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康普顿教授作了《关于X射线散射现象分析》的讲学，(即后来被学术界承认的“康普顿效应”)，两个半小时的讲学结束后，教授情真意切地征求大家的意见，顿时大教室内外寂静一片。有谁能对这世界上第一流的物理研究成果提出异议呢？就在这庄严的时刻，吴有训从第五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说：“对于康普顿教授目前的实验结果，是令人信服的，……由于康普顿教授研究的课题太重要了，必然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其中就包括我在内。我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实验，有些结果与教授的结论略有差别，现在提出来或许可供教授参考。一是关于X射线散射的强度问题，二是X射线散射后的光谱图问题……”接着，吴有训将自己的实验经过、结果，以及对于整个实验的估价作了详尽的分析，全场给以热烈的掌声。康普顿教授兴奋地走到吴有训的座位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并邀请他当晚到家中做客，康普顿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论文以及实验记录送给吴有训看，他对这个来自东方黄土地上的年轻人太欣赏了。
从1922年3月到1924年7月，吴有训亲手做了120余次物理实验，整理了近百万字的笔记。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和实验，他在可以充分证明康普顿效应中发现，康普顿效应很可能成为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世界创举即将诞生。经过耐心细微的工作，吴有训用X射线散射元素测试粒子动量的愿望，终于获得成功。并且由三种、五种、七种元素的散射；向第十五种元素冲刺时，他病倒在实验室里了。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吴有训说着胡话，胡话的所有内容都跟X射线的实验有关。从医院出来后，吴有训马上投入了X射线散射的研究工作。他仅用了三个月就创造出一张被十五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这张光谱图将作为康普顿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后来，这张图也被吴有训纳入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普顿效应》之中。
1925年年初，康昔顿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满怀信心地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消息传出，轰动美国和全世界，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哈佛大学、也是现代世界上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P·W·布里基曼教授，以自己那细致、慎重的态度，依据“康普顿效应”的物理原理，不厌其烦地亲手做了这一实验，出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能够重复康普顿教授的效果。于是，布里基曼教授毫不迟疑地在讲台上向大家介绍了这一情况。由于哈佛大学以及布里基曼教授的盛名，人们不能不对“康普顿效应”这一重大发现表示怀疑。一时间，非议和指责传遍哈佛、芝加哥，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事情传到了吴有训的耳朵里，他万分焦急，但他仍然坚信康普顿教授是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想到这里，他急忙走进实验室，再一次查对了所有数据，又亲手做了三次实验，结果丝毫无错。吴有训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当夜就乘飞机赶到了哈佛。
第二天下午，哈佛大学的大教室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学者和教授。他们要听听康普顿的得意门生吴有训的补充讲演和实验结果，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什么高见。年仅27岁的吴有训第一次登临世界讲台，他不慌不忙，风度潇洒。他终于用他那无可辩驳的补充讲演、流畅生动的英语口才以及当场所表演的物理实验，博得了全场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台下的康普顿教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布里基曼教授走了过来，紧紧握着吴有训的手，说：“吴先生，我很信服你的实验，我要说你不愧是一位物理实验大师”。吴有训终于用自己那艰苦的实验与严格的计算、分析和整理工作，充分证实了康普顿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效应”这一伟大的发现，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康普顿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留学生吴有训的《论康普顿效应》博士论文，轰动了全世界，也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了极高声誉。至今，这篇论文仍保存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成为世界物理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夏衍十年写出《包身工》
夏衍(1900-)浙江省杭州人。现代戏剧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着名的剧作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1927年，夏衍同志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一带。此间，他结识了一些在纱厂做工的和做工人运动的朋友，从这些人的口中，夏衍听说有一种女工叫“包身工”。这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纱厂的工头从江苏、浙江一带贫困的农村地区“包”来的。这些包工头在招工时，尽量把工厂的条件和待遇说得如何如何好。正为吃不饱、穿不暖而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家长或女孩本人，便信以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出去做工的，家长和包工头之间要有一个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写着包工时间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由包工头负责女孩的生活费用，而且包工头每年还要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费”。
年龄很小的女孩来到上海或苏州的纱厂后，看到工厂里的一切并不像包工头说得那样好。厂房破旧，车间里很潮湿，灯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点钟，她们要顶着星星、带着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时，已是月升中天。每当下工回到工棚里，她们连衣服也不愿意脱，倒在铺上就睡着了。在厂房里做工时，她们要受到包工头的看管；下班后离开工厂也要受到监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就是这样，她们仅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点点钱，根本不够吃饭用。
夏衍首先把这些告诉了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有联系的沈西林同志，明星电影公司根据这些材料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开始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想写出一篇小说来。
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组织上决定夏衍同志暂时到工厂隐蔽起来，夏衍就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为详细的材料，把九年前的愿望付诸实现。
为了观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夏衍每天半夜三点从家里动身往工厂走，工厂离他住的地方有十几里路。白天，夏衍混在包身工中间，体验着人间地狱的生活。由于过分疲劳，包身工们成年累月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她们面色蜡黄、衣衫褴褛，身上的气味很难闻。四月到六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外面阴雨连绵，车间里霉味、酸味、汗臭味，熏得人上不来气。夏衍真是有些受不住了。就是这样，他认真地观察着、思考着、记忆着。他曾在日本看到过被资本主义世界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差的日本纺织女工。可是包身工们和日本纺织女工比起来，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夏老至今回忆起包身工那非人的生活，仍是饱含同情的热泪。
冒着随时暴露身份被逮捕的危险，夏衍硬是当了几个月的包身工。耳闻目睹之后，他反而觉得小说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将她们的情况如实地报道出去，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于是，他根据调查到的材料，真实的不带任何虚构和夸张的写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发表了《包身工》。从此，中国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报告文学。至今，这篇文章仍被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作为典范文章选用。
实践出真知，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升华生活。
张大千的《敦煌壁画展》
张大千(1899-1983)，四川省内江人。杰出的艺术家，驰名中外的中国画大师，当年与齐白石享有“南张北齐”的美誉，后在台湾等地生活了三十余年。曾被纽约国立艺术学会公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和世界着名画家毕加索交往甚密。
1940年开始，早已享有“南张北齐”美誉的着名青年画家张大千教授决定去敦煌临摹壁画，他利用三次个人画展凑足了去敦煌所需要的资金费用。
1943年秋，张大千和夫人以及几名学生，从四川青城向北进发，计划经广元、天水，借道兰州去敦煌。他刚来到嘉陵江东岸，忽然接到了二哥张善孖不幸病逝的电报。二哥是大千绘画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生活上的指路人，没有二哥张善孖，就没有艺术家张大千。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坐船顺着嘉陵江，回到重庆为二哥送葬。到了重庆，二哥安葬已毕，大千跪在二哥的墓前大哭一场。
第二年春天，大千告别了侄儿们和二嫂，从成都再去敦煌。一路上，道路坎坷，人烟稀少。进入戈壁滩后，到处是砾石和黄沙，举目远眺，天苍苍，野茫茫，一片寂静、凄凉。他们骑在驼背上，顶着风吹日晒，终于来到了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的峭壁上。在南北六千多米长、东西二百多米宽的峭壁上，排列着重重叠叠、栉比相联的石窟群。这里拥有近五百个洞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两千多尊造像，五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群。然而，这里尘封灰掩，窟前堆积如山的流沙几乎淹没了下层全部洞窟，到处是断垣残壁。
张大千和他的几个学生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扒平了挡在窟前的小沙堆，挖通了挡在窟前的大沙堆。正是盛夏的季节，每当太阳西斜时，空气是那样的干燥，闷热闷热的。脚一踩在洞窟前的流沙上，便飞起一股股黄烟，飞扬的黄烟掺和着额上那源源流下的汗珠，张大千的脸上、脖子上划出了一道道泥痕。
为了在临摹中能够恢复残缺不齐和褪了色的壁画，张大千又和几个学生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观摩了309个洞窟里的壁画。可是，转眼到了冬季。张大千决定到兰州度过冬季，来年开春再来。夫人听说还要来，顿时愁云满脸、眼光暗淡。他看着夫人，用坚定而又徐缓的语气说：“莫高窟，为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我平生仰慕古人名迹，流传于世间者，尝窥见其八九，然而到此一看，才明白自己见得太少了。我们来此仅仅几个月，浅尝辄止，岂不前功尽弃！八代之盛衰，岂以数月之期能探索其本源。”夫人平静地问：“你估计还要多久？”“一年不够就两年，两年不够就三年……”夫人低下了沉重的头，满腹心事：唉，动辄就是二、三年。在这人烟稀少、出门就是能看到这几张面孔的地方，他竟然要花去上千个日夜，……泪珠滚了下来，她将头埋了下来，尽量不让丈夫看见。大千不用看，也完全知道夫人的心事，这也难怪她，换上其他人，说不定早哭着鼻子跑了。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外面呼呼的北风卷起沙石，打得墙壁咚咚响。……
最后，夫人停止了啜泣，低声说：“一年就一年，两年就两年，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在这里。”
第三年春天，张大千一行几人又来到了敦煌。
大规模的临摹和复原工作开始了，莫高窟比往日更静，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钻进洞窟，整日临摹。有些洞窟狭窄，壁画低矮，半躺着身子才行；有些洞窟又特别高大，需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有时，手持电筒，反复观摩才能画上一笔。洞窟里空气滞闷，呆上半天，弄得头昏脑涨。出去透透空气，明晃晃的太阳又照得双眼睁不开，一个个金星在眼前左冲右撞……傍晚，大家拖着疲惫的两腿，往床上一躺，头痛、手痛、脚也痛，动也不想动一下。而张大千比谁又都忙，比谁都累，自己要画，还要管人家画；大家累了不想动，他还必得动。要考虑明天的事，还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
张大千终于累倒了，他躺在床上，高烧得直说胡话。急得夫人和几个学生围着病床团团转。这一年冬天，他们是在敦煌度过的，并完成了所有的临摹。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张大千率领几个学生从敦煌出发，去了几百里外的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白天，外面的石头被太阳晒得烫手，洞窟里如蒸笼一般闷热。深夜，这块完全没有人烟的沙漠绿洲，静得令人心寒身栗，大家轮流放哨，时刻提防土匪袭击。临摹结束，他们马上返回敦煌，然后从敦煌全部返回。
张大千三次去敦煌，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和学生一起共绘了二百七十六幅大小不同的画，其中包括本生、佛经、经变、供养人、因缘故事及建筑彩绘图案等，囊括了我国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造型艺术。同时，大千还把洞窟的情况和自己的心得，撰成《石宝记》，详细介绍了壁画的不同风格、源流、时代特点等。
1944年1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首先在成都祠堂街开展。人流涌进了画室，四壁上，一尊尊庄严和善的菩萨，一个个威武勇猛的天王，还有那擘纤胸束的仕女，扬手撒花的飞天……一刹那间，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个个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完全由一种新颖的风格组成，它既散发着古老神秘的历史气息，又洋溢着现实生活清新的芬芳。揭示了千百年来人们批判邪恶、憧憬光明这一永恒主题。
后来，在兰州、在重庆举行了更大规模的临摹壁画展，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轰动。
敦煌临摹壁画展，是张大千先生灌注了激情，凝结了心血的作品。后来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我国的一名专业画家，张大千是去敦煌长期临摹的第一人，敦煌之行是他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也是他艺术河流中的一座巍峨壮观的灯塔。
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读书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局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大地黑夜沉沉，数亿苍生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毛泽东勤奋读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有一天，他从一个叫肖子暲的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记述了近代西方一些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过贡献的杰出人物。几天后，毛泽东像是办了什么错事似地把书还给肖子暲，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肖子暲打开书一看，只见整册书上都有用墨笔打的圈圈点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肖子暲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啊。我们应该讲求强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子任”，意思是决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