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这是个可喜可庆的日子。
丽日高照。东京港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飞翔。
蓝色的海面上，停靠着一艘美国密苏里战舰。就在这舰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抗日战争结束，而另一场战争正在孕育。
日本垮台之快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
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
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的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和老蒋的动态。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市长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萧振瀛市长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这时飞机里传来今日短讯和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在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他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配合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日本投降签字的第三天，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大家都急着去做。而宋子文将原来内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气得何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事实上何应钦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油”。
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入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蒋介石聚敛了一批打内战的财富。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官员，他每周坐飞机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在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这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分享了。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甚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均还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可想当时的情况真是混乱之极。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宋子文则睁一眼闭一眼。
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则似乎不问政治，乘机为蒋介石敛财。
作为行政院长，要承担起这么大的家业，自然要奔波不止。
10月11日深夜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正点到达上海东站。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寒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三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命令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宋子文在上海住了三天。上海可以说是宋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使他放心。最不放心的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他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三十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布置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发动，在等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