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伏尔泰，并不爱读中世纪的冒险传奇故事，他与同龄的学友不同，从小爱读成人的读物。他熟读了一些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家毕耶尔·贝尔的著作，引起了他的浓烈兴趣。贝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因反对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尔在他的《历史和批判词典》等哲学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他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类。少年的伏尔泰也许还不可能真正懂得这些书中所阐述的哲学原理，但是，贝尔那种以哲学中的怀疑原则，大举向宗教狂热和宗教教义挑战的精神，却对伏尔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在圣路易中学的一次激烈争吵中，伏尔泰向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喊道：“滚开，否则，我就把你送到‘普鲁通’（可能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罗殿）那儿去烤火！”他的同伴反驳说：“为什么不送到地狱去？那里不是更热一些吗？”伏尔泰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谁见过这些，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还有一次上课时，圣路易中学的教师雷亚神甫又被这个小孩讽刺性的反驳气得恼羞成怒，他跳下讲坛，气冲冲走到伏尔泰的座位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声训斥道：“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位耶稣会神甫的斥骂声，竟成了伏尔泰日后思想发展的神奇预言。
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学习，生活在出身豪门贵族之家的子弟中，这对他后来在政治激流中得以生存获益不少。在这里，他与贵族子弟相处甚好，有些还成为他的终生好友，如达让塔尔伯爵、皮埃尔·罗伯特·西德维尔、达让松兄弟、里舍利厄公爵等。
3诗人梦
1711年8月，16岁的伏尔泰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这个良好的愿望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身为资产者的老阿鲁埃看来，诗人就等于废物，既不能养家糊口，又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言，其结果只能是拖累家庭，危害社会。在那个时代，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念神学，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要么学法律，考律师、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伏尔泰早就对读《圣经》、穿教袍深恶痛绝，因此，父亲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校，希望儿子将来能晋级升官，光宗耀祖。
在法科学校里，伏尔泰根本无心学习法律。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写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折磨着年轻人的心灵，它们实在太枯燥太乏味了。这种呆板的生活使伏尔泰厌倦，他常常旷课，有时干脆逃学。伏尔泰的父亲看到孩子如此不成器，就打算用金钱给他买个荣誉官职，装点门庭，但却遭到儿子的拒绝。伏尔泰对父亲说：“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他想：钱也许可以买到官职，但决不能做诗，而自己要做的是诗人。诗是一种天才的创造，那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志大才高的年轻伏尔泰，义无反顾地选定了自己的终生职业，并开始为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伏尔泰虽然在耶稣会学校生活了七年，但并没有改变他自幼养成的放荡不羁的性格。还在圣路易中学读书的时候，伏尔泰便由教父夏托纳夫神甫介绍，认识了菲力浦·德·望笃姆公爵。这位公爵是法王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后代，当过将军，当时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寺院里，经常有一些失意的王公贵族聚集在一起，以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为信条，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人们称其为“圣殿集团”。加入圣殿集团的人还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当然，这样一群人聚集在巴黎著名的圣殿里决不仅仅是为了吃喝玩乐，他们在觥筹交错间也评议朝政，针砭时弊，甚至还发表一些富于思想性的敏锐政见。
伏尔泰很乐意与这些贵族交往，常常出入于“圣殿集团”的寺院，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他谈锋犀利，妙语连珠，非常引人注目。一些风流女子时常把她们蹩脚的诗文拿来请他修改，他也乐此不疲。伏尔泰还常常应邀参加晚宴会，在有公爵、伯爵、侯爵和他们夫人参加的晚宴上，他给大家朗诵自己最新创作的诗文，每次都赢得大声喝彩和阵阵掌声。这往往使得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得意的神情。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孔蒂亲王的面快活地讲：“我们在这里都是王子，都是诗人。”
这一情况不久就被老阿鲁埃察觉了，他担心儿子会惹出祸端，给家庭带来不幸。因此，他要设法寻找一个严肃的环境，先把这个“放荡公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机会终于来了。
1713年6月，正巧伏尔泰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为了给老阿鲁埃分忧，他同意接受伏尔泰做自己的随员。伏尔泰也为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一个出国任职的机会感到沾沾自喜。因为父亲的管束已使他非常厌烦了，他也希望换个自由宽松的环境。
4 海牙初恋
1713年9月，19岁的伏尔泰跟随夏托纳夫侯爵来到了荷兰海牙。当时的荷兰已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在这里，伏尔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形体瘦削的年轻的伏尔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他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约束，第一次赢得了独立生活。
伏尔泰喜欢读法国禁止的报刊书籍，热衷于搜集在荷兰出版的所有这类出版物。到海牙不久，他就注意到一份充满对法国王公大臣非议的小报，好奇心的驱使使他探听到了这份名叫《精华》小报编辑的底细。原来，这是由一位流亡荷兰的法国新教徒迪努瓦埃夫人所办。她是法国南部尼姆市人，为了免遭迫害，离开了虔诚的天主教丈夫，带着女儿逃到海牙，因而只能靠出版定期发行的黄色小报，写些诽谤文章，维持生计。这位迪努瓦埃夫人专门收集上流社会各种人物放荡生活的轶闻，然后把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行诸文字，当作独家新闻四处传播。伏尔泰从心底里鄙视这位太太的所作所为，然而，一见到她的女儿奥琳波，他却一下子坠入了情网。奥琳波也属于胡格诺新教派，她美丽、质朴、多情。原先她也爱过另一位法国驻海牙的官员，不久前被这位官员所抛弃。伏尔泰是在街上遇到奥琳波的，那天伏尔泰正漫无目的地在海牙街头闲逛，突然一位活泼、漂亮的少女闯进了她的视野。他被少女娇媚的面容、婀娜的身材、热情奔放的举止所吸引，倾慕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偷偷尾随于后，终于发现她原来就是迪努瓦埃夫人的女儿。从此，他就开始给她写情书，并由他的仆人勒费弗尔交给少女的心腹女仆——泼辣的莉斯贝兹。
两位忠实的仆人为他们设计了一次别出心裁的约会，地点选在一家鞋店。当奥琳波正在试穿皮鞋时，大使秘书“碰巧”赶到，他看到奥琳波左试右试好似都不中意，正在这位小姐沮丧、懊恼之际，伏尔泰走上前去，亲切地鼓励她再进一步挑选，并借机向她大献殷勤。姑娘被身旁这位聪明伶俐的青年所感动，于是仔细打量起这位“护花使者”来：只见他身穿镶着饰带的华丽外衣，襟饰浆得笔挺，衬衣柔软精致，脚穿丝袜，身佩宝剑。虽然比较瘦削，但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姑娘的芳心萌动了，她也深深爱上了这位善解人意的年轻人。此后，他们频繁约会，情书不断，伏尔泰亲昵地称他的心上人为潘贝特。他在信中说：“亲爱的潘贝特，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爱情决非像我的那样基于完满的敬爱之上。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
迪努瓦埃夫人发现他们的隐情后，操之过急地出面干涉这桩本来可能会自生自灭的爱情。她不相信伏尔泰会真心想成为她的女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要找个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天主教徒作丈夫。迪努瓦埃夫人不仅狠狠教训了不服管教的女儿奥琳波，还找到法国大使夏托纳夫侯爵，苦苦哀求他处置伏尔泰。大使迫不得已便把伏尔泰软禁在使馆里，伏尔泰白天当然只能遵守禁令，但到晚上他又想方设法溜出去与情人幽会。后来，夏托纳夫侯爵把他完全管死了，即使在晚上也不准他利开使馆半步。坠入情网的这对年轻人并未善罢甘休，他们通过仆人和制鞋商人继续暗中传递着情意绵绵的情书，藕断丝连。为解相思之苦，伏尔泰约他的“潘贝特”来使馆见面，他派人给奥琳波送去一套宫廷侍卫的服装，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奥琳波便女扮男装到使馆来与情人幽会。她足登漂亮的软靴，头戴插着羽毛的毡帽，身穿丝绒齐膝的紧身外衣，腰佩一柄短剑，英姿飒爽，别有风韵。有一天，夏托纳夫侯爵在楼梯上遇到这位风度翩翩的火枪手时，便打听他的名字，于是这对情人精心策划的爱情把戏终于被大使识破。这次夏托纳夫侯爵确实生气了，他大发雷霆，决定立即把不听劝阻、我行我素的伏尔泰遣送回法国。
1713年12月18日，伏尔泰怀着愤懑的心情登船利开了留有他美妙初恋的荷兰。临行前，他还在制鞋商人的帮助下见了奥琳波最后一面，他规劝奥琳改变宗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他说，如果她能这样做，他就可以借用教会的力量使她摆脱母亲的纠缠，前往法国。性情浪漫的奥琳波很赞成这个计划。伏尔泰回到法国后马上四处活动，一方面求助于他以前的老师耶稣会修士杜尔纳米神甫，另一方面敦促奥琳波给她的表叔戴弗尔主教写信，请他以“国王希望胡格诺教徒改变信仰”为名，帮助她改信天主教，到法国修道院当修女。夏托纳夫侯爵闻讯后进行了干涉，他认为，此举将会引起外交纠纷，直接影响法荷关系。杜尔纳米和戴弗尔神甫的努力没有成功。
海牙的恋爱喜剧就这样结束了。奥琳波是伏尔泰一生中惟一试图使其改信天主教的人，很明显，这仅仅是出于想得到这位姑娘爱情的目的，丝毫不说明他对天主教有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