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之前，交通道路网络都是无人保养的，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就是国家或者沿途的地主——保养，但这个时期之后，交通要道的维修便开始单纯依靠劳役了，也就意味着农民独立承担起了道路网的保养工作。
不用掏一分钱就能保证交通网络通畅，实在是别具“创造力”的主意，无怪乎总监奥里在1737年的通报里提到要将它推广到整个法国，并规定总督有权任意关押不服劳役者，或者派兵进其搜捕。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商业增长，对交通网络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时，便会征召平民服劳役修新路，商业越发达，平民的徭役负担就越重。在贝里这个相对贫穷的省份，每年都要通过劳役进行价值估计为70万里弗尔的工程。1787年下诺曼底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估价与这一数额相差不多。农村平民的悲惨命运就在这些数据中彰显的尽致淋漓：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越来越富裕，农村平民却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仿佛文明唯独跟他们作对。
也就在同一时期，从总督们的通信中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提议：徭役应该被单独用于交通要道，也就是官道，而乡村间的道路则被禁止使用徭役。
最穷苦、最少出门游历的人反倒要承担修桥铺路的义务，而且不允许在自家的门前为自己修路，我找不到更加荒唐的想法了。但这种荒唐的想法居然成为了当时统治者们的主流想法，他们几乎不再考虑其他的方法。直到1776年，有人试图将摇役改为地方税，他成功了，但是不平等并没有消除，它只是改头换面，以新的明目继续存在。
徭役的负担在一步步地加重，从原来的领主摇役改为王室摇役，并且逐渐涉及到所有公共工程。我看到一条法令，让各教区派遣最优秀的徭役工人，用来修建兵营！除此之外，徭役的范畴还包括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把乞丐押送进进慈善收容所等等，甚至在军队换防时，徭役工人还要负责搬迁军用物资。每支军队都会有庞大的辎重，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调集大量车辆和牛才能拉走这些东西，因此这是个极为辛苦的工作。好在一开始，这类徭役的次数很少，但是随着常备军数量增加，这就成为一项最沉重的摇役。甚至连一些国家承包人都大声疾呼，要求给他们调派劳役运送建造军舰的木材。
这些徭役工人通常都是领工资的，不过工资总是随意规定，因此数额往往很低。
徭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繁重甚至到了影响军役税的地步， 1751年，一位收税人这样写道：“为修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快要让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
使农民陷入这种境地的根本原因，正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彻底隔离，试想一下，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即使他们无意保护农民，但他们至少有能力有机会再统治者面前为农民说句话，求个情，至少能够避免更多新的压迫政策肆无忌惮地涌现出来。
1774年，一位大领主曾写信给他所在省的总督，恳请他支持自己的某个改革，照他的说法，这种改革肯定能够让全村人富裕起来。他在信中提到了种种理由，随后他提到要在村子里设立一个市集，他断定，食品价格将因市集而增加一倍。在这封信中，他还恳请总督只要资助些金钱，以便在此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更加能干的子民。
据他自己说，他此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在乡村搞这种改良，直到两年前国王一封密札把他软禁在自己的城堡里，那时他才开始思考这种问题。在信中，他坦率地写道：“两年的流放生涯，让我相信所有这些事情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很多人却要到饥荒来临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在这样的危机来临之时，中央政府才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希望恢复那些它摧毁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可惜无人相信，因为那些人早已死去。
在危机面前，那些最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如像杜尔阁，会选择贸然抵触法律，下令富庶的地主必须养活他们的佃衣，直到第二年。我手头有许多本堂神甫1770年所写的信件，他们向总督建议向本教区内的大地主抽税，不管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坐拥大批田产，却没有住在那里，他们只是从那里攫取大笔收入，然后在其他地方挥霍无度。”
即使不是荒年，农村里也会出现许多乞丐，正如勒特罗纳所说，城市贫民有政府的救济，但是农村的平民一到冬天就只有行乞一条路可走。
然后，人们对于不幸的人总是却缺乏仁慈， 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甚至企图清理掉全国的所有的乞丐，而且手段极其残酷。从总督们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略窥一斑：当时的骑警队受命出击，逮捕了五万多名乞丐，在这些乞丐中，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去苦力营服苦役，而他人则被40多家乞丐收容收押。
与其这样大动干戈，为什么就不能让有钱人发发善心？
然后在旧制度法国，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上流社会之间，他们是彬彬有礼，举止有节，可是一旦面对下层平民尤其是农民的时候，他们立刻会换上一张冷酷的嘴脸，下手毫不留情。我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份文件是通报总督下令逮捕资产阶级的，但是那些下令逮捕农民的文件却层层叠叠，无论是因为服徭役，服军役，还是因为整肃乞丐，整顿治安，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大批农民被送进监狱，收容所和苦力营。我们的司法对于上流社会无比民主公正，他们可以拥有独立法庭，庭上辩论和监护性的公开审理，但是对于下层平民尤其是农民，法官只是当场作出判决，还不允许上诉。
而压迫还不仅限于此，除了让那些不幸者更不幸外，压迫还有一种更恶毒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阻挠这些不幸者自己改善不幸的处境。他们没有知识，比他们的农奴祖先更加愚昧，而且还更加贫穷。他们身处于技术大爆炸的时代，自己却身无长技，他们身处于知识急剧膨胀的时代，自己却尚未开化。他们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聪慧，敏捷，却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优点，他们唯一能够赖以为生的只有种地，可他们却连地都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这是英国一位著名农学家的评论。看来他们除了服兵役上战场之外，真的一无是处，至少在军队里，他们还能或多或少地与其他阶层保持必要联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农民，被禁锢在与世隔绝的深渊中，贫瘠，孤立，被世界无视。
在天主教还没收到致命打击之前的20年，政府在普查教区人口的时候会采取这样一个偷懒的方法：让本堂神甫在圣桌上点出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计数，两者相加就得出了本教区的居民总数。当我最开始读到这段资料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吃惊，和害怕。
然而，一切终究还是在发生变化，新时代的思潮已经不可阻挡地渗透到这些蒙昧的人心中，尽管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但是这些思想依然通过种种隐蔽的地下暗流，到达每一个阴暗的角落，用各种奇异的形式占据他们的心灵。但是从外表上看，暂时还看不出任何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似乎一直就没有变过，似乎农民早已习惯了压迫，在压迫下，他们依然过着开心愉快的生活。
然而这绝对是一种错觉，的确，法国人总会在巨大的痛苦中表现出一副轻松愉快的神色，但这永远只是表象，他们只是因为知道厄运不可避免，于是刻意地不许想他，苦中作乐，如果你以为他们真的忘记的苦难，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时候，法国人总有办法他们就能在苦难中打开一条出路，朝着他们认为有希望的方向一路逛奔，但是如果谁敢挡住这条路，他们必定被人民的脚步碾碎。
法国人的这一民族特质我们今天已经很了解了，可是那时候的人却还不知道，上流社会的人绝不会试图去了解下层平民的精神世界，与其他所有阶层都不相同的生活和教育经历使农民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农民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而当时，穷人和富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共同点，也不再有任何感情共鸣和需要共同处理的事务，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以怎样的理解来审视世界。
没有比这种隔阂更可怕的了。
当大革命的风暴降临，这种隔阂带给了上层社会一种荒唐的安全感，直到1793年，他们居然还在谈论平民是多么善良，多么温顺，多么忠诚，多么天真快乐。当后人回顾这个时代，我们总会感觉，这是一幅多么滑稽，又多么恐怖的场景啊。
从刚才我论述的那些小事中，或许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出一条上帝赋予人类的最伟大的政治法则。
法国的贵族阶级迫切地保持着其他阶级的割裂，他们得偿所愿，成功地免除了大部分纳税义务，把这些义务转嫁给了其他阶层。他们自以为免除了这些负担就等于保住了贵族的尊严，至少最初的时候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恶疾产生。他们迅速衰亡，却没有得到任何关心，他们的特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
与之相反，贵族阶层最为不屑的资产阶级却日益富裕，他们的教养与日俱增，他们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但他们并不需要贵族，甚至反对贵族。高傲的贵族不愿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然后他们发现资产阶级成为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接着成为他们的敌人，最后，成为他们的主人。
这个新崛起的阶级解除了他们在领地上所需要肩负的所有义务，却为他们保留了金钱和荣誉上的种种特权，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继续走在各阶层的前列，他们自以为还是社会的领袖。但是所有的簇拥与荣耀都是假象，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切，没人再听从他们，依附他们，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当最终遭到攻击时，他们毫无还手的余地。
尽管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有一点上二者殊途同归：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选择了与平民阶层割离。资产者不愿意靠近农民，不愿触及底层农民惊心动魄的贫困，他们不愿意和农民结合来共同对抗不平等，反而试图为自己的私利创造新的不平等。正如贵族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资产阶级也在竭尽全力地谋求特权。
要知道，资产阶级的最早也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却迅速抛弃了农民，与之形同路人。只有当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武器交给农民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意中唤起了农民的激情，但是，正如他们自己对农民的态度，农民也不会买他们的账，面对武装起来的平民阶层，他们毫无控制力和领导权，最后只能被洪流卷走。
他们曾经是鼓动者，但是旋即变成了牺牲品。
伟大的法兰西曾一度雄踞欧洲之冠，却在瞬间变成一堆废墟，无数人为此感到经验，但如果熟读法兰西的历史，你就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一切错误，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的根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多数国王对各阶层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腕。
但是，当资产阶级与贵族彻底割裂，他们与农民之间也彻底割裂，甚至于每个阶级内部也被割裂为互无联系的小集团，整个国家就再也没有力量可言。的确，政府因此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整个被割裂的社会已经组织不起力量去制约他了，但是，当政府陷入危机的时候，也一样组织不起力量去援助他。最后，一旦王国大厦的根基动摇，这座宏伟的空中楼阁就会瞬间崩塌。
最后，真正获利的仿佛只有平民阶层，他们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是，即使他们从身份上脱了主人的奴役，单从精神上，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几百年来被灌输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和不良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民行使自由权时，竟然会像个奴隶一样分不清是非好歹，他们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野蛮地对待那些教会自己思考，教会自己反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