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方义
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四个方面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现象引起经济理论界、决策层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因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及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不但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实践问题；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个历史时期的按劳分配中基本计量标准“劳”只片面强调劳动数量，至于劳动质量好坏往往不与其报酬挂钩。因此，产生出工不出力、出工不出活的现象，劳动效率低下。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极小，社会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对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把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同其劳动报酬挂起钩来，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把这种分配模式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由改革前没有对自己一部分剩余劳动的索取权，到改革后拥有了对自己剩余劳动一定的索取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没有国家追加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连续多年我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应该说主要是收入分配体制变革所释放的能量使然。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粮食价格的提高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缩小的趋势，显示了用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计算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1978～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开始下降，到1984年缩小到1.5倍；二是1985～1988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小幅扩大后又开始缩小，形成1988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1.43倍；三是1989～1994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四是1995～1997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距均出现缩小的趋势；五是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差距均已超过1978年，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新高。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对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改革，先后实行了承包制、租赁制，对职工的超额劳动发放奖金，实行成本核算和绩效考核，对企业的工资和奖金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些改革措施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把职工的物质利益和企业的盈亏挂起钩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使国有企业改革由经营层面上升到产权制度层面，开始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这样就彻底打破了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上的两个“大锅饭”，即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以后，城市职工整体收入水平大幅度上升，同时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再次扩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既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拥有者取得相应的收入合法化。劳动、资金、技术、管理才能等要素都可以以平等的身份获取收入，市场型按劳分配原则开始发挥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不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同一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城市低收入阶层，也被称为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主要由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失去劳动能力人员、需要社会扶助的60岁以上的老人等组成。目前，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个别省份城市居民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5.4倍扩大到2004年的10.7倍，实际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从基尼系数来看，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范围在0.2～0.4之间；基尼系数的理论最佳值是1／3，即0.3333；而0.4是国际公认的居民收入差距警戒线，即使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如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因素的存在，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也应在0.45以下，实际上目前以名义收入计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0.45，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社会保障，农民名义收入大致包含1／3的实物折算和再投资成分，那么，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值会更大。根据胡祖光用科学的方法计算浙江省城乡合一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4783.这个数字在我国东部地区具有代表性，中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估计不会比这个数字小，因为我国贫困人口、下岗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0.4783是一个应该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和警觉的数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是，先缩小（1978～1987年），再平滑上升（1985～1995年），最后大幅度上升（1996～2004年）；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由差距较小向逐步扩大发展，不同阶层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期内所处的经济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小商小贩掘了第一桶金，脑体倒挂严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经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收入分配倒挂现象已成为陈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收入明显提高。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不符合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理论，相反倒像是正U曲线。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观察的时间段选择，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21世纪中期作为一个时间段，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路线目标所涵盖的时间段，来观察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那么应该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
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成因
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是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有体制转轨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发展不平衡因素、制度不健全因素等诸多方面，下面举其要而释之。
1.按劳分配原则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逐步明确，经济体制转轨不断推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以单纯的劳动时间为依据，不考虑非劳动因素的贡献。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作为居民收入分配尺度，不仅重视劳动的数量，而且更重视劳动质量。把非劳动因素如资本、技术、管理才能、无形资产也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由于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智慧、资本等程度不同，在市场竞争中所得到的报酬必然不同，而且差距逐步扩大。劳动者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差距除了个人先天性智力差别之外，受教育的机会有重要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那么就意味着劳动者起点上的不平等，未来的命运和收入水平会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来看，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社会公众来讲是最大的不平等。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形式上来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每个适龄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均有参加高考的权利，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实际上由于城乡差别巨大，城乡青少年所处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水平、教育条件、生活条件有明显差异，从咿呀学语时就开始拉开差距了，到参加高考时已经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竞争了，并且多数农村孩子完不成高中学业，一些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称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同工作岗位的收入水平不同，在市场型按劳分配原则下，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最终体现在不同领域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合理上。
2.体制转轨过程中价格“双轨制”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先富起来。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放开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引入竞争机制，使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从而取代政府计划价格。改革过程中，我国商品价格由全部指令性价格到目前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期间经历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过程，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同样一种商品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形式，而且两种价格往往相差悬殊，如1988～1994年通货膨胀时期，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过热、经济过热，建筑用螺纹钢每吨计划外价格要比计划价格高1倍以上，水泥、石油、煤炭、木材等重要物资均存在着两种价格，而且差距较大。一些重要农产品如粮食、食油等也是两种价格并存。一部人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充分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机遇，倒卖计划内物资，从中牟取暴利，一夜之间实现暴富。有些计划内物资的批件经过多次倒卖利润空间仍然很大。
价格“双轨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重要体现，其初衷是控制原材料成本，保证国有企业的利润空间，控制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发放粮油价格补贴，在商品供求紧张的情况下控制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往往事与愿违，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角度来看，价格“双轨制”的副作用是很大的，因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合理的。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强调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等思想是吻合的。但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往往过多地注重效率方面，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视而不见，没有采取及时的调控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经济增长造成的，也是市场失灵的重要体现。在国民总产出增加、全体国民总体收入增长、社会成员纵向比收入增长，但横向比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增长的幅度不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社会成员竞争的起点是平等的，终点必然不平等。一些学者也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效率与公平不是对等的概念范畴，效率与公平并不矛盾，只有在公平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效率，如果分配结果不公，分配机制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经济效率无法保证。效率与平均主义是矛盾的，因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抹杀了社会成员之间先天禀赋及后天素质等因素差异所体现的工作水平和能力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不会有充分的效率和活力。
公平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环节实现的，通过发挥政府财政手段的调节作用，通过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高收入群体进行社会捐赠，帮扶弱势群体。由于目前我国再分配环节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对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差距过大问题调节能力有限，因而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4.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省份依靠其地理位置优势、政策优势、体制优势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在外向型经济中收获颇丰，率先富裕起来，出口创汇、利用外资规模大大超过内陆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快，GDP总量和人均GDP也大大高于内陆省份。如广东一省的GDP在2003年达到13625.87亿元，比东北三省GDP的总和（12955.16亿元）还要多670.71亿元。
我国改革的顺序是，20世纪80年代初先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90年代初开放沿海14个城市，90年代中期向内陆开放。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内陆省份享受开放政策比沿海省份晚了近10年。开放的步伐不一样导致沿海和内陆省份发展速度不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基础差；中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国有企业比重大、大中型企业多、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体制僵化、机制不活，长期困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长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不景气，下岗失业人员多，经济发展慢，人均收入低，与东部发达省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在近几年逐渐放松了对各地区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限制，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制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这样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看，事物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在发展中寻求新的平衡点。因此，当前地区差距扩大所产生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个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同的问题。
5.行业竞争不充分导致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当前一些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如电力、电信、航空、铁路、石油、金融保险、邮政、城市公用事业等，依据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竞争性行业，如制造业、纺织业、一般服务业等，由于竞争比较充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均可以进入，利润充分平均化，利润水平较低，这样竞争性行业的职工与垄断行业的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后者高于前者。垄断的产生，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政策上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目前的垄断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部门和关键行业，不敢对这些垄断行业放开市场准入，让它们参与市场竞争，采取国家独资独营的方式和各种保护政策。垄断行业往往采取部门管理和经营，部门利益也是阻碍打破垄断、放开经营的重要因素。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依靠垄断地位获取超额收入而导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合理的，违背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规律，不利于经济发展，有损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态度不好、资费居高不下就是垄断的结果。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行业也可以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
6.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的。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医疗、退休金是由企业和单位包下来的，企业社会负担沉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需要建立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为国有企业改制创造外部条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比较窄、体系不完善。这使一部人沦为低收入阶层，形成弱势群体。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的采取买断职工工龄的方式之后职工自谋生路；有的企业负债沉重，无钱买断职工工龄，采用向失业保险并轨的方式解决职工下岗后的生活来源问题。但是，目前的失业保险金额低，不能解除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这一方面使国有企业改革在减员增效方面进展艰难，阻力大；另一方面被减下来的职工沦为低收入群体。
由于我国财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率先在辽宁、黑龙江、吉林试点，还没有在全国铺开，城市享受低保的人群、企业退休职工、残疾人口也加入了城市低收入阶层行列。占全国人口总数约70%的农村人口还没有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
总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既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加大了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此外，权力寻租、非规范收费也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三、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思路
居民收入差距太小不行，过大也不行；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差距扩大的势头，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既是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也是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保证。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统筹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
2.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按照要素的贡献率确定相应的报酬，同时在再分配环节加强和改善对初次分配结果的宏观调控，通过改革和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3.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方面采取切实的措施，逐步实现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进行劳动创造的机会均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均等，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有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
4.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优先、更要重视公平的思路转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形成中产阶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倡导扶贫济困行为，调节过高收入，引导高收入群体进行社会捐助和慈善事业，取缔非法收入。坚决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行产权多元化，引入竞争机制，调节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5.推进城市化、工业化步伐，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摆脱“二元”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对农民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加大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思想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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