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莫言：对，还有“人民艺术家”、“人民演员”，动不动就拿出“人民”这个口号来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可能对自我还是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吃几碗米的干饭。王朔就说，我就是个码字的，是吧？对作家职业的神圣性进行一种消解，但这种消解是一种矫枉过正，是一种对那些满口神圣满肚子龌龊的写作者的反抗，建立在自嘲基础上的反抗，其实也是一种高级阿Q精神，“我是流氓我怕谁”？
潜台词是谁不是流氓？你们还不如我呢。对这种自认为比别人高人一等，自己把自己当救世主，自认为比老百姓高明，自认为肩负着拯救下层人民重担的作家，我很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的真实面孔，所以我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样一个低调的口号，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孙郁：你这个思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五四”以后，其实中国的文化是按照两条路走下来的，一个像鲁迅，始终把自己当做边缘人，自我流放在社会底层，不找导师也不当导师，另一个就是自认为真理在握的人，比如胡适他们，包括一些左翼文化人。
莫言：他们那个时代自认为真理在握的，可能还不是胡适，而是后来30年代在上海的左翼人士，比如郭沫若、成仿吾、周扬他们。胡适还是很有雅量的，我看到苏雪林写给胡适的信，用泼妇骂街般的语言，咒骂鲁迅，把鲁迅的文学贬得狗屎不如，把鲁迅的人格贬得禽兽不如，胡适很冷静地回应她，肯定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这不容易。
孙郁：当认为自己掌握真理的时候，那就是排他主义，最后就是社会的灾难，文化的灾难，这是一种单一的东西，而鲁迅的最基本命题是“人各有己，自他两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发展自己，而且是互利的，对个人的潜能可以进行无限的开掘，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你的个性飞扬是一种姿态，作为一种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在你的具体创作里面，是如何表现的呢？
莫言：在具体创作里边，所谓“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是从自我出发的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写作。我的观点就是说，一个人的作品不可能只写给自己看，还要有广大的读者来看，尽管不承认要用作品来教化这个社会，但作品还是在影响着别人。这种东西是一个客观存在，无法避免。一个作家从自我出发写作，如果他个人的痛苦、个人的喜怒哀乐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是一致的，这种从个性出发的个性化写作客观上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比如说，我是一个白领，我就写白领的生活，当然它也会获得白领阶层的认可。甚至某些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我觉得也有它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还要做一种对自我个性的开拓扩展。如果你本身视野狭隘，个人的体验非常肤浅，那么你这种所谓的个性化写作，出来的成果或作品，它的普遍意义也会非常的有限。我想，我们几十年来，特别是“文革”前后，很多作家对作家的职位给予了过高的估计，对自己给予了过高的估计，有很多作家对不应该关注的东西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说社会地位。口口声声为人民来写作，但是真的让你一个正局级身份的作家出差住到马车店里边，你肯定不满意。我在军队时，一个部队的老作家，在火车上跟人家吵架，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是做生意的，没有任何级别，竟然也跟他这个有正师职级别的著名作家坐在同一个软卧车厢里，他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他的逻辑是，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就该我们享受这些高级待遇，你们没有资格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作家”的心理。这些心理在我身上是不会出现的。但将来会不会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暮气沉重，惰性增大，也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沾染很多我过去曾经极力批判的，非常厌恶的东西。
孙郁：现在看你的文章还是非常清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