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年轮又转到了1944年大选年。罗斯福清楚地记得四年前自己在克利夫兰的那次演说。这一次罗斯福确实渴望停下来休息。他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灵魂总在呼唤我回到哈得孙河畔的老家去。”在大选来临之际，一份有着6000多名炼钢工人签名的请愿书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
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罗斯福的内心：
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
罗斯福的内心波澜难平：险恶的战争已是曙光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远不及他那般洞悉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的才能，军事策略和盟国外交都是他经手操办的，何况那个寄托着威尔逊式的梦想的联合国尚在未定之天，历史将在他身后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1944年7月11日，罗斯福在致汉尼根的信中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像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一周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罗斯福此时正在圣迭戈，欲从那里乘船到珍珠港。罗斯福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他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说道：
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
为此，罗斯福在着手制定的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中提出了这样的蓝图：
人们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每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落实这些权利，去实现使人民过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在从圣迭戈海军基地乘船到珍珠港的途中，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商讨今后太平洋的战略。
大会首轮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在副总统候选人上争夺激烈。鉴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已是有目共睹，许多代表认为选择一个竞选伙伴就等于选择一个下届总统。
由于广泛的反对，罗斯福才勉强地舍弃了现任副总统华莱士，尔后艰难而让人意外地从三名人选中择定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谦逊朴实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杜鲁门。
罗斯福总统与杜鲁门关系一般，杜鲁门在主持参议院军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显示了精明强干的领导才能。总统打消了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杜鲁门的顾忌和畏难情绪。
共和党选出了一名温和而富有才智的人，他就是年仅42岁却已有10年纽约州州长资历的托马斯·杜威。麦克阿瑟将军经慎重考虑已于5月间自行宣布退出竞争。
杜威在全国巡回演说，发表的基本上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一般来说又是无懈可击的演说，以便多方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共和党的选票，同时又不引起战时特别的震荡。他不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攻击罗斯福的竞选目标。
他反复强调现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头子”，他还提到罗斯福政府和临时机构中经常发生的口角、争吵和不合体统的勾心斗角。这两点确难反驳。
关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一时有许多难听的谣传，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中伤层出不穷，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一张罗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摄的照片，面容枯槁、有气无力、目光呆滞而又容易发怒的样子，被报刊和共和党广为散播。
8月，他在西雅图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当时他穿戴着腿部支架，阵阵剧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讲台来支撑住自己，这使得他在翻转讲稿时十分吃力。同时也使得他通篇演讲显得结结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众以前听惯了的那种由言语表达出来的镇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没有了。
自此，民意测验出现了波动。《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一成不变地向读者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罗斯福已经62岁，而杜威比他年轻20岁。《纽约太阳报》甚至毫无忌讳地谈论副总统有可能在罗斯福任内接任的问题。罗斯福为了使选民安心，请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给他开具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书宣称：
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担负起来，精力过人。
为了证明麦金太尔所言非虚，罗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风凛冽、骤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车横贯纽约市四个辖区，行程80多公里，历时4小时。
雨水淋透了罗斯福全身，黑色的海军斗篷闪闪发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总统保持着他的微笑，罗斯福一路坚持着让大家看到他。在随后的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是在海德公园作了演说。其中在费城又逢大雨。总之，在1944年的大选中，罗斯福的健康情况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在整个竞选中，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总统确实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与诙谐明显地少了些，有时还出现了意外的停顿或含混。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时，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听众，罗斯福作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话语引起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萧条与新政的年代，轻便有效地打发了对他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罗斯福进而说道：
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阔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进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够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记录。
以这种气势讲出带有超越党派局限和这次竞争本身的话，也只有罗斯福才真正具备这种资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统摄力和强烈的感召力。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
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责任，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多数票获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三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不久，蝉联四届的罗斯福总统向第七十九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就建立世界和平组织说：
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
1945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
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警察”设想，打算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
但国务院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1943年，美国实力空前壮大，不仅拥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自然地成为“联合国家”的核心。
罗斯福感到，此时正是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的良机，他不仅具备过去多年担任总统的丰富经验以及头脑里有着对世界和平问题毕生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而且还赢得了行将与之合作的许多外国政治家的友谊和信任。
此外，他在世界各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有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他深信，他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能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创造一项千秋功业。
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警察”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考虑到眼前美、英、苏三家鼎立局面，为保证美国在未来的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做安排，即为美国寻找一个可靠的支持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向来奉行亲美政策。
当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承认赫尔言之有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
一个多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作为大国首脑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在名义上就成为“四大盟国”之一。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
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脑，各国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实际上，尽管英、苏赞成建立联合国，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某些细节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罗斯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43年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主要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先争取三大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把具体分歧留待以后去解决。
他知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好对付，但如果他能诱劝他们表态支持某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一旦签订和约，现在他们所作的那些笼统含糊的承诺，到时候就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是：新的国际组织以各国人民自由平等为基础，将比过去的国际联盟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警察部队那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的星星之火。
斯大林和丘吉尔热烈赞同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
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加紧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具体准备。此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建议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促进美国外贸，避免1929年经济大危机重演。
罗斯福看到该计划使他的战后世界蓝图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规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可按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比价，随时在美国兑换黄金。
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由于美国认购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一的表决权，因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从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机构。
接下来，四大国的外交代表于1944年8月至10月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具体组织事宜。
美国国会两院也已分别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和《富布莱特决议案》，保证支持美国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为了营造四大国亲密和谐的会议气氛，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说：“这种会议常使我想起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先生的老话。此人当过纽约州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能把各方请进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跷到桌子上，再给他们每人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的……你对熟悉的人怎么恨得起来……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工作的。”
他希望四大国成为朋友，“把脚跷到桌子上”。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就联合国组织的总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一致。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重要机构的组织权限。
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严重分歧。
苏联坚持要求保证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行动。
苏联还担心联合国大会中会形成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英联邦集团，因而提出接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对此，美国以自己有50个州也应有50个席位予以反驳。
这两个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设计师”，罗斯福的心情更为迫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必须找到排除最后障碍的办法。他仔细分析了他的两个对手，觉得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民族利益。
由此他意识到，绝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建筑国际大厦。
相反，只能在一个被毁坏的文明世界的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
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定作出必要的妥协。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
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
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
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
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然而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1945年4月12日，一代伟人罗斯福却因心血耗尽而猝然长逝，他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停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4月12日19时9分，白宫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只是默然伫立。其实这时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哈里·杜鲁门正由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主持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
白宫外的人们觉得那没什么可看的，也没打算看到什么，大家的脑子空洞而又茫然。许多人在哭泣，泣不成声的人们不仅是在为引导了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哭泣，更是在为他们自己失却了这种依托后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前途哭泣。罗斯福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
在英国唐宁街10号，丘吉尔首相感到“挨了一记重击”，感到一种深重的无法置换的损失降临了。几天后，首相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追悼仪式上失声痛哭。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神情黯然，他默默地“紧握着哈里曼大使的手约有30秒之久还没有请他坐下”。随后，极度悲伤的元帅凝重而细致地询问总统去世前的情况。莫斯科红场下了半旗，旗帜围上了黑边。
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了悼念社论。
一代伟人罗斯福猝然长逝。载着灵柩的总统专列缓缓北行，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车的人无以数计。车过亚特兰大，一群黑人女佃农跪在棉田里，双手紧攥，伸向灵车致哀。
14日10时，海军陆战队、坦克部队、陆军和各兵种的女兵护卫覆盖着黑丝绒和星条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六匹白马拉着载有灵柩的炮车，车后是一匹孤独的乘马，戴着眼罩，马镫倒悬，垂挂着一把剑和马靴象征勇士已撒手尘寰。肃穆的人群立在街道两旁。
当晚，灵柩由专列送往海德公园。次日上午10时许，罗斯福复归大地。哈得孙河水呜咽地流淌。
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他足可以为身后的一切欣慰：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3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