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什么是附着符号束
附着符号是指语言符号以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束。
本书为什么把声气息、面部表情、身势姿态、伴随于人的物件，都算成是符号？有什么根据做出这种概括？
在语言学里，词和句子被认为是所代表的事物的符号，例如“牛”（2niu，前面的2代表第二声，下同）代表现实世界的一个动物。“符号学有两个意思：（1）指关于符号的一般理论，它把语言的、心理的、社会的、哲学的等等因素放在一起来研究；（2）指对以交际为目的的符号系统的分析。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人类语言。但此外还有其他系统，如莫尔斯电码、聋哑人手语等。这种符号学研究偏重人类感知能力的某一方面，如视觉、听觉等。”（王宗炎，1988）
如果把上面的符号描写加以归纳，便是：（1）符号代表事物；（2）符号系统参加交际；（3）它本身有视或听的形象，因此能用于视听感知。
符号学美学的创始人巴特（法国）对符号有更广阔的解释。他把符号学的情景罗列为（1）语言、言语和社会科学，（2）衣着系统，（3）食物系统，（4）汽车系统、家具系统，（5）综合系统。他认为符号必须有被表示成分（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这和索绪尔看法一致。
衣着是符号吗？巴特认为，“例如时装，它明显地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性质，但是，符号学将既不探讨它的经济学性质，也不探讨它的社会学性质：研究者将仅仅说明，在时装的语义系统层次上，经济学和社会学获得了符号学的现实意义。例如，在衣服的符号层次上，或者在涵义的话语层次上，都是这样。”（R.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本，第94页）
衣服能成为符号吗？我以为毫无疑义。例如，一个女人在她心爱的男人面前说话，穿上那男人喜欢的衣服，这衣着就代表了一种心迹，参加了交际，获得了符号学的现实意义。
我以为，声气息、面部表情、身势姿.态和伴随于人的等等物件，都可以（1）代表或协助语言代表事物的某一方面；（2）参加交际；（3）它本身有视或听的形象，因此能用于视听感知。所以，它们都获得了符号学的现实意义，因而便具有了符号性质。
把上述这些东西算作符号，便于描写与叙述，便于操作。
声气息是人的生命意识，是将意向含义渗透到话语里去的极重要的手段。
面部表情、身势姿态，都能“说话”，有时甚至比说话还说话。这是每一个能说话的人都能认同的。
随身携带的物件，在被说话人运用时，同样能获得符号学的现实意义。
莫里斯对于符号的看法可以说是支持上述观点的。他对自己的符号学三分定义中的语用学，后来又有一个修正定义：“符号学的一部分，它在伴随符号出现的行为活动中考察符号的起源、用法和功能。”（1946年第219页）请注意“在伴随符号出现的行为活动中”，这里的“符号”指的是话语，“行为活动”是指什么呢？是人在说话的同时所采取的行动，这可以是身势与动作，也可以是言语行为，如承担性的、宣告性的、指示性的、表情性的和描述性的行为。这样，本书把面部表情与身势身姿与其他动作都算进了符号，是因为任何面相、身势与动作，在一定条件下（如在约定俗成之下，又如把它们抽象成象征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符号意义。如点头、摆手、食指与中指伸出形成V形、斜眼瞧人，经过约定俗成，它们分别成为象征同意、否定、欢呼胜利与鄙视某人的符号了。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附着的符号束（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是与话语同步的，本书把它们作为语用学定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有着实践意义和理论渊源的。
如果要举例说明，那例子多得举不胜举。本章将有三节分别对作为符号的伴随物、作为符号的面相身势以及作为符号的声气息加以阐述。
第二节 附着符号束参与言语活动的前提
语言作为符号有它先天的局限，这便是附着符号束参与言语活动的前提。
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第二节“语言符号的局限邀请语境介入”中，讨论过语言符号的先天局限，这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认知事物时人类需要如卫星云图、月面实象和比画的手势（前两者是语境显现部分的符号，后者是附着于人的符号）之类的符号的帮助；《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语言局限性的论述；钱钟书对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距离做了详尽的描述；局限从何而来；语境介入之后又如何。
结论是：语言不可能单独完成交际任务，总是伴随着其他符号才能完成一个交际进程。
这就是说，附着符号束的参与能帮助克服语言的局限，帮助会话双方推测出多于话面的含义，当然也能帮助推测出会话的一般含义。
这样短的几行文字也许不该单独安排一节来说明。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独立性使任何一节都不能吃掉它、吞并它。
下面，我们分别论证伴随物、面相身势、声气息作为符号时，是如何积极影响言语交际的。
第三节 伴随物的参与
一、伴随物在被说话人运用时，代表某个事物（象征意义），参加交际，具有视觉形象，从而能获得符号学的现实意义。
伴随物的条件是物体必须是说话人蓄意准备的、随身或就近的，否则就不是伴随物，而是大环境里的自在物体，那是语境干涉里讨论的问题。自在物虽然是语境的一部分，但毕竟不是伴随物。
第一类的伴随物与语音有参照关系。
语境：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彭：……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书真，《婚姻与家庭》，1992—11）
伴随物是梨。梨与切梨和吃梨，都成了有话语意义的符号，与话语互相参照，它获得的符号的现实意义是：分离。这是一个干涉言语交际的过程。虽然不说穿不点破，在场的三方都可推知其含义。切梨之所以能具有超越自身的意义，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与语音有参照关系。语音“分梨”谐“分离”。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结婚时撒布在新房里的红枣与花生。它们已不再是红枣和花生自身了。说吉利话的人，必须指着物体（红枣与花生）对新娘说，“吃红枣！”其弦外之音是“早（枣）生”贵子。或者指着花生说：“吃花生！”其弦外之音是“花着生”（一男一女地生谓之“花生”）。说话人如不指着东西说，那就不是附着物了。
第二类的伴随物与语音没有参照关系。但它们具备如下基本品性：象征事物、参加交际、有视觉或听觉形象。
语境：《围城》剧组来看望钱钟书，临别时他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每人送一本《写在人生边上》并一一在扉页上题字，他把一本写着“雄飞我兄存览”的书送给《围城》的年青编剧。
钱（诙谐地）：我这样写是为了区别他们，是和你的关系亲密的表示。
（刘存孝，1994年6月）
上面一例中，《写在人生边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书，只是作为友好的象征了。
与语音没有参照关系的伴随物，也大量地出现在禅门公案中。参禅时使用的极端手段———“棒喝”之棒，也是这一类。禅家宗匠接人（点化人）的方法，或用棒，或用大喝。如有如下一则公案：临济有一天问黄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什么是达摩祖师西来真正的含义呢？）黄檗拿棒便打。如是三问三度被打。拿棒打人不是目的，棒打有教化的言外之意。
又如，玄机访问雪峰禅师。
雪峰：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玄机：大日山。雪峰：太阳出来了没有？
玄机：倘若出来的话会把雪峰给融化掉了。
雪峰：你叫什么名字？
玄机：玄机。
雪峰：一天能织多少布呢？
玄机：寸丝不挂。（礼拜而退）
雪峰：（等玄机走两三步，不疾不徐地）你的袈裟拖地了。
（玄机一听，不自觉地回头看了一下衣角。）
雪峰：好一个寸丝不挂！
玄机自称“寸丝不挂”，可是又回头看顾自己的袈裟，这就露出了破绽：明明还有牵挂，而且牵挂得厉害呢。（林新居：《一味禅月之卷》）这是意射负担牵挂就会不守本分。这里作伴随物的是袈裟。袈裟是附着符号，干涉了话语。
二、伴随物作为符号使用时，若想赋予言外之意（超载）还需要规约，即社会公认
作者童年时代，不管是在私塾，还是在官学，先生都兴打学生的，教师打人的东西是竹板子。竹板子一拿，就无异说：“我要打人了。”先生对你伸出竹板，你就得伸出手心或屁股，最好是乖乖地，别调皮，越是调皮，打的越多。小伙伴之间平日开玩笑会说：你吃了竹笋炒肉吧？“竹笋炒肉”代表“竹板打手心”。这就是社会公认。竹板子（打手心）符号化了、规约化了。但竹板子对不是学生的人，没有这样的符号意义。
乡村走街穿巷的劁猪人的牛角号，吹起来就等于说：我来劁猪了。不仅有视觉形象，还有声音形象，具备了符号的双重条件。这在湘鄂黔交界地区是一种社会公约。牛角与牛角声对非本地人没有这样的符号意义，因为它与他们之间不存在这种公约。
数学教师手里拿的数学工具，只代表这仪器本身，学生在它们身上看不出多于本身的意义来，这算不算符号呢？还不算符号。这和另外一事是一样性质：胡萝卜。菜贩子手上的胡萝卜与前些年漫画中的西方人物手中的与大棒同在的胡萝卜是不同的。菜贩子手里的胡萝卜（胡萝卜菜）没有超越本身的意义，而与大棒同在的胡萝卜却有多于本身的意义：给予好处（援助）、优惠或笼络，而大棒代表侵略。但不能说只代表本身的物体（如胡萝卜菜）永远没有参加语言交际的功能。当某物用于交际被人赋予象征意义时（漫画：西方人手中与大棒同在的胡萝卜），它便成了符号。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处理：有超载意义的伴随物，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没有超载意义的伴随物，是一般语言交际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面相身势的参与
人的交谈总是伴随脸面表情、身姿与体位变化的。可以做一个比喻：面相身势与话语相伴正如影子与人相随。有了这个认识作基础，面相身势是言语生命意识的可见表现（可听表现是声、气、息，详见下节）才便于理解。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作为一种符号参与交际，并未被说话人自己意识到。
一、面相身势与话语内容和谐
面相指的是说话人面部表情，如眼、眉、耳、鼻、嘴、面庞肌肉的动象与颜色，眼睛放光的程度，面色和耳色的变化等。身势指的是说话人的身体各部位变动与姿势、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以及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相对距离变化等。
面相身势有毋庸置疑的表情达意作用。它们是说话人心理情绪、情感的直接观照，也可以看成是说话时的态度。这是它必须与话语和谐配合的基础。它们在密切配合着话语，向听话人一方传递着某种信息。如果一个中国人与欧洲人对话，光有对方的语言还不理想。最理想的对话是同时用欧洲人的眼神与欧洲人对话。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龙应台（1996）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后，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对他说：“你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龙回忆说：“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里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这一段说的是眼神和谐地配合了话语的对话是最理想的对话。如果说语言是表达和交换信息的符号系统，那么，它们则是表达和交换信息的图像符号系统。因为它们有可见的形象。这就是它们在言语的参照下可以发挥作用的原因。如：
语境：白穆存心让程之多锻炼演戏，故意说自己“脚上来了湿气，走不得”，便要程之代他演出。有一天，程发现白走得挺好。
程之：白穆老师，你的脚好走了？
白穆（大笑一阵，慈爱的眼光注视着他）……
（谢荣、丁黎，1994年7月）
白穆只有面部表情，并未言语，听话人程之却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某甲对某乙说“我向你道歉。”但说着说着迈开大步，重重地踏地，弄出很大的声响，脸上是怒气冲冲，配上这样的身势（与面相），与其说是在执行道歉行为，不如说是在加重挑战的局面与对立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对面相身势与话语协调和谐成为原则，尚不见论及。
在正常人的交谈中，面相身势与话语的分裂是不可能的，除非有特殊原因才可。
面相身势是人体活动的结果：肌肉、骨骼、血液内脏的活动，腺体和内分泌腺的变化，植物性神经的反应，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的指挥，使话语与面相身势成为统一、协调的活动。这一事实正是它们与话语和谐一致成为会话的一条原则的生理学基础。例如：
侯宝林：我的遗嘱已经写好了，只有三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尊敬的听众观众，我一生是为你们的笑而活着，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一生都是你们供养的。（老泪纵横）
（纪觅功，1993）
话语很动情，面相便是老泪纵横，这就是和谐一致。又一例：
语境：叶盛兰和马富禄两位名角，在后台看18岁的武丑张春华顶替叶盛章（叶盛兰的三哥，也是武丑）压场。
马：你三哥什么时候收的这个徒弟呀？
叶：（两眼只盯着台上，纳闷）没听说三哥收这么个张春华呀！
马：（连声赞）像！真像！比你三哥在富连成教的学生都像他！
（刘连群，1994年9月）
请注意，叶的话语是“没听说收徒弟”，因此，与其话语配合的面部表情是两眼直直地硬盯着台上，纳闷的颜色与脸相。这不是和谐吗？
对于这样的和谐，有两点解释：
第一，面相身势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说话的综合信息之一部分。情感是内隐的，态度是外显的。情感和态度二者基本一致，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不一致的发生是由于内心对某人十分讨厌，但某种理由迫使表面上却装得十分亲近（如果有话语，话语也装得亲近）；内心想向某人提供真实情况，由于某种原因，表面上却显出迟疑、保留（如果有话语，话语也显得吞吞吐吐）。态度与情感分裂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话语和态度总是一致的。因为态度是外显的，话语也是外显的（可听可闻，即表层的）。如果连外在的东西都显出分裂，说话人即会被认为（1）神经不正常，或（2）大有言外之意。因此，一旦说出假话（假值判断句），那么假话与假态度（面相、身势造成的虚假作态）也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就不能迷惑听话人一方），然而假话与内心情感、情绪却是分裂的。因此，要实现会话意图，在说判断句（性质判断、关系判断、模态判断、规范判断）的时候就得取真值。一旦取假值，就破坏了谈话本身，就没有基础进入“面相身势与话语和谐一致”这个原则层次的讨论了。因此，本文的讨论不涉及说假话与假态度一致配合的情形，这一原则中提到的“话语”界定到真值判断句（性质、关系、模态、规范）、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第二，所谓“和谐”是指话语内容与相应的面相身势在相关的情绪与情感之中的和谐。因为它们与话语必然出自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这种和谐的例子随手可拈：当内心的情感是爱或恨，相应的外显是友好或敌视，话语即体现友好或敌视。同理推知：内心情感是欲求或放弃，相应的外显为急迫或平淡，相应的话语内容则体现为急迫或平淡……如此等等。
