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什么？用鲁迅的话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用瞿秋白的话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那么，除了“更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之外，杂文还具有什么特点呢？只要拿杂文和一般社会科学论文比一比，它的特征就显露出来了。它常常活灵活现地描述事物、而不是抽象地说理或是平铺直叙地举举例。它又常常从字里行间露出作者的音容性格（这是那个作者倾注他的感情，亲切地谈话的缘故）。正是由于具备这些特点，杂文才成其为文学。
作为散文的一翼，杂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古已有之”的。“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贤、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宋玉始造《对问》，枚乘首制《七发》，扬雄肇为《连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其后的“杂文”，以至“五四”以后周作人、林语堂们的小品文。也大多是文人学士的闲适之作，供人们观赏的“小摆设”。鲁迅先生认为：一味********、玩世不恭的小品文，“常人厌之，阅不终篇”，是没有出息的。他“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正是由于鲁迅先生把“古已有之”的小品文做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才使之得以从小品文中脱颖而出，成为匕首、投枪一般的现代杂文，即鲁迅风杂文的。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但是，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再需要匕首、投枪式的鲁迅风杂文了么？林帆同志在《杂文与杂文写作》一书里说得好：“解放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就是以歌颂的作品占压倒优势，新闻界长期以来就是报喜不报忧！也许是这个缘故，后来蓬勃兴起一种歌颂性杂文，而且有人主张，杂文应该以歌颂为主。杂文以歌颂，又是为主，这好比要求川菜去辣加糖，失其四川味了。”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运用杂文进行歌颂。歌颂得巧妙，未尝不是一种新品种。只是过于强调，或者怕招惹非议而以美代刺，恐怕会导致杂文写作的萧条，甚至会强扭了杂文的性格。李瑞环同志不久前指出：“开展批评，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现。……经常有一点严肃认真的批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就显得有生气，有战斗性。群众的愿望、意见、要求得到了反映，心情就舒畅，积极性就高涨。群众的情绪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疏解，就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由此看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仍将受到欢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党和人民群众所以需要杂文、欢迎杂文，因为“蒸馏水般纯洁的社会”现在还没有实现。而且，按照******同志的论断，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
毋庸讳言，我推崇“鲁迅风杂文”，但也无意排斥“新基调”。秦牧同志说：歌颂性杂文未必一定是“媚骨”的产物，关键是看你歌颂什么，是否恰如其分，是否体现真理。“歌颂彭德怀正所以批判压制民主的现象，歌颂张志新正所以鞭挞当年倒行逆施的丑类。”这当然不无见地。同样的道理，批判压制民主的现象，鞭挞当年倒行逆施的丑类，亦正所以歌颂彭德怀、张志新。“是是非非谓之智，非是是非谓之愚。”讴歌真、善、美是对的，针砭假、恶、丑也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问题不在于讴歌还是针砭，而在于讴歌的是不是应该讴歌的、针砭的是不是应该针砭的。不过，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杂文似乎更宜于以“鲁迅风”为主旋律。因为，杂文若非“鲁迅风”，就没有锋芒，没有战斗性，没有杂文的特色。当然，“主旋律”之外，“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是需要的。“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嘛！我期待着足以与《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谜语新闻好》《痛苦三章》《笑说“茅台”不是酒》等鲁迅风杂文媲美的歌颂性杂文问世。这无疑寄望于新基调杂文家们的努力。
也许是由于杂文“善恶必书”、锋芒毕露，时不时地总要“冒点酸水”，弄得某些人不太愉快，甚至刺得人家又痛又痒的缘故吧，它从来就是“生不逢辰”的。然而因为大多数读者欢迎，所以它又有无比的生命力，压而不垮，枯而复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不是杂文的时代，任何时候又都是杂文的时代。唯其如此，杂文家们需要动脑筋、花力气进行研究的，就绝不是要不要写杂文的问题，而是如何写杂文，或曰如何增强杂文的逻辑力量，充实其“杂文味”，使之在宣传媒体的占次要地位的一角大放光彩。至于某些人对杂文及其作者说三道四，那也是“古已有之”的。这用得着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深信，只要杂文界同仁坚持“‘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并且“乐观于杂文的开展”，就一定能够“日见其斑斓”！
（原载1991年4月10日《四川交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