术的应用相当广泛，比较发达的炼钢法都为制造开凿运河所需的工具创造了条件。同时开凿运河的另一个条件是科学技术。南朝宋、齐之间的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求得圆周率有效数字已精确到第八位。西晋裴秀创制的《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为通济渠以至整个运河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必需的技术和资料。早在汉代兴建漕渠时，就掌握了水准测量的技术并具备了相当的水平。十一世纪就出现了复闸。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任务是将南北运河贯通，穿山越陵，地势时高时低，水位落差问题是极难处理的。除了堰闸之外，还使用其他办法，秦始皇凿云阳直道使之阿曲，实际上是顺应地形、地势以开通一条弯曲河道。弯曲河道比直道能增加河长度，降低河床坡度，调整水位落差，便利船只航行。秦始皇时代已经能够这样做了，隋炀帝时代当然更加能够这样。
开凿运河在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没有主观的动机，就会贻误时机；有了动机而无条件，事情就办不成，到隋代，条件是具备了，隋炀帝凿运河的决心是大的，因而这一大工程在数年间兴办起来了。
一说起大运河，人们常说“隋之民不胜其害”，害在哪儿？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苦了隋朝一代人，“为其国促数年之祚”，由于处置失多，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如开凿通济渠时，役使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众，丁夫死亡三分之二，沿河民众所受侵扰，更难胜言。开永济渠时，由于丁男不够，以至役使妇人。对于运河的深度、宽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得偷工减料。当时制造一丈二尺的铁脚木鹅，用来测试运河深浅。据说测出浅处共有一百二十余处，便将浅处两岸人丁以及督催官骑，尽埋堤下，谓为“叫他生作开河夫，死为抱沙鬼”。
如何开法？据《艳史》记载：“众丁夫既充工役，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去挖，一日挖到晚，毫厘不敢偷空躲懒，只挖得腰驼背折，力尽筋疲，若稍迟延，不是捆了重打，就是拿去枭首。天微亮就要动工，只挖到乌天黑地，方才住手。夜间又没个房屋居住，河边泥草地上，便是安身之所。晴天日晒犹可，若到了落雨时节，就直立在水中开挖，就像泥拌干鳅。若有疾病，又不许告假替换，直挖死了方才住手，很是苦恼，极其悲惨”这虽然是小说的描写，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的惨景。
人们又会认为运河使“唐之民不胜其利”，利在哪里呢？这方面的记载更是不少。
第一，利在漕运。唐代，京都仍设关中，“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几乎完全依赖江淮漕运维持其生存。所以，唐王朝对从江淮到长安的这条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进行了不懈的疏浚、修整。如对通济渠连接黄河的渠首(当年称汴口)进行疏浚。由于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容易淤塞。唐初每年至初春就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成了唐宋王朝赖以存在的生命线，认为运河是“咽喉”，惟恐被人割断，于是除了加强疏浚外，还曾派防御军，以防止运河被破坏。
第三，利于分洪、灌溉。南北大运河除了漕运之外，还起着分洪的作用。黄河其实为河北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黄淮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淮河北侧众多支流，如濉、涣、涡、颍，均源于黄河右堤附近，流向与地势一致。开凿运河之后，运河对黄河防洪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由于每年六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黄河的流量骤然增长，而下游泥沙沉积，河床很浅，在河水上涨之际，容易泛滥成灾。但从开凿运河以后，每当黄河涨水季节，部分河水可以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这样一来，便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
南北大运河还有灌溉良田的作用。引用运河之水进行灌溉，特别是利用通济渠引来黄河之水进行灌溉，不仅可以解决作物旱时所需水分，而且可以治碱改土，于是当时在运河两岸不断出现了“盗灌”事件。为此，唐朝为了保持足够的水量以通漕运而采取一项保护性措施，即禁止盗灌。争相盗引运河之水来灌溉的现象相当严重。禁令颁布了，盗灌依然存在。《白居易集》曾记载一件因为引汴水灌田而引起的纠纷。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白居易那里，最后判以灌溉为漕运让路。这说明当时的运河的确起着灌溉的作用。这也是对隋唐运河起了灌溉作用的肯定。
江南运河的灌溉作用更为明显。它流经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贯穿江、浙太湖平原，使太湖流域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丹阳的练湖、武进的孟渎等水利设施，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调节运河水位，江南水乡浦、渎、湖、塘河网化的形成，即是以江南运河为干线而形成的。湖田、圩田的开辟，都与运河相关。这对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唐宋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了这一地区粮食的富裕，也表明了运河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农田水利的开发。
第三，利于接通海陆交通。有了这样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大运河之后，就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自然河联结起来了。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显然，运河起着把陆路和海路连接起来的重要作用。南来北往以及走向世界的人们大致经由运河。开元、天宝时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李涉和韦建先后沿运河南下，沿途作诗，以志此行。
海外同中国的交往也多经此路，从此以后与外界更快、更紧的联为一体。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这样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在隋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唐代，使者、高僧频频东渡，日本又大批派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等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当时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三条。
北线：经朝鲜半岛西渡黄海，至登州上岸，再由青、济、汴州而达洛阳、长安。或沿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楚州涟水县入淮河，上溯至楚州(今淮安)，再转行运河。自此或西去汴、洛，或南下扬州。
中线：由日本出发，直接跨海西行，到长江口及苏北沿海一带登陆，入扬、楚州，利用运河，继续行船，途经汴、洛，西抵长安。
南线：从日本出发后，横越东海，南下至明州及浙江沿海登陆，溯钱塘江或由浙东运河经越州而至杭州，再利用江南运河抵洛阳、长安。
第四，利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南北大运河开凿之后，有利于历代王朝，特别是唐宋王朝对全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此时期的统一局面是与南北运河的通畅分不开的。运河通畅，统一局面就得以维系。唐宋王朝，每年都要组织民夫对运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以保证运河的通畅。反叛者也常以“断绝漕路”来对抗朝庭。如公元684年，徐敬业起兵扬州，运河受阻。建中二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勾结，控制徐州，“遣兵扼徐州埔桥、涡口”，同时，“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所谓“运路皆绝”即指汴河路和江汉路漕运都不能通过。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濠州刺史张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结果“江淮进奉船千余艘”还是从涡口通过了。在唐军逼迫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第五，利于商业的发展。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农副产品的交换与商品的流通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运河不仅是京都粮食、物资的主要运输干道，也是商业交通的重要航道。不仅淮南、江南，而且岭南甚至西南地区的粮食、丝茶、瓷器、布帛、百物都从水路运来，北方的枣、梨、药材，也由此路运向南方。盐商、茶商、米商以及贩卖江湖之货的商人，往来于运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史学家杜佑也说：运河开通后“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南北大运河开凿之后，因为交通运输的发达，漕运的兴起，沿线码头、堰闸等交通设施的兴建，也促进了运河沿线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扬州，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口，是南北往来、东西交错的水陆交通的总枢纽，这里曾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苏州位于太湖之滨，在唐代已成相当繁荣的商业城市。城中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几十种行。唐诗人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杭州是大运河的终点城市，地处钱塘江畔，当时就成为海外贸易港口。杭州及其附近的城镇“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到了唐时，杭州已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商业城市。到了宋代，海外贸易更为发展，宋欧阳修《美堂记》说：杭州“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在扬州和苏州之间的润州和常州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是通往“三吴”、“百越”的交通要塞。还有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楚州等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给城市带来了便利的交通，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漕运的兴起，沿线码头，堰闸、平水准等交通设施的兴建，使这些城镇桅船如林，商品堆积如山。后人形容隋唐运河好像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彩虹，而运河线上的城市就是彩虹上的一颗颗明珠。东北系统运河线上的明珠，比起东南系统运河上的明珠确有些逊色。但由于永济渠的哺育，永济渠上的明珠——魏州、馆陶、临清、沧州、幽州等等也发出自身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