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民国十一年，除却北方的奉直大战，和南方的陈炯明叛变以外，四川也正在枪林弹雨之中。逐回写来，令人目迷神眩，得此总束，精神百倍。这时四川督军兼省队刘湘，已经通电辞职，所有军民政务，交由他部下王陵基、向楚成两人代拆代行。至于他所以辞职的缘因，大概是由刘成勋逼迫之故。此时四川有实力的军阀，除出刘湘以外，还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二军军长杨森，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都势力很强，而尤以刘成勋的实力最为雄厚。如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都听他指挥的。在本年七月初，杨森与但懋辛，又因防地冲突，发生意见。杨森自恃势力较强，竟率兵进迫忠州。忠州原是但懋辛的防地，见杨森大军临境，少不得派兵迎敌。无奈杨森兵多械精，但懋辛如何抵敌得住？只支持了一天，便败退梁山。那梁山是一个小县，在忠州的西北，地当群山之中，形势尚属险要。但懋辛退到梁山，当时便召集部下，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应付之策。部下军官齐声道：“梁山地势险要，进攻不易，我们愿竭死力应战。”但懋辛道：“现在我军兵少械缺，饷弹不继，决难持久，不如暂退绥定，一面电成都代表联络刘成勋，协同对杨，方能计出万全。如其困守梁山，再打一败仗，那就不可收拾了。”部下各军官听得有理，便立即开拔，退到绥定，一面电知成都代表，向刘成勋接洽一切。
刘成勋本来也怕杨森势力日渐膨胀，很想驱除他离开四川，无奈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隐忍。这时听说杨、但开战，第一军战败，立刻召集赖心辉、邓锡侯一班人，商议道：“杨森若战败但懋辛，又得了忠州、万县等地方，势力益强，将来难免侵略我们，不如乘此时机，帮助但懋辛，攻击重庆、泸州，使他首尾不能救应，一则使但懋辛感激，此后可以收为我用，二则可以乘势占领重庆、泸州等地，也可多一筹饷之地，军阀争地以战之目的，不过如此而已，彼辈岂能知大义哉？三则去了腹心之患。”众人一致赞成，正待发电讨杨，恰好但懋辛的代表前来，接洽请救。刘成勋大喜，虚己接纳，十分优待。当由一三两军，共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讨伐杨森。刘成勋即日就职，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各军，往攻重庆、泸州各地，一面电知但懋辛。
此时但懋辛已退到遂宁，得到这个消息，便南下进攻泸州。杨森听说刘、但联军来战，不敢轻敌，在永川、泸州等处，严密防守。但懋辛一则报仇心切，二则得了刘成勋所胁饷弹，军势顿壮，三则杨森兵力已分，反成了此众彼寡，因此激战了几次，****节节败退，竟被但军占了泸州。杨森便集中兵力，在永川壁山一方面，并力攻击刘成勋的军队。刘军方面的前敌总指挥邓锡侯，是第三军中最善战斗的师长，本不难一鼓击败杨森，却因杨森把所有的兵力，大部都在这里，拼命的抵御，所以激战了几次，都不曾得手。
邓锡侯焦躁，思得一计，自己向壁山敌阵，猛扑了两次，却急忙退守铜梁去了。杨森只道他要渡嘉陵江，取包抄的战略，便分兵防守这一面。隔日果然探报第一军渡江的很多，杨森急忙把壁山的兵力，调到青木关，一方面却把永川方面的军队，退到来凤驿，使战线缩短，以便救应壁山，不料第三军渡嘉陵江的，不过一部分，大部还在全德场，得了调救青木关、麻柳坪一带的消息，便乘胜袭击。****防守人少，又不曾预备，支持不住，立刻溃退。等来凤驿的救兵来时，邓锡侯早已占了壁山。
在永川一方面的第三军，是赖心辉所部的队伍，得了邓锡侯的约会，也乘势猛攻。杨森这时，先得了壁山不守的消息，此时又得了这方面的报告，便又传令来凤驿的军队，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应。
但懋辛自得了泸州后，随即进兵占领合江、江津、綦江等处，这时又下了南川，正待向涪州进攻。杨森恐怕后路有失，急忙分兵去救涪州。重庆方面的兵力，愈加薄弱，邓锡侯、赖心辉等乘势猛攻，杨森大败，退守忠州，连防守涪州的军队，也受了影响，连夜退到石砫去了。邓锡侯等得了重庆以后，立即领兵追击，探报田颂尧克了大竹，刘斌攻克东乡，前进更猛。杨森见忠州已在包围之中，知道难守，便又放弃阵地，退守万县。但懋辛得了石砫，并不休息，立刻前进，在涂井渡江，进扑万县，一、二两军又在怀渡开火，一方是累败之卒，一方仗战胜之威，只支持了半天，二军杨森所部，便大败而退。但懋辛乘势进攻，占了万县，第三军的大队，也陆续到来。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前进，和杨森的军队在庙基滩开火。杨森此时已存背城借一之心，所以勉励部下，努力死战，绝不退却。双方激战了几夜，终究众寡势异，渐渐抵挡不住。一、三两军乘势猛扑，杨森顿时大败，士兵纷纷溃散，一部退至湖北施南一带，杨森自己逃到宜昌，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要求收编。孙传芳不敢专擅，电询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正因胜了奉天，陈炯明又逼走了中山，在那里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吴佩孚武力统一的迷梦，确由此时起。得了这消息，自然极愿收留杨森，为自己将来武力取川的向导，所以立刻电令孙传芳收编，不愿改编的，资遣回籍。孙传芳准此办理，共得了一混成旅之众。吴佩孚仍令驻防鄂边，听长江上游总司令节制调遣。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自逐出杨森以后，便组织了一个省宪会议筹备会，自己担任筹备员，进行四川自治省宪事宜，以便永久割据。凡赞成或提倡联治者，除却希咽军阀余沥之政客而外，皆军阀之存此心理者也。然川、鄂边境一面，因追击****之故，时时有与鄂军开火之虑，所以形势也非常严重。后来经孙传芳和刘成勋各派代表，议定了三条和约：（一）川、鄂军同时撤退，两不相犯。（二）渝、宜交通，立即恢复。（三）川、鄂联防条件，继续有效。方才双方撤兵，言归于好。
吴佩孚自收了杨森之后，教他积极训练士兵，一面又替他补充军械，以备再举，民国以来的失败军阀，只要有一成一旅的余众，不上几时，便又恢复势力，再成军阀。因此兵额虽少，力量倒还充实，吴佩孚自是欢喜。不过此时北方又有直、奉备战的消息，人心非常恐慌。幸喜鲍贵卿竭力调和，又经奉、直当局，通电否认，人心方安。想不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直、奉战争的谣言方息，北京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却说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晚上，大总统黎元洪，正在批阅文件，忽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说有紧要机密事要见。黎元洪很是疑讶，即命请见。吴景濂见了黎元洪，走上前一步，悄悄的说道：“有一件机密事儿，和总统接洽。”黎元洪诧问什么事？吴景濂道：“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总统即下手谕，命步军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以维官纪。这是众议院的公函，这件事情，完全由景濂等负举发之责。”黎元洪接过公函，看了一遍，不觉勃然大怒。黎氏本称廉洁，对于官吏受贿，自应震怒，但此事却不免又受人利用了。立刻下了一个手谕，给步军统领，着将罗文干逮交法庭讯办。步兵统领得了这个紧急手谕，当然不敢怠慢，立派排长王得贵，带领全排士兵，武装实弹的赶到罗文干的公馆里，把士兵四散埋伏了，自己只带了两个人，上去叫开了大门，只推说有要紧事要亲见总长，问总长可在家？门上不明就里，便老实告诉了他。王得贵更不说什么，竟冲将进去。门上拦不住，只得也跟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