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困难的抉择，只有丘吉尔首相有权作出决定。他经过反复权衡，认识到“超级机密”的安全比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安全更为重要，因为“超级机密”在未来的战役中肯定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武器。为了全局利益，为了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只有牺牲考文垂来保住“超级机密”了。
结果，考文垂就在没有任何更多防务的情况下，痛苦地承受了德国飞机长达10小时的空袭。在500多枚重磅炸弹引起的爆炸中，考文垂像遭受地震一样变成了一片废墟，考文垂成了殉难的城市，为“超级机密”而殉难了。
“丢卒保车”本为像棋战术用语。它已广泛运用到社会的许多领域。意思是：为了全局的利益，有时要丢失一些局部利益。它有时表现出被动的特征。“两害相衡从其轻”，为了“帅”的安全而舍车马，为了车的安全而抛小卒。
高明的谋略家，胸中时时都要装有种种利益的砝码，权衡利害，决心和计划不被小利所诱惑，也不为小害所影响，把握全局，措置自如。
体察民情乔治六世得民心
乔治六世登位之初，因为口吃这一生理缺陷，做事情畏畏缩缩，对王政缺乏足够的信心，无形中，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一个“平庸国王”的形像。人们对比较精明强干的前国王产生怀念之情，而对新国王则不以为然。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当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王室信任危机”。
乔治六世明白他所面临的严重局势。他在与口吃毛病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对王室的公务勤勤恳恳，从不马虎，终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王的“自我牺牲和奋斗作为”，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扭转了王室的信任危机。
欧洲大战爆发后，英国的一些名流贵人纷纷忙于安排自己的后路。他们或全家老小出走海外，或把家中财产、妻儿送往中立国家。当时，乔治六世的两位心爱的女儿分别才13岁和11岁，她们是王位的第一和第二继承人。臣下都非常清楚，战火纷飞中，万一两位公主遇上三长两短，大英帝王的宝座谁来继承？有一天，几位政府要员经过合计，去王宫觐见国王，请求道：“陛下，伦敦常被德国人轰炸，两位公主是否有必要先送到加拿大去，暂时避一段时间？”
对人们的好心建议，乔治六世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做父母的，谁不想让自己的儿女远离祸端？但乔治六世想到，自己身为英伦之主，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如果首先顾及自己家人的安危，怎能为臣民树立表率，使全国军民同舟共济，共御外敌？因此，乔治六世毅然谢绝了人们的好意，并且决定，无论德军对伦敦怎样狂轰滥炸，也决不离开王宫，他要将白金汉宫作为固定的司令部地址。
此后，乔治六世以一国之主的身份，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抗敌，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伦敦遭受轰炸最猛烈的日子里，为了体恤民情，鼓舞士气，国王携同王后到首都各区和全国各地视察慰问军民，他甚至来到脏乱不堪的贫民区——伦敦东区去看望百姓，在工厂、商店的废墟中巡视。虽然他没有替人们解决多少实际困难，但国王体恤民情的作法，确实感人肺腑。因此，每当乔治六世来到一个地方时，成千上万的人便拥上前去，含泪高呼：“感谢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位好国王！”
战争期间，乔治六世的足迹不仅遍布英伦三岛，而且几乎布满整个欧洲战场。他曾五次到国外巡视各地战场，到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北非战场，访问过马耳他、意大利、比利时和雅典。乔治六世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些行动，对鼓舞土气、加强盟军的共同作战，从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心，因而很快扭转了“王室信任危机”。战争结束后，丘吉尔首相在给国王的倍中说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场战争使王室同人民之间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了。陛下受到英国各界人士尊敬的程度，超过了以往历代英王。”
与士卒同甘苦，可以取信于士卒，与百姓同甘苦，可以取信于百姓，以一人之心，争取万人之心，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共渡难关，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因而，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都把它作为治国治军的基本原则之一。
亨利王雪地长跪求教皇
在封建社会，人们往往把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国王比作太阳，但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却说皇帝、国王只不过是月亮，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那就是教皇，只有教皇才佩称为太阳。
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脑。教会本来只是管理宗教事务的团体，但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各个王国内封建主割据林立，连年混战，造成王权衰弱，局势混乱，这时只有罗马教皇可以统一指挥各国、各地区的教会，加上各民族又都信仰基督教，因此教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就使得罗马教廷成了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治实体，教皇成了各国国王的共同的太上皇；国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来主持；和国王同行时，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神权高于王权。不仅如此，教会还在各个国家拥有1/3的土地，并且向各国居民收取“什一税”（即每人收入的1/10交教会）；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都必须为教会和神学服务。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要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教会拥有自己的监狱和刑法，还用“开除出教”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就失掉了；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连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教皇则想加强控制，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在矛盾激化的关头，亨利首先发难，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针锋相对，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宫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的浪潮。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起了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于1077年1月身穿破衣，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忏悔。但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去拜见教皇。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入。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跪在城堡门前求饶。当时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然后派兵把一个个封建主各个击破，并剥夺了他们的爵位和封邑，曾一度危及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遂逐一告灭。在阵脚稳固之后，他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逃跑，最后客死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