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初中，我是在乡村学校读完的。儿时由父亲领着到邻村小学报名上学，从老师手中接过课本，书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教学条件差，图书馆这个词只是从课本上学到，在挂图和一些电影中看到，与图书馆打上交道是九年后上高中的事了。孩提时代总爱闻新书上发出的香味，长大后才知道，那不是香味，而是印刷时留下的油墨味。每学期发到新书，总是爱不释手高高兴兴地包上书皮，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如果哪位小同伴将书给弄撕了，轻者一场舌战，重者一场厮打。书——课本是儿时汲取文化知识的主要营养钵。1971年5月，我由乡下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名噪一时、多少人向往的省重点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一座“兵营”的凤翔中学上学，儿时对图书馆的向往才变为现实。
本世纪70年代，中国的教育在阵痛中呻吟，学校被视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主要场所。“读书无用论”，白卷称英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有些同学，靠父辈亲朋的威权辍学当上了工人、干部，捧上了当时让人耀眼的铁饭碗。“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当时颇为时兴的口号。这些，对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刊于《我与图书馆》，1989年。
出来的农家孩子，是无缘的。那时，我的家境贫寒，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只有4毛来钱。每月父兄们借4元钱，加上国家5元钱的助学金，是我上学的全部资金。每周六回家，到校时背上一大包玉米饼，每顿饭只在学校灶上买一碗稀饭或咸菜，周五后接济不上时，吃上两碗钢丝面条（那年月高粱多，高粱面用机器做成饸饹面条）
心里总感到美滋滋的。学习是清苦的，但作为一个求知者心情是欢乐的，我不但努力学习，体育上也每年创百米校记录。当时的高中课程一减再减，学生在学习上吃的是“压缩饼干”，课程设置连续性很差。学校的图书馆所藏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教科书、练习题集，成了弥补学习上不足的添加剂。学校图书馆和学校一样被封存五六年后，图书上积满了铜钱厚的尘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对我这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巴佬来说，简直有些欣喜若狂。
在无好书可买，我又无钱买的岁月里，我真想一口气读完，无奈每个同学只有一个借书证，每次只借一本，限期三天，过期停借。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却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助推器，每天做完作业，图书成了我的知己，成了猎取知识的海洋。姐姐从工厂捡回的废包装纸，成了学习演草本。高中毕业时，各类习题就做了上万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园丁们的辛勤培育下，每学期主要课程全面丰收，数、理、化等大多是满分。当我拿着学期成绩通知书回家，父兄们审阅时，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满意的神情。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刻苦学习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同学们将我戏称为学习“疯子”。一个农民的儿子，总有一种单纯的报答感，总感到应当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来报答党和人民、父辈的教导哺育之恩，为报效祖国而发奋学习。就是这种朴素朴实的良知，成为支撑我这一时期奋发学习的精神支柱。
虽然，县城中学图书馆（确切地叫图书室），没有后来上大学时高等学府的图书馆那么阔气，那么明亮整洁，那么多的藏书，更没有现代化的检索。但每当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涯，眼前总浮现出宋代文豪苏东坡主持修建的凤翔东湖之滨、晨曦中校园的朗朗读书声，黄昏傍晚教室、图书室学习的画面。现在的工作基础，大多是那时奠的基。
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紧张的工作，加上条件所限及思想上松口气的想法，有两年多与图书打交道少了，生活中也感到少了些什么。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市上有图书馆、情报所，还有资料馆，我的心又动了，办个证，开始青少年时走的路。虽然当时图书馆是那样偏僻，不留心的人难以找到它，图书也有限，但对一个求知者来说，犹如泅渡者登上了绿洲新岸。从1983年起，我的大多数业余时间是在图书馆或与图书结伴度过的，书成了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东西。每年花上百余元，订阅报纸杂志，购买书籍。每当进入图书馆或与书为伍时，时间过得是那样快，工作中的烦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此时净化得烟消云散，多次与妻子女儿上街，一进书店、书市就是个把小时，妻子等不及了，流着泪跑了，向岳母、母亲告状，说我爱书不爱她。确实，我们去舞厅的机会少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少了。夜晚，妻子女儿进入梦乡，打开台灯，学习、爬格子。虽然付出的劳动多些，但内心是充实的。图书馆和图书成了我事业的助手和通向成功之路的阶梯，从书籍中得到新的知识和信息，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丰富着自己的思维和实践，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1987年初，我从图书馆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情报所在京召开“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消息，作为这场伟大改革的参与者，有责任对此进行研究。按征文要求，我和他人合作，我撰写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技术结构问题研究》的论文，被选中参加会议宣读，并用英文出版。如果不是从图书馆得到这个信息，就难有这次成功的机会。
1987年从图书资料室看到，《未来与发展》第3期发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某专家关于我国农业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文章，笔者的论点对生物技术和机械工程技术关系、对我国农业经济成长作用有较大偏执，针对这一问题，我撰写发表了有自己独特论点的《也谈我国农业经济成长新阶段》的论文，受到杂志社的高度评价，实践证明观点符合我国实际，产生了良好效益。
几年来，我利用图书馆大量翔实资料、年鉴等，研究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利用图书馆资料撰写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农业问题的研究》《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被国家级刊物《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现代化研究》刊用，七名教授、研究员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对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
发表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1989年第1、3期上的《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西部地区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初论》等被有关文摘摘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在图书馆浩瀚的书海中，我不断充实着思维和灵感，在分析研究我国农业科技向农村输送模式中的国家推动模式的成长、发育状况，分析了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发生变化，农村商品经济状况下成长的市场拉动模式后，提出了我国农科技术向农村转移输送应当走推拉模式融合的新构体。今年3月以《我国农业科技向农村转移输送模式》为题目的论文，发表在《科技进步与对策》第3期上，后被《新华文摘》第7-8期摘刊，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和重视。
……
伟人的时代，伟大的党和人民给了我充分发挥才华的机会，图书馆和书籍是我成功的摇篮和阶梯。八年多来，先后发表论文86篇，其中国家、省级60多篇；发表各类通讯80多篇；参加全国学术讨论会10多次，发表论文16篇；30多篇论文获部省市奖。有两项研究成果获市科技进步奖，登记成果8项。从1986年起被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等全国学会接纳为会员，被全国几家产业报刊聘为特约记者和特约通讯员，获工程师职称，任宝鸡市农机技术推广管理站副站长。当我的文稿和姓名变成铅字出现在杂志、报纸上的时候，当走上学术论坛发表论文进行答辩的时候，当成果、奖励、荣誉证书接踵而来的时候，我总想起儿时闻到的书香味，想起图书馆、图书和那些辛勤的图书工作者。图书工作者用自己默默无闻的奉献，为一个个成功者奠基，成功者的果实中有他（她）们的一半。
我不算一个成功者，但是一个耕耘奋斗的纤夫，有党的指引，有图书馆这个摇篮，奋斗者会成功的。愿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生命和全部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奋斗奉献的座右铭而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