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同时代的人也说：“这笔钱最初一辈子才征收一次，到后来却渐渐变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苛捐。”
事实上，封地获取税妨碍了平民购买贵族土地，所以连贵族自己也想废除，但是国库的需求使它维持了下来，并且有增无减。
有人把工业行会所带来的问题都地归咎于中世纪，但事实上，行业师父和行会管事会最初只是联系同行业成员的手段，并且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小的自由管理机构，其任务只不过是救助，并且抑制工人而已。圣路易似乎对此没有别的要求。
直到16世纪初，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人们才破天荒地把劳动权当做国王能够出卖的一种特权。只有到这个时候，每个等级团体才变成封闭性的小贵族团体，而对技术进步极其有害的垄断权也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虽然亨利三世并不是这一弊端的肇始者，但他却使这一切通行无阻，一直到路易十六的时代才得以彻底根除。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行会管事会制度的流弊一直持续增长，而此时此刻，社会的进步也使得人们对这些流弊更加忍无可忍，公众舆论对每天都在抨击揭露这些弊端。
可即便如此，每年依然都有一些新行业失去自由，而旧行业的特权又有增长。而渴望金钱的国王正是这些流弊背后的推波助澜者，其中以路易十四最为典型，那个时代对金钱的需求空前地加大，因此无视国民舆论的决心也坚定地空前。
1775年，勒特罗纳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国家创造工业集团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给国库赚钱，他们靠出卖特许证，靠设置各种新官职赚钱，并且强迫各集团购买新官职。从1673年的一份敕令我们可以看到，亨利三世曾勒令所有集团掏钱购取批准证书，强迫所有尚未纳入集团的手工业者加入。是的，这件事情无比龌龊，却为国库带来了30万里弗尔的收入。”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整个城市体系是怎样被搞乱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敛财。
正是出于这种极度渴望金钱，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的心理 ，卖官誓爵制度应运而生。
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第三等级的虚荣心迅速膨胀，并且在长达三个世纪当中经久不衰，他们最大的欲望就是能够买到一官半职，这种欲望持续了三个世纪，把对官职的渴望深深根治在国民的内心深处。这种欲望催生了革命，也催生了奴役。
随着财政越来越桔据，国王不得不设置更多职位来增加收入，为了让这些职位更加容易出售，免税或特权成了不错的促销手段，由于这种官职的设立纯粹是出于赚钱而不是行政需要，所以数量多得简直难以置信，这些官职要么就是完全无用，要么就干脆反而有害。科尔贝尔从1664年起就对此展开了一次调查，他发现在买官这件事情上至少花费了5亿里弗尔，据说黎塞留废除了10万个官职。不过这些官职改头换面后马上又重新出现在市场上。
法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台硕大无比，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机械怪胎，根本无法运转，也丝毫不起作用。最后不得不在这台机器之外重新设立一个更简练更高效的的政府工具，借此做一些所有官员都假装在做但其实没有做的事情。
至于这台笨重的机器，则只放任他自己空转。
如果允许民众对此发表意见，那么这些臃肿的机构没有哪一个能撑过维持20年。如果在最初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些机构，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被建立或者增加，事实上，在几个世纪来那几次极少数被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反对这些机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会议曾多次指出，国家所有流弊的根源就在于国王窃取权力不择手段地收敛财富，这么说还是客气了，如果用15世纪的话语体系，国王这种行为属于窃取了“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
是的，三级会议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的权利，还强烈要求人们尊重各省与城市的权利，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可以听到发自内心的平等呼声。
几个世纪以来，三级会议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求废弃行会管事会制度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卖官誓爵制的猛烈抨击。它们认为：“谁出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没有比这更可耻的行为了。”
当捐官制确立之后，三级会议继续申斥滥设官职的行为。他们强烈反对无用的职位、危险的特权，但这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冗杂的官职本来就是为被反对而建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在法国人的眼皮下，将高额的税负在法国人的眼皮底子下伪装起来。
请注意，这套系统并不是昏君暴君的专利，最出色的国王也一样使用这套伎俩。众所周知，最后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把官职世袭权纳入出售范围的的是亨利四世——这些人的美德并没有影响这套制度大行其道。
为了逃避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于是大部分行政职能都被转到了最高法院，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司法权极度混乱，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
同时，为了避免法国人民忍无可忍，国王必须假装提供若干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保障。法国人的心理很有趣，只要政府不至于太暴虐，他们能够耐心忍受一般的****，但是他们不愿意直接面对这种****，必须在人民和****之间设置一道帷幕，这样不能消解****，但至少能让法国人看不到。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正是这种只向国民要钱，却拒绝给予自由的行为，促使全国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这样一来，政府在每个时期都只需要对付的一群力量单薄的敌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法国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杰出的君主，他们用略过人，思想深邃，才华出众，但是没有一个君王愿意花力气去促进各阶级接近与联合，他们更愿意让各阶层平行地依附与自己。
哦，不，我说错了，只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想，并且他也是这样做的，讽刺的是，这位国王恰恰是路易十六。
旧制度一手造就了阶级间的分裂，这是他的罪恶，但却成为他****统治的托辞。他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之间不能和睦相处、和衷共济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人来主宰一切。
在杜尔阁给国玉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感伤的话：“松散的等级构成了我们的国民，自私自利，缺少关联的人民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共同利益可言的国家。各个村庄、各个城市之间毫无关联，正如他们所属的各行政区之间。即使是在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公共工程上，它们也无法步调一致地合作。在这场各种奢望与企图的无休止斗争中，陛下或者陛下的委托人不得不亲自裁决决定一切。人们等待您的敕令，以便为公共利益作贡献，这既是为了保障他人的权利，有时也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力。”
在这几个实际当中，我的法国同胞或者形同陌路，或者互为仇雠，使他们重归于好的困难要比使他们分裂仇恨困难得多。已经很难再将他们重新联结在一起，共同处理公共的事务。
这不是我的臆测，而是事实的证明，60年前，大革命摧毁了隔离在法国人之间的围墙，在经历了长期隔绝之后，不同的阶级终于重新接触到了彼此。但他们首先触碰到的都是彼此伤痛处，他们的重逢只不过是为了厮杀，甚至到今天，尽管当初那些人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仇恨和嫉妒依然时时浮现。
第十一节 旧制度下畸形发展的自由的及其对革命的影响
如果你只读到这里便就此掩卷，那么你就只能对旧政府留下一个很不完整的形象，你就理解不了那个孕育了大革命的时代。
那个时代，公民们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各自为政，王权以惊人的速度剧烈扩张，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中，你可能会觉得自由、独立这些精神已经消失了，以为所有法国人都变成了百依百顺的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政府已经习惯了专断独断的运作模式，但它依然不可能所有人。
是的，在这个****的牢笼中，自由还没有死亡，自由以一种奇特的模式在夹缝中生存，那么，它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国家呢？
尽管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取代所有的地方势力，成为整个行政体系的核心，但是老的行政体系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都是它进一步扩张的绊脚石，并且把反抗精神，自由精神根植在人们的灵魂深处.
即便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一样成熟，它拥有和现在的集权政府一样的性质，一样的程序和一样的目，但它依然缺少一样关键的东西——说一不二的权力。
为了敛财，政府可以大量出售官职，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是去了任意封官免职的权力，对财富的欲望妨碍着它的另一个欲望——权力。为了满足对财富的欲望，它不得不克制自己对于权力的需求。为了满足贪欲，它不得不使用那些并不属于自己，自己又没能力捣毁的工具，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它的绝对权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粗制滥造的官职一边侵蚀着我们的国家，一边却阻滞着中央政府过度集权的脚步。这就好比一道劣质的堤坝，无用并且有害，但至少能够分化洪水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
况且，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那样拥有无穷无尽的恩典，荣誉和金钱，它能够掌握的诱惑性手段与强制性手段都远远比不上今天。
最后，政府对自己权力边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它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也没有被牢固确立，只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尽管它的权力触角已经深的足够远，但前进的路并不稳当，仿佛置身与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这片黑暗既能保护国王用权力剥夺臣民的自由，也同样保护了臣民用自由反抗国王的权力。在这样的境地下，政府常常感到缩手缩脚，既想放手一搏，又害怕遇到障碍。
因此，在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臣民对于政府过分的掠夺和****表现得百依百顺，一方面却是，只要政府遇到一丝反抗，它便会不知所措，就连最细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立刻停顿下来，在犹豫中试探，折中，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不管是优柔寡断的路易十五，还是他仁慈的继任者，无不表现出这样的特性。
而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障碍是特权、偏见和错误思想，尽管它们是自由的宿敌，但却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了独立的精神，坚决反对当局滥施权力。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那些骄傲的贵族，他们仇恨法规，更仇恨被奴役，所以他们极端蔑视严格意义的行政当局，尽管他们会不时育求于它。
他们丝毫不关心其他公民的自由，无论政府如何打压控制人民他们都无所谓，但如果这种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他们愿意冒一切危险起来反抗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革命开始之际，这个即将与王权一起倾覆的贵族阶级，在面对国王和国王的代理人时，却表现出了比第三等级更加激烈的言语和更加激进的态度。
这些贵族强烈要求立法保障对权力的控制。如果有人读那些贵族的陈情书，他会发现，尽管这些贵族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怪癖，但他们的精神和品质毫无疑问是崇高的。
值得永远遗憾的是，在大革命中，人们没有尝试用法律去约束贵族，而是将他们直接打倒在地，彻底铲除。他们铲除的不仅仅是贵族，而是国民机体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无论如何，贵族阶层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阶级，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他们骄傲，自信，习惯于自身的与众不同，他们是整个社会最有抵抗力的器官。他们不仅资深恢弘大气，而且还用自己的大气影响其它阶层。
没有哪个阶层可以完全取代它，一旦消亡就不会复生。我们可以给一个人头衔和财富，但无法给予他先辈的精神和心灵。
反观教士阶层，自那个时期以来，他们在世俗事务中常常俯首贴耳，对于任何一个尘世君王都极尽屈从奉承之能事，然而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曾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阶层，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那时，外省早已没有自主权，城市的自治只保留了黯淡的影子。贵族们甚至不能擅自发起一个十人以上参与的聚会。只有法国教会还一直保留着定期会议。但是教权本身就受到种种限制。低级教士的权益拥有绝对的保障，既不用担心上级的暴虐，也用不着担心有人强迫他们屈从君主。我无意妄自评论教会的古老体制，我想说明的是，在教会的保护下，教士们的心灵丝毫没有被中央集权的政治污染。
此外，许多教士身上的贵族血统，决定了贵族阶层那种自豪、不顺从的精神也被一起带入了教会。
最后，这些教士身处国家的最上层，拥有最多的特权。尽管这些封建特权影响了教会的道义形象，但它却使每个教士拥有在世俗政权面前保持独立精神的资本。
但是，土地所有权才是真正让教士们拥有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甚至热忱的特殊条件。我曾细心通读了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我还细读了1779年与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的大部分会议记录，我惊讶地发现，那些圣洁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竟然能像行家一样讨论道路、运河的修建，从科学与技术等方面探讨如何提升农业产量、保障居民福利与增进工业繁荣——在这些事务上，他们简直和教外的俗人不相上下，有些甚至还要更加高明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