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勇
经济史告诉我们，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称为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模式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模式是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能源和原料主要依靠殖民地提供，工业品也向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倾销，结果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第二种模式是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即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资本，大量投入劳动力和资源，偏重发展工业，以期尽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导致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脱节、社会结构畸形及生态的恶化。第三种模式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主要通过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同时以工业化来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共有60多个，占世界人口不足20%，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共花了200多年的时间。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化就是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使全世界工业化人口增加一倍多，这必然对全世界工业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表现得更为严峻。而且，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曾经走过一段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来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但当时工业化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很小。目前，我国人口太多了，如果我国也走这条发展之路，恐怕整个世界的资源、环境、生态体系都无法支撑。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一、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所面临的关键障碍———技术落后
党的十六大要求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对此，我们有这样的理解：所谓“科技含量高”就是改变过去“低附加值”的产品、产业结构，转向科技含量高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相对应的“经济效益好”也就得以实现；所谓“环境污染少”是改变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资源消耗低”则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重点在于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重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例如，代表信息化的柔性生产管理系统在工业生产中的使用，使得传统工业生产具有了现代的个性化生产特点，既促进了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工业化的进步；所谓“人力资源优”是指改变过去“以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并附之‘工农剪刀差’、严格户籍制度”的做法，强调工业发展要有利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前四条是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最后一条则是根据我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提高科技含量、强调生态保护、发展信息化产业”这三条明显需要技术进步作为支撑；而“人力资源优”同样隐含着对知识与技术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进行技能培训，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人力资源优”所要求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必然需要技术进步作为其基础。
另外，从三种工业化模式的一般意义上比较来看，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过程本身面临的获利方式同前两种工业化道路已大不相同，资源的“瓶颈”制约已不允许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讲，依靠资本、劳动、土地作为动力源泉的经济增长路径，面临着“稀缺性”的制约越来越强，同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又决定了既定资源下的收益率越来越低；而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被提出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知识的外溢性决定了知识生产具有社会产出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沿着这个思路，以知识增长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所支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而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跋涉的往往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知识社会存量和知识生产能力往往又处于相对低级的水平，这样对于那些不发达国家而言，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所面临的关键性障碍就是技术进步问题，也就是说，技术进步问题是阻碍不发达国家沿着新型工业化模式发展经济的关键障碍。
二、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
为了解决技术落后对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制约，相应地产生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两种思路。所谓“自主创新”，是指技术创新主体以自身的研究开发为基础，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并以市场的承认为标志，它要求创新主体具有实力雄厚的研究开发机构和成果积累。所谓“技术引进”，是指通过从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知识产权、产品等形式引进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本国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之中。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它一般经过“学习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样三个阶段。从技术创新的影响角度来讲，一般来说，自主创新会产生根本性的创新，而技术引进的理想化发展更多的是产生二次创新。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自主创新因为知识生产的前期投入非常高，而且知识的私人产出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而若从理性人的利润最大化角度来看，自主创新不是最优选择，即使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的最初垄断利润的存在，但是，因为自主创新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存在，往往又抵消了经济主体进行自主创新的动机，所以，就有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说法。发展中国家采用技术引进策略，实际上是沿着“技术具有外溢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这一思路所展开和提出的，同时，因为引进的技术往往是经过专业验证的、具有市场前景的，所以，技术引进就成为相对的优化选择，而且沿着“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思路发展下去，技术引进就具有了“后发优势”。
然而，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讲，后发优势的获得并不是伴随着技术引进而“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一些先决条件。正如COHEN和LEVINTHAL所指出的，由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累积性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技术模仿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技术模仿者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及生产条件、配套设施。ABRAMOWITZ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的观点：为了获取外界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ZTEIN等开创性的研究证实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技术吸收的重要性。还有一些研究文献从其他角度解释了技术吸收能力，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水平，以及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对技术引进的影响。这些对于“后发优势”的限制性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技术模仿者的技术吸收能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存量、贸易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市场效率等。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只有在满足“后发优势”的限制性条件的基础上，技术引进对于不发达国家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才会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看来，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存在机会成本问题，因此，选择恰当的技术进步路径就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实际上，关于不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问题的讨论早在二战后就已经在经济学界开始了，有影响的“左”倾发展经济学派，如阿瑟·刘易斯（LEWIS）、佩必思（PREBISCH）等，就对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形式进行的技术引进持有怀疑态度，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培育当地“民族工业”应对外商直接投资予以限制，发展自主创新技术；但是，主流经济学则肯定技术引进的积极作用，认为这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赶超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加强自主创新”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通过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技术引进、“以市场换技术”思路的一种反思，目前关于技术进步路径的讨论正在国内展开。
三、我国现阶段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以日本为案例的分析
日本在二战后的50多年里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们在总结和分析日本技术创新成功的奥秘之时，都对其“在技术引进、学习、改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为宏观意义上的一种技术创新模式，“日本模式”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和特点是：（1）以渐进创新、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2）偏重于技术创新的后期过程，即商业化阶段和扩散阶段；（3）技术创新所依赖的技术主要来自国外；（4）凝结了创新因素、作为技术创新的产品主要用于外销；（5）政府在技术创新取向、组织和扩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日本采取的技术创新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成功运用国家科技政策在创新和扩散之间取得了平衡，成功地实现了对引进技术的模仿再创新，而且，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日本的这种模仿再创新是涵盖了产品、生产工艺过程、开辟销售与原料供应的新市场等形式的创新活动。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日益缩小，“日本模式”的技术创新活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1）基础R＆D开始得到加强，由着重借用国外的基础R＆D成果进行高技术再创新转变为重视基础R＆D的投入进行自主创新。这样做虽然花费了大笔经费开支且创新时间较长、见效慢，但是，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基础R＆D人才，为技术的进一步自主发展打下基础。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定并实施的以加强基础研究为目的的“人类新领域开发计划”和以生产世界先进水平软件为目的国家SIGMA项目。（2）一改长期以来偏重于渐进创新、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做法，开始重视产品创新。据调查，1945～1970年间世界110项重大技术创新中，日本仅占4项，而美国占了74项；但是，在1975～1984年的10年间，日本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专利数总和，1998年开始日本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已经高居第一位了。这说明，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代表模仿再创新典范的“日本模式”已经开始进行转型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带有根本性创新性质的产品创新占据了技术进步的主体地位。
实际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就恰如一个孩子成长的历程中所经历的学习阶段与创造阶段一样，学习是创造的基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在一个经济体相对弱小的时候，技术引进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但是，终有一天这个经济体会壮大，更务实、更有效的则是自主创新活动，从技术引进的那一天开始，经济体就应该为自主创新做好准备，即R＆D、人才、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准备。
分析至此，可以为我们的分析做出一个逻辑总结：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以技术进步为主推动力，伴随着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主体由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历程，较为成功的技术进步路径。
探讨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技术进步路径问题，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处于起步的国家适宜采用技术引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以采用模仿再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当知识、技术、人才储备充实后，开展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活动。据此，目前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可以采用模仿再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因为，一方面，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不会也不应该停留在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具备全面进行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所以，继续保持引进先进技术、学习与再创新的同时，有必要以制造装备业等产业为突破口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从实践来看，目前面对的突出问题是技术引进之后的模仿再创新以及知识、技术、人才储备活动开展得不好，经过多年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之后，民族品牌的全面失守、大多数工业行业还没有具备与外国企业相竞争的科技实力，这些都说明，沿着现阶段的技术进步路径前进，需要做好技术引进后的模仿再创新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我国现阶段技术进步路径的优化与升级———三种创新的互动机制分析
作为大多数国家所必经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它的发展同其他社会阶段一样，需要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支撑，按照这样的思路，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三种创新放在其中来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的逻辑关系：（1）作用于生产力的技术创新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强大源泉。在近代工业社会，从纺织、钢铁、石油、重化工及电力、汽车到IT产业，每一个当时的新兴产业中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能力的提高都是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即重大技术创新的产生而出现的。（2）在工业社会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分工形成的组织结构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创新则是对组织结构的升级。（3）代表上层建筑的制度创新是对技术创新路径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具有约束作用的制度条件；优化的主观目的是，使其更具有适应性，形成积极因素，排除干扰项；优化的客观效果取决于指导制度创新的发展观的科学性。（4）依据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三种创新之间的关系，即技术创新是核心基础；产业创新决定于技术创新的程度并制约技术创新的发展；制度创新直接作用于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发展，视不同情况具有制约或促进的作用。
我国目前正由传统的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国家，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即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要加快发展信息化，其中，工业化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补课”，信息化是在追求“同步”。但是，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发展观是不同的，工业化时代特别是重工业化时代强调对资源的索取，以钢铁、石油为代表的“高消费”；走过工业化的信息化国家强调对环境的保护，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是以专利技术、生产标准为代表的“高消费”。因此，必然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有着不同的发展观，这就是我国的“发展观难题”，即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又要发展信息化，如何协调两个阶段不同的发展观以更好地指导实践。这个难题的解决在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因为新型工业化本身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以信息化发展促进工业化发展。但是，正如三种创新的逻辑关系所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样，技术创新路径是否能够在我国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还要取决于我国目前正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深化的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是否有效地优化了技术创新路径，即制度创新能否真正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在于我国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代表的产业创新是否适应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组织结构的升级，即产业分工是否合理、是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我国目前发展新型工业化是出于民族复兴的主观愿望、“发展观难题”的客观要求，以及深化改革正在推动的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条件下的现实抉择；沿着新型工业化模式发展面临的关键障碍就在于技术落后的问题，不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技术进步路径，对于我国而言，就在于走一条动态的“引进—模仿、学习—再创新—提高R＆D能力—自主创新—”之路，目前来看，提高R＆D能力，实现技术自主创新更为迫切，为此，需要发挥制度创新的有效性和产业创新的匹配性，实现对技术进步优化和升级的能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