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从自己的家族本位出发，从亲疏关系来判断对错，而不是从事物本身的性质出发，就是一大特点。
这一特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智子疑邻”。这是韩非子里面的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位富人，有一天一场大雨把墙浇坏了。这个富人的儿子说，不把墙修好，必然会失盗。而他邻居家的一个老头也这么对富人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财物，这个富人想，我家的儿子非常聪明，邻居家的老头是个盗贼。
这个故事里面，富人的儿子对他的父亲说，一定要把坏了的墙修好。这墙不修好，别人会来偷东西的。这种逻辑是再简单不过了。一般人见了此类情形也大致会如此，因而他的邻人出于好心也作了如是说。这正如卡夫卡所言，是“同一个客体”，但是却有两种殊同的结果。宋国人认为他的儿子是聪明的，而认为告诉他家要修墙的邻居是盗贼。可以说是“同一个人各种认识截然不同”。
为什么会造成对毫无二致的说法作出大相径庭的判断？这里面就蕴涵了价值判断的问题。郑国人大抵是以感情的亲疏作为好坏的标准，加上了他个人感情的色彩。倘若要对其加以认识不但是要“不得不回溯到一个人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而且必须观察他所处的环境，所浸染的文化与制度。
主观的不同，一种是单纯的自我意识；一种是超我意识，即是受到文化制度的制约。有意识的自我因为在“智子疑邻”这类问题中是无妨害的，至多也是教育的问题。父母大抵是爱自己的孩子，虽然自己打骂孩子，却总是不愿孩子被别人打骂。父母总会教育孩子“温良恭俭让”之类的，但也仅限在自己家庭之内，少有鼓励孩子同别人去讲的，遇到别人的欺侮必须强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内外是极不同的。所以父母们有时赞扬孩子总是毫不吝啬的，尤其是在外人面前，是如何如何聪慧，乖巧……尽管平时动辄说孩子是如何笨、如何的不开窍。形象大致是树给外人看的，他们也可因此多些光彩。所以我以为称赞自己儿子聪明大约不能算是罪过。
但对邻人的有罪推定确属牵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其实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文化制度的因素。）。讲到超我意识，这里就必须提到“家族制度”。中国的家庭无疑是悠久的，或许正因为此，它也多有沉疴。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书中说及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时谈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的自私自利”。
正如家族内尽可以实行儒家的一套，但决不至于惠及他人。宋国人或许因为此，他不至于傻到“智邻疑子”。自己人终究是自己人，而外人终究是外人。“里外有别”，“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的圣贤大抵如此教育人，如一些偏方、医术也是“传里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因为女儿是要嫁人的。林语堂先生又论及“平心而论，孔子从来没有试图让家庭意识取代社会或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一种扩大了的自私自利——这个结果，他老人家并未能预见到，尽管他有那么多实用的智慧”。对于家庭制度的危害，康有为在大同书己部的去家界为天民中探讨了社会家庭消亡的过程，以及家庭消亡之后的社会存在方式。康有为在文中列出了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十大危害，不妨择抄几条：
因为家自为政，一家有一家的风格，教化各异，所以传种多恶而少善。
因为有家庭，人们的负担很重，心术必私，见识必狭，奸诈、盗伪、贪污之事必生。
虽然康有为的言论有很多过激之处，且家庭在现今看来实在有存在的必要，但其所指的弊端确有存在，智子疑邻的事是常有发生。事情虽然繁杂，特别是文化制度牵连，盘根错节，但终究是要一步一步的解决。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发现了问题，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家庭）城内是最大限度的共产主义协作，相互帮忙；对城外的世界是采取一种冷漠无情，一致对抗的态度。结果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家庭成了有围墙的城堡，城墙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夺物。”
其实也不必嘲笑古人，就是如今在我们身边也会出现这样的人。一次，在某军队某个营的年终评功评奖会上，两个连队的指导员各执一词，都说本连工作扎实，大胆创新，成绩突出，而对对方的突出表现，则指责为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为此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愤然离席。观其二人的行为，不正是“智子疑邻”式思维的翻版吗？
人是很容易相信自己的，特别在彼此之间有利害冲突时，则更容易怀疑对方做事的动机、目的和手段。比如在军政训练考核和文化活动等比赛时，一旦发现别人总是取得好成绩，有的就怀疑对方是不是拼凑尖子选手，是不是与仲裁有什么特殊关系，会不会在考题或器械上做了什么手脚，等等。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公平和弄虚作假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则是“智子疑邻”式的思维，即过于相信自己，而对别人又持以不信任的态度。生活中因此而闹矛盾、闹纠纷、闹不团结的现象远非个别。
“智子疑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对事物不作任何调查和研究就乱加怀疑和指责。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如此，除了怀疑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存在着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这样考虑问题并引导着别人也这样考虑问题，对自己有好处，否定了别人的正确动机和成绩，就能显示出自己的“纯正思想”和“突出表现”。其实，这样想问题是比较幼稚的，因为人们认识问题更多的是要看事实，就像宋国富人的邻居是否做贼一样，不是你说他是贼就是贼，而是通过证据证明他偷过才行，所以瞎说瞎猜、诋毁别人是没有什么用的。
可以继续从思维深层的原因去分析，在“智子疑邻”故事里，我们看见那个“富人”对于“子”和“邻”所表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即是一种不理性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表达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那个“富人”理性的缺乏。如若要追究那个“富人”之所以仅仅由于感情上的亲疏不同就轻易置评“子”和“邻”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归结于他缺乏理性。而正是由于他的短视、因循，墙被雨打坏的“天灾”才得以致成家里被盗的“人祸”。而人们往往喜欢把“人祸”归罪于“天灾”。因为在人们的心理中，把罪责推定于“天灾”和推定于“人祸”比较起来，在感情上引起的效果是不同的。正如那个丢失了大量的财物的“富人”，不去反思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建成牢固坚实的屋墙，不反省自己为什么不预先采取防盗措施，却来无端怀疑那个向自己提出忠告的邻居。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富人”的心里，自责与反思和怀疑归罪于他人，在感情上引起的反应将是有巨大落差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难免会有因感情冲动而致桀误，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已经犯下的错误。是怨天尤人，还是冷静下来，静静反思自省，好让自己以后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我想答案是明显的。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等到事后再去说儿子对或者邻居是贼，谁都不愿意自己家里遇到那个富人一样的祸事。从思维上，只要摒弃非理性的猜测，摒弃那种按照亲疏关系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判断的习惯，就可以更客观地看问题。
要相信，绝大多数人为人是老实的，品德是端正的，作风是扎实的，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情自己不会去做，别人也大都不会去做，即相信自己的道德准则，同时也要相信别人的道德准则。如果大家能这样去想，就能走出“智子疑邻”式的思维模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