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建成侵华反苏的战略基地的构想，在“强化治安”名义下，以他的“剃刀效率”，依靠宪兵和警察的恐怖行动，残暴屠杀了大批东北抗日军民，欠下了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派驻中国东北侵略军——关东军只有一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共10000多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秘密换文和《日满议定书》中都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日本国军驻于满洲国内”。这就为关东军盘踞伪满洲国披上了合法外衣。
关东军的任务，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二是积极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
因此，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除原驻部队外，第二十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九师团、第七师团、第四师团、骑兵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三旅团、装甲兵团等，都曾调到伪满洲国。人数最多时，关东军曾号称100万人。另外，由于伪满洲国内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因而关东军有相当大的预备力量。
此外，东条英机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它是对中国和苏联搞特务阴谋活动的中心。
这个中心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触角和耳目安设在四方。在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丹东、佳木斯、延边、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从而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标志之一，是伪满洲国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而这些机构和队伍是由日本大特务和浪人甘粕正彦一手拼凑起来的。
甘粕是东条英机镇压东北人民的主要帮凶和助手，他在当日本宪兵期间，曾因残酷镇压进步人士而臭名远扬。窜入中国东北之后，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积极参与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成立后，他成了伪满的警察头子。
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警务司”，甘粕任“警务司长”，而“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有警察厅，各县设有警务局，下设警察署和派出所，专门进行逮捕、侦缉和迫害抗日人员与进步人士的罪恶活动。
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是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下，由关东军第三课的片仓衷和第二课的山岗参谋等人策划建立的。
其目的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配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对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对内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关系的完全秘密的特务组织。
该局设有庞大的地下网，特工人员都以秘密身份活动，并拥有极大的权限，可以对警察、关税、国道局、航空等部门下达业务上需要的指示。
保安局的所谓防谍地下组织，称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他们都有伪装的秘密据点和进行迫害及屠杀的秘密监狱。
东条英机就是依靠这些军、警、宪、特力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所谓“治安肃正”，实质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不只限于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对于手无寸铁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途经平顶山，袭击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日本人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然后撤出。
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随即报复，16日下午，包围了平顶山村庄，伪称给老百姓照相，连欺带逼，挥舞刺刀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
屠杀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
日本法西斯强盗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
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有16000多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
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人。
中山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千米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
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
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订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0000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的残酷围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
1932年至1933年，石井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荫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
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〇〇部队”。前者由石井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七三一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千米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千米，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
第一〇〇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千米之外的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
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还专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此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千克鼠疫细菌。
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一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
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
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
日军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遗患无穷。
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了严重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3例炭疽。
1940年夏，石井四郎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
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这些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东条英机在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军民的同时，还梦想着向关内扩张。他曾派遣特务去内蒙古策划独立，诡计不成，又策划伪蒙军队进犯绥远，结果遭到绥远军民的沉重打击。然而，他的扩张野心并未就此收敛。
1937年6月，他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说：“从准备对苏联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东条英机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是“上策”，就是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