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个区域，一些人负责治理国家，统治国民；在后一个区域，一些人负责制定抽象的理论，任何政府必须以此为基础。
在前一个区域，他们实施着具体措施，管理日常事务；在后一个区域，他们一味宣扬普遍法则，却从不考虑这些法则怎样才能实施。
也就是说，一个领域只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个领域只负责指导思想。
实际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的性质，混乱失序；法律条文繁杂、彼此矛盾；社会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不可逾越；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而在这个真实的社会上，又被虚构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在理性的光芒下，社会的一切可以简单、合理、和谐一致。
渐渐的，民众抛弃了现实的社会形态，在虚构的社会中肆意想象，并沉湎其中。他们对现实失去任何兴趣，只钟情于对未来的幻想，并最终选择了作家们为他们创造的精神生活，完全投入作家笔下那种理想的国度里。
人们常认为法国革命的爆发是受美国革命的影响，不可否认，美国革命确实对法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法国的思想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当美国革命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
关于美国革命，当它在欧洲其他国家只是一件新鲜事时，对法国人来说，它已经并不新鲜，而且更真实可信，更震撼人心。
可以说，美国革命在欧洲是令人震惊的，而在法国，它是使人信服的。就好像费内隆突然出现在萨朗特，美国人只是以实际行动实施了法国作家的设想：他们将法国作家们的幻想，拉到了现实的世界中。
在历史上，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承担，这是极为罕见的，也许正是这种现象强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所具有的性质，并让法国在革命后，以如此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在进行这场革命的国民，长期接受着作家们的教育，并感染了他们的情绪和气质。因为民众没有其他的启蒙老师，并且对实践茫然无知，他们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以及喜好。当国民真正行动起来时，各种文学习惯也就被全盘移植到政治中去。
研究过法国革命史的人就会知道，那些浩如烟海的、关于如何治国的抽象著作中所表达出的同一精神，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所要遵循的依据。这种同一的精神是：对普遍的理论、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所表现出的共同兴趣，以及对现实的共同厌恶；对理论的共同信任；对政治机构中独特、新奇事物的共同爱好；并不是在某些细微处进行小修小补，而是在统一的逻辑和方案下，一举摧毁旧的社会结构的共同愿望。
这种景象的确令人惊异！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作家身上可以作为一种美德，而在政治家那里，有时候却演变为一种罪恶。我们很难想象，有些事物能使作家们写出优美的著作，却也能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那时政治语言也受到作家们的语言影响，形成了充满一般性词组、抽象术语、浮夸之词和文学句式的文风。而且这股文风借着政治热潮，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渗透到各个阶级，并轻易地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
早在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的敕令就常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我发现农民在诉状中称邻居为同胞，称总督为可敬的行政官，称教区本堂神甫为圣坛使者，称上帝为最高主宰。这些农民只是不懂得拼写方法，否则他们成为相当出色的作家也是有可能的。
这些新的品质与法兰西民族性格中固有的东西，竟然融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人们常误以为这种新品质是源于人们的天性。
比如，我听到有人说，60年来我们在政治方面一直热衷于普遍思想、体系以及惯于夸大，这种偏好与我们种族中略微夸大的属性，也即所谓的法兰西精神相关联。按照这一说法，仿佛这一属性一直在我们长长的历史中隐藏着，临近18世纪末才突然地显露出他的形迹。
只是，让人奇怪的是，虽然我们身上留存了源自于文学的气息，但是我们对于文学根深蒂固的热爱之情，却几乎荡然无存。
我在参与公共生活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也常常让我感到惊异：人们几乎不怎么去读18世纪的著作，其他任何世纪的书也就更不必说；他们甚至非常看不起作家，却忠实地保留了在他们出生以前，由一些负面的文学精神所显示出的某些致命缺点。
第二节 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非宗教倾向占上风的原因及其对大革命特点的影响
16世纪宗教革命前，对信仰的质疑，大部分源于对传统基督教文本的考据和辨别。自路德的伟大宗教革命，怀疑或抛弃基督教之后，更激进、大胆的人才出现。在路德精神的鼓舞下，数百万教徒脱离天主教，部分基督徒不断创立新教：在“异端”之后，还出现了不信教或无神论的思潮。
一般来说，18世纪，基督教已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势力，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并没有遭受猛烈攻击；有些放弃信仰的人还恋恋不舍。非宗教潮流，只在君主和知识分子中传播，在第三等级的人民之中并不流行；无神论还只是小部分人的偏好，并非共同意见。
1787年米拉波写道：“在德意志普遍流行这样的偏见，即普鲁士各邦到处都是无神论者。事实是，即便真有几个崇尚自由的思想家，人民还是像最虔诚的地区一样皈依基督，甚至有大量狂热的信徒。”
他还指出，腓特烈大帝禁止教士结婚，令人遗憾的是，国王还禁止已婚教士领薪水。米拉波还认为：“（允许教士结婚）这项措施，我们认为是无愧于这位伟人的。”除法国以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还没有发展到对宗教不宽容和强烈抵制的那种程度。
法国发生的一切，是前无古人的。过去人们也曾攻击宗教，人们热烈攻击一种宗教，却总是因为对新宗教更加虔诚。古代所谓“虚伪和受人憎恨的宗教”，恰恰是基督教兴起并取而代之时，才遇到大规模的狂热攻击；在基督教以前，它们一般都在信徒的冷落和怀疑中逐渐消失：这就是宗教的自然消亡过程。
如今，在法国，人们用一腔怒火攻击基督教，并不打算以新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热烈而不遗余力的，将曾充斥灵魂的信仰，彻底从精神上扫除，内心只留下空虚。很多人即使徒劳无功，也在所不惜，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会使我们的灵魂陷入痛苦，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曾经缺乏信仰只产生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现在却变成狂热和传道的精神根源。
几个彻底否定基督教的大作家团结在一起，但这不足以说明这一奇特的事件，这几个作家的思想为什么都支持一方而不倾向于另一方？为何在他们当中无人选择相反的论点？最后，为什么他们能胜过他们的先辈，使群众乐于听从他们，思想上愿意相信他们？
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特殊背景，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以及成功。类似伏尔泰的观点由来已久；伏尔泰却只可能在18世纪的法国居支配地位。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法国教会和其他国家的教会并无差别，没有理由如此容易受到攻击；相反，法国教会的罪恶要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少；与过去相比，和其他民族相比，法国教会要宽容得多。
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形态中找原因，而不是从宗教状况中寻找这一现象的根源。
要明白这点，必须牢记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即政府的种种罪恶导致的对立观点，假如不能公开，就只能暗藏在文字当中。作家已经成为企图推翻整个政权的真正首脑。
抓住这一点，我们问题的对象就变了。关键不再在于大革命时期教会可能的罪状，而是，教会当时在哪方面阻碍了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发动者——作家们的绊脚石。
教会用教法阻碍作家们树立的世俗政府治理原则。教会靠传统管理，作家则蔑视一切传统权威上的制度；教会认为存在一种超越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之上，作家却坚持阶级平等。
若想和睦相处，双方只能承认二者性质不同，应该政教分离，但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推翻政治制度，必须摧毁教会，教会乃是法国国家制度的基础。
此外，教权还是当时第一权力，尽管不是最高权力，却是所有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教会卷入政治，尽管这和教会的教义格格不入；教会谴责罪恶，却神化政治罪恶，并利用教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替罪恶辩护，鼓吹政权神授。因此作家们攻击教会，一定会立即使民情激奋。
除此之外，作家们拿教会开刀还有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是政府权力中和他们联系最近的部分。他们对其他权力非常模糊，教会专门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为难他们。作家们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自由，为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必然要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枷锁开始。
此外，在他们看来，教会是眼前垮塌大厦中暴露在外、最脆弱的部分，事实也确实如此。世俗君权加强，教会逐渐削弱。教会曾经凌驾于王权之上，后来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君主与教会的契约是，君主向教会提供保护，教会赋予君主名义上的合法性，君主命令臣民信教，教会要求信徒忠君。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一笔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非强权之上的势力，永远是不利的。
法国国王自命为教会之子，但对履行宗教义务漫不经心。他们保护教会的热情远比不上对政权的热情。当然，国王不允许直接冒犯教会，但是能够容忍人们在远处将无数的投枪刺向教会。
对反对教会者的宽容，并未减少他们攻击的力度，反而刺激反对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有时，压制作家，可以阻滞思想启蒙运动，另一些时候却可能加速启蒙运动。但法国当时出版界实行的警察制度，只能成倍地扩大反对者的力量。
迫害作家，只能让他们抱怨，却不能让他们害怕；他们能忍受肉体上折磨，却不能忍受思想上的沉重桎梏。
对作家的起诉程序，拖沓、杂乱，经常不了了之，仿佛不是禁止他们动笔，而是激发他们写作。其实，出版自由，倒可能对教会损害小些。
1768年狄德罗给大卫·休谟写信说：“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绝对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不同意你的看法。”事实上，这位苏格兰人一针见血。作为自由国家的居民，他的判断更加准确；狄德罗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判断，休谟则从政治角度判断。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宗教对法制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否有益，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社会，没有宗教便无法生存。
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保障。即使对政治学无知的人也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的政治哲学假说。尽管有绝对出版自由的保障，反宗教的学说从未在美国问世。
英国也是如此。大多数法国哲学家以前，我们反宗教的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授：正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18世纪，英国一直不信教的著名人士、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睿智的思想家鼓吹反宗教，却从未像在法国一样取得胜利，因为对革命心怀疑惧的人，都会急忙来拯救信仰。哪怕是卷入革命最深、认同法国哲学家的人，也对此加以拒绝。
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和教会结盟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就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为他们的事业奋斗，竭力维护这种联盟。尽管英国公教会流弊极深，却胜利地顶住了冲击；教士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全力捍卫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在辩论中受到驳斥，最后被社会抛弃，而政府从不介入。
为何不在法国而到别国去找例证呢？今天有哪个法国人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谁愿会读这些书？我几乎要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事务中获得的不完全经验，足以使我们讨厌这类危险文学。
请看一看，在不同阶级中，在革命这所严峻的学校里受到教训之后，尊重宗教的看法已逐步占据优势。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旧贵族阶级，1793年变成最虔诚的阶级，他们首先被冲击，也最先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受到打击，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
渐渐的，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民众中受损的人群中。随着革命恐怖的出现，法国反宗教的情绪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
旧制度垮台时的场景完全不同与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经验教训，我们对宗教在帝国治理中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反宗教的思想，首先在那些迫切要求恢复国家秩序的人群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大众传播；他们将对宗教的不虔诚，视作百无聊赖中的消遣。
法国教会曾经的大演讲家，此时被教会的同盟者背弃，选择缄默不语。人们过去一度相信，只要教会还有权有势，他们就可能出于信仰进行谴责。
否定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鸦雀无声，大革命以来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宗教问题上，所有事务方面均是如此。坚守信仰的人害怕被孤立，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反宗教的声音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真情实感，就这样似乎成了全体民意，在制造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反宗教的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